“究元决疑”的人生
梁漱溟一再向人们表白，他实在没有旁的，只好发生问题。尤其易从实际人事上感触而发生问题；有问题，就要用心思；用心思，就有自己的主见；有主见，就从而有行动发出来。[1]事实上，他在人生实践对“问题”的探寻中又不时吸收一些传统人生哲学思想以及当时流行的各种理论、思潮来系统化、体系化其在实际生活中的人生感受，并力图为其人生哲学奠立起形而上学的基础。可以说，《究元决疑论》正表现了梁漱溟人生哲学这一特点。
其实，梁漱溟早年思想的一变再变也体现出其人生的这种指向性。
他的父亲信任乃至放任的开明教育方式诱导梁漱溟自己在生活中去寻找“对”，梁漱溟由此养成了自信、不拘成规，处处要自己拿主意，以自己找到的“对”来指导和调控自己的生活的性格。面对民国初年百废待举的社会现实，他“策数世间治理，矜尚远西”，个人则禀持功利主义的价值观与人生观，以成败得失作为是非判断的标准。如是者若干年，方感到功利主义人生观在实践中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由此走向另一个极端——佛家出世主义。佛家则提供了弥补功利主义人生观的局限，而从人生究极的问题的角度来安定人生。梁漱溟《究元决疑论》这一篇长文就是他对佛教人生观的一个总结。
该文由究元第一（佛学如宝论）和决疑第二（佛学方便论）两部分所构成。全文一万三千余字。所谓“究元”指“究宣元真”，“决疑”乃“决行止之疑”。当然，“究元”是“决疑”的前提。他说：“欲得决疑要先究元”。“究元”又可分性宗和相宗二义，其基本内容就是依据佛教立场的宇宙本体论。
从佛教立场出发，梁漱溟是如何看待宇宙本体的呢？他说：“所究元者唯是无性。唯此无性是其真实自性。……所云周遍法界者，一切诸法同一无性之谓也。”[2]梁漱溟这里的所谓“无性”指的是宇宙本体自身清静本然，并没有定性；或者说，万有世界是空无一切的，虽然其最终本质所揭示的就是真如法性。这种对宇宙本体的理解是符合大乘佛教的根本思想的。既然天下万有本来“无性”，空无所有，又缘何有如此所谓世间万有呢？梁漱溟说，这是由于人心的作用。“心生种种法生”。宇宙本体原来“清静本然”，世间万有乃“心体”“忽然念起”而生的种种“心相”。这种“心相”“因果相续、迁流不住，以至于今”，最后演成世间万有。因此，宇宙本体原是真空，世间万有是虚幻不实的。
但是，梁漱溟对宇宙本体的探讨最后还是归结到世间来了。从“究元”所得到的宇宙本体“无性”的结论出发，梁漱溟依次演出“不可思议义”、“自然轨则不可得义”、“德行轨则不可得义”三个基本命题，作为他对世间“妙有”的基本看法。梁漱溟认为，所谓“不可思议义”乃谓宇宙本体超乎时空范围之外，其“不二而最初，无由推证其所以然”，所以不是人类智灵所及的。由此一义，梁漱溟又推论出其他二义。他说，既然宇宙本体不可思议，因此世间不曾有轨则可得。那么，一切学术名言何以成立的呢？梁漱溟以为，学术名言是在幻有的依他起性上成立的，除了虚妄外别无它物。同理，“德行轨则不可得义”是说道德行为的法则“良知直觉，主宰自裁，唯是识心所现，虚妄不真”。[3]这就是梁漱溟从佛教立场对宇宙世间的根本看法。
确立了宇宙本体“无性”的根本立场，梁漱溟便过渡到如何“决行止之疑”的问题上。也就是，既然宇宙本体“清静本然”，那人类应该如何而住之呢？为此，他提出了出世间义与随顺世间义两条存在之路。
所谓“出世间义”自然是“如来大教”为众生所示之道，这也是梁漱溟于写作该文时所重视之道。所谓“随顺世间义”自然是以不出世的方式而存在。不过，梁漱溟很清楚，不可能期望世上所有人现在均禀持同样的“出世间义”。他说：“世间人不能尽以出世期之，众生成佛，要非今日可办，则方便门中种种法皆得安立。”[4]这就必须有“随顺世间义”。梁漱溟认为，无论世间还是出世间，皆可任人自择。只要“能常亲正法，获闻了义，虽住世间亦得安稳而信”。
“究元决疑论”所表达的人生哲学思想对于梁漱溟人生与哲学的发展可以说画出了一个基本的轨迹。从宇宙本体的“无性”出发，到“不可思议义”、“自然轨则不可得义”、“德行轨则不可得义”三个基本命题，必然就会得出人生的目的、价值等的虚妄不实的结论。所以，梁漱溟说“人生唯是无目的”，无目的之行“无一毫之价值”。人世间普遍存在的目的论的人生观以及道德轨则均失去了依据。梁漱溟这种站在“出世间义”的立场上对人生与宇宙本体的看法，不仅成为他提出“无目的的向上奋进”的人生哲学的思想渊源，成为后来批评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青年派人生观的理论依据，而且影响到他对人类文化的基本看法。为什么人类文化发展的归宿必定是印度文化呢？大概印度人具有对宇宙人生的一种究极的认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究元决疑论”从根本方向上影响到梁漱溟的整个文化理论。
另一方面，该文提出的“随顺世间义”在当时并不是梁漱溟本人所要强调的，但时隔五六年以后，梁漱溟真的放弃了出世念头，重新回到世间来，这说明梁漱溟的人生并没越出该文所画定的轨迹。
不过，回到世间后，梁漱溟不得不重新审视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的问题，由此，他才循着“出而不出”的人生轨迹提出人生“无目的的向上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