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问题的苦恼
梁漱溟早年思想经历了几次大的转折，每次转折都是从其人生所遭遇的“问题”开始的。大体看来，早年思想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思想，大约从十几岁开始用心思起，到二十岁左右止。这时所关注的“问题”的核心，是如何救治社会之流弊。这时的所谓“社会问题”并没有与关系民族问题的所谓“中国问题”直接联系起来，乃属于一般人类社会的出路问题。其思想的基本特征是受其父实利思想影响的功利思想，看待问题囿于成败得失之间，以功利作为价值判断和是非善恶的标准。其具体表现就是，不仅于什么“民族精神”“东方文化”等“大而无当”的话不感兴趣，而且直于什么“文学”、“艺术”、“哲学”一类的名堂闻所未闻，甚至对“哲学”以及写文章的文人均表示厌恶。[14]由于其价值判断的标准是一般功利主义的得失损益，故而其社会政治观点也几经变化。起初，他向往康梁的君主立宪，但很快就又倾向和同情革命，直至要求消灭私有制度，以他的“社会主义”来救治时病。真是“左冲右突”，思想流变很快。但是，当社会主义与江亢虎等人之所为联系起来以后，梁漱溟即对社会主义表示反感。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革命的果实落于少数军阀之手。操持政府权力的军阀走马灯式地起落更迭，使中国的社会现实变得更加严酷，秩序更趋混乱。于此，梁漱溟陷于深深的困惑之中。他的社会理想已不可能变成现实。原来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念不足以裁定评判纷乱复杂的社会现实，因而也起不到稳定人生的作用了。这样，梁漱溟的精神世界出现了严重危机，自己感到很痛苦，又找不到解脱的门径，两度几欲自杀。自杀虽然未成，由此则使他思想上发生了第一次重大转折，转入了第二阶段。
梁漱溟在解释这次精神上的危机时，概括了三个原因：一、感情真挚易多感伤感触，佛家所谓烦恼重；二、事功派的夸大心理，易反动而趋消极；三、用思太过，不知自休，以致神经衰弱而神经过敏。因此根本否认人生，时有出家自杀之想。[15]
这种解释是符合其思想实际的。遇事认真的梁漱溟在那个革命的时代遭遇到的所有问题，都是其要用心思加以解决的。问题愈艰难，其所费心力自然愈甚。一旦遇到用固有价值系统和思维模式解决不了某种复杂问题，就会导致原有的精神结构失衡乃至崩溃。梁漱溟当时的情形正是这样。
第二个阶段的思想，大约从20岁起至29岁放弃出家时为止。这一时期的主要“问题”不再是从人生的角度所感受的社会问题。或者说，这时的“问题”主要的并不是由社会问题所致，而是人生问题本身。也许可以这样说，正是第一阶段从人生的角度感受到的社会问题以及力图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使梁漱溟直接切入到人类生命问题。因为，一般而论，人的生命问题较之社会问题更为广泛、根本、深澈。对生命本身的探究要比一般的研究社会问题层次更深。梁漱溟早先在社会问题中碰了钉子，对人生问题就有了感触，由此步入对生命问题的思考。故此有对人生问题的“反复穷究，不断探索”。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梁漱溟此前并未接触到生命的问题。事实上，他对于人生问题的烦闷在早先开始用心思时就产生了。自十四五岁起，梁漱溟就经常找些佛书来读。17岁时拒绝母亲为之议婚，有出家的倾向，20岁开始茹素，抱定了出家念头。因此，我们说梁漱溟20岁上专注于人生问题，是指他决定出家而言的，并非此前于人生问题毫无留意。
梁漱溟从个人的生存体验开始思考人生问题。在梁漱溟看来，现实生活中，人不可避免地有生活苦乐的感受。苦与乐当然都是生活者自己的切身体验。从一般动物趋利避害的生存原则看，人自然应该是去苦就乐的。什么是苦，什么是乐呢？梁漱溟说，所欲得遂则乐，所欲不得遂则苦。欲望源自何处，又如何能使欲望得遂呢？他说：“欲望出自主观，其或遂或不遂则视乎客观际遇；是故苦乐殊非片面地从主观或片面地从客观所得而言之者。”[16]也就是说，苦与乐产生于主客关系之间，自然不可能单纯取决于客观方面，也不可能单纯取决于主观方面。若要于二者间取其一的话，那么不如说苦与乐就产生于主观方面。苦乐不在外境。“苦乐问题于其着重在外境来看，不如着重在吾人主观方面犹为近真——较为接近事实。”[17]这里，梁漱溟的思想有了一种跳跃。本来，按照他的推论，苦乐并非片面地从主观或片面地从客观“所得而言之者”。既然苦乐产生于主客之间，那么何以由此推论出“苦乐不在外境”这个离却客观而纯言主观的结论呢？其实，关键在于此时的梁漱溟对“欲望”这个“问题”的处理已经取了佛家一路。他已从肯定“欲望”的实利主义转变为否定“欲望”的出世思想。从佛家的路数来看，欲望就是迷妄、世间、凡尘。佛家是主张出离世间超越凡尘的，而要出离世间，只是主观精神在世间的由“迷”转“悟”，并不在欲望向客观外境的要求满足。欲望向外在客观方面去求“得遂”，实际上就走上了红尘世间的漫漫黑夜，跌入无边的苦海。这就是“迷”。欲望是起于身体的，身体欲望的“得遂”也是没有止境的，也根本不可能永远“得遂”。因此，苦乐问题的真正解决实际上只能求诸内在精神方面。苦乐不在外境，而在内心，这是佛家的思想。于此，梁漱溟的感慨是：“人生不外是迷妄苦恼的一回事，诚如佛家之所说：起惑、造业、受苦。”[18]梁漱溟认为，欲望不断地要求“得遂”，最后必将导致一个根本就无由通过外境所能解决的问题。这个根本问题就是人类生命本身。诸如人的生老病死之苦，就不是求诸外境能解决的。生老病死永远伴随着生命本身。人要从这些凡尘苦恼迷妄中解脱出来，彻底脱离无边的烦恼——“欲望不得遂”，只有修“无生”。这就是佛家为红尘众生所开示之路。
然而，就是在这里，也存在着梁漱溟思想再次转变的逻辑可能性。欲望不向外境而向内反求的“得解”固然可通过修“无生”，即取消生命来完成，但也可以不取消生命，而通过改变欲望的内容和方向来完成。因为，欲望的产生导致主客对立。但欲望起于身体，就主体而言，身与心的关系是相互依赖、难以分割的。心为身之主宰，身为心之形具，心可以支配和调节身体欲望，但心又以身为材料，不能离于身。佛教所走的生命超越之路就是弃绝身体欲望的禁欲主义。殊不知就在欲望向主观上求“得遂”的范围之内，并不一定要放弃生命，而可以在承认身的存在的情况下，强调心对身体欲望的调控。这就是在不放弃生命的前提下向主观上求解决欲望之路，即梁漱溟所谓的儒家“调和持中”的路。
梁漱溟早年思想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29岁决定放弃出家，回到世间生活以后。此时，他所面对的仍然主要是人的生命问题。不过，是关于生命将如何“住世”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思考和体证的结果，使他从此决定了生命住世的生活路向，终生不再改变。
梁漱溟以其亲身的经历与生活实践体证出，孔家的生活是住世的最圆满的生活。他在1918年的一次演讲中说：“住世思想之最圆满者无逾于孔子，其圆满抑至于不能有加。……所谓西士思想无其类者即是此物，所谓欧土将弗能外之东方化者亦是此物，而彻上彻下孔子所谓一以贯之者即是此物。”[19]在这个阶段，梁漱溟体证出，生命的解脱不一定非得求诸出世，而完全可以以住世的方式求得生命的解脱。这也就是他所谓的“出而不出，不出而出”的儒家生活。在梁漱溟看来，儒家不主张出世，但一定对出世的态度或倾向是有所领悟的。不住涅槃，不舍众生，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业，是孔子的自觉选择。这样，儒家与佛家在生命的体证上可说是达到了同样的层次，只是具体生活的路向不同。
从梁漱溟一生的经历来看，他最后选择儒家生活是其在人生实践上探索穷究生命本质的过程中所找寻到的“对”，是走向“理性”的一个重要步骤。而从梁漱溟早年思想再转再变的过程来看，选择“出而不出，不出而出”的世间生活也是符合他本人的性格的。
因为，虽然梁漱溟在20岁左右切志出世，但实际上则“好揽世间之务”。他的个人生活既甚不合世间生活正轨，又甚不合出世生活正轨。几年下来，精神憔悴。虽然自己主观上不觉其苦，但客观上则难以长期支持。禁欲主义弃绝身之需要而求生命解脱的路向使他不可能再揽世间之务，同时，宗教禁欲主义也不是解决他愈来愈关心的社会问题的途径。在这种情况下，梁漱溟发现孔子儒家有随顺生命，调和折中的方面，自然是找到了生活的“对”。这对于不断追寻问题、解决问题的梁漱溟，当然是十分感奋的。20年代初，梁漱溟在北京、山西的多次演讲中谈到孔家生活的圆满，就表现出其发现新大陆似的兴奋。[20]即使到了晚年，梁漱溟对这种兴奋的情绪依然记忆犹新。在《我早年思想演变的一大关键》一文中，他说：“正是由于我怀人生是苦的印度式思想，一朝发现先儒这般人生意趣，对照起来顿有新鲜之感。”[21]因为，对这时的梁漱溟而言，儒家生活的发现其实就是一种新价值、新世界的发现。这种新发现，既使他对人类生命的本性获得了相当程度的了解，同时其个体的生命亦得到了时人难以理解的新生和解放，人生由此安定下来。
1928年，在广州中山大学的一次讲演中，梁漱溟对自己人生苦恼阶段的思想转折历程作了回顾：“大约从我十四岁就好用心思，到现在二十多年这期间内，总有问题占据在我的心里。虽问题有转变而前后非一，但半生中一时期都有一个问题没有摆脱，由此问题移入彼问题，由前一时期进到后一时期。从起初到今天，常常在研究解决问题，而解决不完，心思之用亦欲罢不能，只好由它如此。这就是我20余年来所走的一条路。”[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