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路向与文化模式
人生路向即人生态度。人生态度指人的生活的倾向而言，或人的生活习惯、解决问题的方式。
梁漱溟对人生路向或态度前后表述略有不同。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他以“向前面要求”、“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和“转身向后去要求”来分别表示西方、中国和印度三种不同的人生路向。后来，梁漱溟的表述则有所不同。1937年首次出版的《朝话》一书中就将人生态度简洁地归纳为西方“逐求”、中国“郑重”、印度“厌离”三种。[31]但从他的具体解释来看，其基本指谓则是一致的。所谓“逐求”即谓人于现实生活中逐求不已：如饮食、名誉、声、色、货、利等，一面受趣味引诱，一面受问题刺激，颠倒迷离于苦乐中，与其他生物亦无有异。所谓“郑重”则是自觉地听其生命之自然流行，求其自然合理。表面看，此所谓“郑重”有如“儿童之能将其生活放在当下，无前无后，一心一意，绝不知道回头反看，一味听从于生命之自然的发挥，几与向前逐求差不多少，但实则是“反回头来”“自觉的尽力量去生活”，才是真的发挥“郑重”。[32]儒家之所谓“正心诚意”、“慎独”、“仁义”、“忠恕”等，均可谓是以自己自觉的力量去生活。所谓“厌离”，即指人对生活之苦的感觉而产生的厌离世间而求出世的生活态度。不过，这时梁漱溟看待三种人生态度并非只是西、中、印三方各自分别独具的生活态度，而认为是为其三方各自分别发挥得最彻底、最淋漓尽致的人生态度。这种微妙的变化大致是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之后受到胡适等人的批评所作出的相应修正。
而且，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朝话》以及以后的《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等著作中，除了继续坚持以生活样法即人们解决问题的方式来观察各方文化外，梁漱溟同时认识到解决问题的方式或人生的态度是与这种方式或态度涉及的对象有关的。主观的态度并不是天然存在的，它与其所触及的问题本身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基于这种认识，梁漱溟说：“第一种人生态度为人对于物的问题。第三种（实即第二种，此处梁漱溟在中印人生态度的排列次序上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有所不同——引者。）人生态度为人对人的问题，此（即指第三种人生态度——引者。）则为人对于自己本身的问题。”[33]这就使梁漱溟的文化理论在摆脱纯粹的主观文化论的路上迈出了一步。乃至晚年，对三家的问题梁漱溟径直概括为身的问题、心的问题、浑括身心的生命的问题。在《东方学术概观》（昔年未完旧稿）中，梁漱溟说：“第一问题径称为身体的问题亦不为过。”[34]又说：“人生第一问题原从人的身体而来，人生第二问题则从乎人的理性（即心——引者）而来。”[35]在《人心与人生》一书中也持同样的论点。至于佛家解决的人生第三问题则是浑括身心的生命之解放的问题。[36]
这样在梁漱溟看来，问题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同。用不同的方式去解决不同的问题，就使文化呈现出不同的特异的色彩。
身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直接就转化为人对物的问题。很明显，它是自然科学形成的依据。因为，人首先是以身的方式而存在的，作为生物，人必须要向外界——自然界去求生存。向外看则一切皆物。对外在客观的物，人必须要用力去制服它，它才可能服从人生存的需要。在生存问题上人必须“眼向外看，耳向外听，手向外取，心向外想……而其必从前面对方下手，变更外在条件，改造客观环境以为问题之解决”。[37]西方人正是着力于第一问题，向外用力，在发展自身对外物宰制力量的同时，发展了科学与政治上的民主制度，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化。
心的问题只能是人与人的问题。身与心是层次不同的两个问题。人从乎身则分则隔，从乎心则分而不隔。因此，人不可能像对待物那样去对待人。像对待物一样对待人自然是人性的失落，同时也不可能真正解决人的问题。即使能制服一个人的身，也并不能因此就能征服这个人的心，正如人的不可夺之“志”。人对别人即“他心”就要像对待自己一样，才是人与人问题之解决的定理。梁漱溟将人与人之间分而不隔之心称为“理性”。“理性”是人的类本质规定，是人际关系中的行为规范和准则。要领会和把握这个“理性”，东觅西求地向外追寻是无济于事的，它必须要通过向内用力的途径才能获得。梁漱溟认为，向内体认是深切认识人类生命的主要的和基本的途径。他说：“凡懂得人情的皆从懂得自己而来；要教育旁人，必先在修养上实有诸己。”如果说修养之学有待于人生第二态度之向内用力，那么说一切有关人事的学问皆有赖此向内用力之第二态度也固无不可。[38]人向里用力，体认其分而不隔之心——理性，由此产生了道德。中国人以第二人生态度解决人生第二问题，从而产生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
人生第三问题是人对自己——自身与自心——的问题。这一问题乃人自己的身心有违乎其要求，并且通过自己的理智反省到此为世间不可能真正解决的问题。对这些无由解决的问题求得解决，产生了人生的第三态度。印度人持此“厌离”的人生态度。梁漱溟说：“古印度人所特别敏感的，似乎从生死无常而深深厌恶这生命本身的机械、被动、不自在”。[39]对此问题的解决就是取消生命问题，修“无为法”。印度人从此“厌离”的人生态度产生出宗教。
梁漱溟就这样将人生问题与文化问题联系起来了，从人生的三大问题以及由这些问题所决定的解决问题的态度或方式来总括文化。并且，就是在晚年，他依然自信人生“三大问题划然有别、确当不易，增无可增，少无可少”。[40]复杂、深邃的文化问题被梁漱溟以人生的问题而切入，从而形成了他独特的文化理论。
梁漱溟这种从人生态度来解释文化的理论是一种主观文化论。的确，照梁漱溟的看法，文化只有主观的因，其余都是缘。当然，这是对曾国藩、李鸿章辈只见文化的客观结果，而不考察文化的主观性的一种反动，同时也是强调人应对自己的历史、文化有所积极创造发展的表现，应予肯定。从这种人生态度决定文化类型的思想出发，梁漱溟还将其主观文化论发展到天才论，这就有所走过了。他说，文化是由人类的努力创造出来的，其源多出于最大的发动力，就是天才，而非现在局面的。中国文化即由于几个天才的创造而得大家的风从的。如孔老即是。他又说，其实文化一物，在在俱是天才的创作，偶然的奇想；只有前前后后的缘，却并没有所谓因。但是后来，由于梁漱溟承认人生的各种问题与人生态度的相互关联，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就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文化产生仍然是有其客观现实依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