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实践的理性

梁漱溟的“理性”，就他个人而言，与其说是一个哲学概念，倒不如说是他行为生活的准则，是“对”。其实，就他以理性来概括范围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之时，也仍然是作为实践的基本原则与目标而存在于中国文化之中的。因此，理性在梁漱溟看来，只是个实践的问题，做的问题。它不是抽象的哲学范畴。

基于此，梁漱溟认为，中国人从来疏于以理智知识的方式把握认识对象。他们不像西方人那样去将对象打碎，分得很细很细地去研究、考察，从而发展出科学。中国人只按自己心中的理性行事。因而，他们只在生活中去实践他们所看到的理。然而，对于这一思想，梁漱溟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还没找到“理性”，与“理性”对应的是“直觉”。在那里，梁漱溟认为，中国人不像西方人那样，遇事就采取理智打量计较的态度，而是凭“直觉”随感而应，浑沦地、整体地去把握对象。比如，在本体论上，西方人凭着理智计较的态度，要去追寻最后的不动的东西，结果产生出静的本体论。中国人凭“直觉”生活，他们不走极端，不追寻静的本体，而是遇事采取不认定的态度，结果以动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其所谓不认定、不走极端、动的观点，实际上就是一种调和的、中庸的态度。就一定意义上说，对本体的不认定就不会产生西方式的本体论，本体不是一个认识的问题；不走极端即不偏执。这些思想中已经包含有“理性”的萌芽。到30年代以后，“理性”概念提出，梁漱溟就提出了儒家的理性精神就是实践精神的思想。

在梁漱溟看来，理性并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实践的问题。

他说：中国人“从来重视人生实践”[22]，“儒家盖认为人生的意义价值，在不断自觉地实践他所看到的理。”[23]这样一来，儒家教人就是让其按他认为的“对”去生活。然而，既然“对”、“理性”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规定，那么，人们“实践他们看到的理”其实也就是实践他之所以为人，成就他自己的意思。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尼采、海德格尔的所谓人是自己未完成的作品，在一定意义上也就与梁漱溟有了“视界溶合”。不过，梁漱溟的理想人格虽于生命哲学有所接受，但其基本上仍然是儒家道德人格。因此，梁漱溟的实践自己之为人，其主要思想内容是“做好人”、“道德的人”、“圣人”。

基于此，梁漱溟将儒家学问称为“自己学”。在梁漱溟看来，孔子的学问就是“为己之学”、“做人”之学。“做人”就在于人一方面了解他自己，另一方面自己对自己有办法。所谓了解他自己，就是对当下他“应该”做的事情有自觉与体认；所谓“自己对自己有办法，亦就是自己不跟自己打架，自己不跟自己闹别扭”，即“从心所欲不逾矩”。显而易见，这是道德人格的追求。梁漱溟对人的精神的理解受柏格森整体思想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理智、知识、才能对于人的完善、全面发展有重要作用，在教育思想中亦强调知识、才能的培养。但是，从总的倾向上说，“理性为体、理智为用”的思想仍然渗透在他的理想人格之中。所以，梁漱溟实践中成就的人，仍是“圣人”。1934年，在《乡村建设》上梁漱溟发表了《孔子学说之重光》一文，谈到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二者的关系说明了这个问题。

他说：“一切学问都包含两面：一面是对其研究对象的了解，一面是对其研究对象的有办法；而办法则从了解来。办法是偏乎应用一面，了解是纯粹研究的工夫。如果对于人类心理有认识有办法，那一定是从深彻的了解个人自己起；了解自己与对自己有办法，是丝毫离不开的。如对自己没办法即不能对自己有了解，对自己无了解亦不会对自己有办法。反之，有一点了解即有一点办法，有一点办法亦有一点了解。愈了解自己便愈对自己有办法，愈对自己有办法愈了解自己；所以办法与了解是一回事的两面，即了解即办法，完全离不开。”[24]

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一体不二。知行合一。它要求人们念念不离当下，无所求取，唯义所在。这样来成就自己，自然是道德人格的完善了。(https://www.daowen.com)

梁漱溟认为，儒家学说的宗旨就在教人信赖自己的理性，并将理性作为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来担当。有如陆象山“宇宙内事，即己分内事”的使命承担。他说：“中国古人之有见于理性也，以为‘是天之所予我者’，人生之意义价值在焉。”[25]于此，在中国，“临危毋苟免”的精神、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都是生命的光彩。

自然，梁漱溟所谓成就自己的“自己”并不是某一个人的躯体，而是自己的道德生命。“一个人的生命，不自一个人而止，是有伦理关系”。[26]因此，人成就他自己就是成就他的伦理关系。他的生命并不是脱离开其伦理关系而孤零零存在的一个人。他说：“凡痛痒亲切处，就是自己，何必区区数尺之躯。”[27]人的自我成就就是道德生命的完成，人的类生命的完成。

简言之，梁漱溟所谓实践理性的思想即“做人”的思想，是符合并发挥了儒家道德哲学的基本精神的。他所强调的“做人”，就是从身的束缚中不断超越，最后进展到自由，即“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这种理想人格的实现是一个实践过程，而不是个理论论证的问题。同时，应该强调的是，梁漱溟理想的人格与现代西方哲学人本主义的个性的丰富、完善，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是有根本差别的。如果说前者要成就的是道德生命，也可称为类生命的话，那么，后者成就的主要是个体生命，是个性的丰富与完善。这也是当代新儒家作为“全球保守主义”思潮中一支重要的力量所带有的共同色彩。

然而，联系起梁漱溟关于“理性是体，理智是用”，中国文化早熟，理性早启的思想，特别是他认为理性必定是实践的这一思想，我们不难看出，梁漱溟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但他的思想中已经潜在地包含着这一思想：理性必须要求实践，中国文化是理性至上主义，所以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是要落实在实践上的；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要求道德实践，所以中国发展不出科学。在梁漱溟，似乎这是不言而喻的。理智产生科学，因为理智从静观的态度、分析解剖的方法去对待对象，它将对象分解为碎片来认识，这是为理性实践所根本办不到的。在理性实践中，人们不可能采取理智的态度，这是由理性的实践体证方式以及理性所处理的伦理关系所决定的。从理性实践的角度看，无论就其对象、手段、方法等等方面，还是就其最后达成的目的方面看，都直接与科学无涉。因此，按照梁漱溟的推论，似乎就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是理性主义，理性要求人必须去实践自己之为人，而不是以理智去对待外部世界，所以，理性的实践要求抑制了科学的发展。

总起来看，尽管梁漱溟认为理性主义抑制了科学的发展，但是，理性是超理智的，不是反理智的，这就为今日中国发展科学提供了逻辑可能性。而且，梁漱溟还认为，中国虽然超乎文化发展的正常秩序，理性早启，但要中国放弃理性主义，重蹈西方文化经历的老路，那却是不应该的，那是历史的倒退，不符合今日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因此，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在保持传统理性主义基本精神不变的情况下，去发展西方式的科学与民主。至于理性与理智的关系，就是体用关系。这样一来，梁漱溟作为现代新儒家逻辑发展中的起点，实际上已经昭示出未来新儒家发展的大致轨向，保持传统的基本精神（理性、良知、仁）主体地位不变的条件下，去发展科学与民主，其思想归趣诚然就是牟宗三先生的“良知自我坎陷”说的一种雏形。只不过，在梁漱溟那里，这一思想还没有表现得那么明确。当然，科学、民主与良知、理性的层面不同，不可等量齐观。

梁漱溟的理性为体、理智为用，中国文化是理性至上主义的思想，与其文化哲学中三方文化关系的最后排定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