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伦理本位

梁漱溟认为，道德和法律虽同为维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两大基本要素，但是，它们在中西社会中各自的地位却正好相反。西方的文明不靠宗教维持便靠武力法律等外在的强制力来维持，然而中国社会既无超世间的人格神式的宗教信仰，于武力法律等强制力也薄弱，然社会秩序照常存在。从西方人的眼光看来，岂非怪事！但在中国人看来，则并不足怪。因为旧日的中国虽无宗教，却是以道德代宗教，虽法制薄弱，却是以礼俗代法律。[40]

梁漱溟承认中国传统社会也不能没有阶级的统治和剥削现象，但是，他认为，在中国文化根本精神的影响下，其统治与剥削又具有中国的特点。他说：“社会矛盾（剥削及统治），旧日中国所不能无，但它化整为零，以情代势，颇得分解缓和。其秩序，虽最后亦不能无藉于国家法律，但它融国家于社会，摄法律于礼俗，所以维持之者，固在其个人其社会之自力，而非赖强制之功。”[41]这种风尚当然应归功于中国人所特有的伦理精神与道德理性。当然，风俗教化一方面启导人自觉，另一方面也有强制之功，而不完全是自觉或自律。

中国人偏胜于家族的生活，实际上是以其伦理组织社会，将个人与团体之矛盾消融于家族之中，个人隐没于家庭。假如说西方社会中是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统一的话，那么，中国社会则是伦理本位。为何称中国社会为伦理本位而不是家庭本位呢？这是因为，伦理关系虽然具体地体现于家族关系之中，但是它却并不止于家族。人实际上生活于各种关系之中。这些关系，即为种种伦理关系。当然，家人父子，是其天然基本关系。如父母、兄弟、姊妹、夫妇、子女、宗族戚党等等。但随着人的生活向外的开展，就必然会有其四面八方若近若远数不尽的关系。中国人就是以这些伦理来组织一切社会关系的。如于其师呼曰“师父”，于其官长呼曰“父母官”，于乡邻朋友，则互以叔伯兄弟相呼，以表某种亲切的情谊，加重其情感与义务。全社会之人，不期而辗转互相联锁起来，无形中成为一种组织，中国自古就有所谓“天下一家”，“四海兄弟”之说。这种组织的纽带就是伦理关系，所以中国社会可说是伦理本位的社会。(https://www.daowen.com)

通过对乡村社会的风俗习惯的分析，梁漱溟看到，伦理本位在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宗教诸方面皆有其表现。他说，伦理关系中，夫妇、父子情同一体，经济上财产不分，具有共财之义；在弟兄、近支亲族间，则有分财之义；亲戚朋友邻里之间，彼此有无相通，有通财之义。梁漱溟还说，从某一点上看，这种伦理的经济生活，隐然亦有似一种共产，不过不是以一个团体行共产。其相与为共的，视其伦理关系之亲疏厚薄为准，愈亲厚，愈要共产，以次递减。财产不独非个人有，非社会有，抑且亦非一家庭所有，乃为其伦理关系中者所共有。这样一种社会经济伦理的结构，便使中国社会迈不开走向“生产本位”的资本主义之路。政治伦理化也使传统中国的政治结构有自己的特点，如比国君为大宗子，称地方官为父母，视一国如一大家庭。中国人但知有君臣官民彼此间的伦理义务，而不认识国民与国家的国体关系。伦理表现于政治理想与途术方面，就是对社会福利与进步，无甚要求，其政治理想是天下太平，其内容就是人人在伦理关系上都各自作到好处，大家相安相保，养生送死而无憾。途术方面则自古倡导“以孝治天下”。就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而言，中国的伦理本位恰如西方的宗教之对于西方社会。中国是伦理宗教化。当然，伦理并非宗教。伦理的宗教化，是就其社会地位及功能作用而言的。所以，中国的伦理本位亦可称为“伦理教”。因为，伦理在中国成为人生的终极关切，成了宗教的替代品，人们为了自己的伦理义务及关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中国人生，便由此得了努力的目标，以送其毕生精力，而精神上若有所寄托。”[42]这样，中国人的伦理生活就成为了人以不出世的方式而出世的生活。梁漱溟认为，人的生命本具有相反之两面：一面是从躯壳起念的倾向；另一面是超越躯壳或反乎躯壳的倾向。宗教就代表其超越躯壳反乎躯壳这一方面。宗教作为生命的终极关切之所以具有稳定人生的伟大作用，就为它超越现实，超越躯壳，不致使人生局于浅近狭小而止。但现在中国人的伦理并不离现实，同样起着宗教的作用，所以是伦理宗教化。他说：“中国之家庭伦理，所以成一宗教替代品者，亦即为它融合人我泯忘躯壳，虽不离现实而拓远一步，使人从较大处寻取人生意义。”[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