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国文化再探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中国人民八年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这时，梁漱溟以为“国难已纾，团结在望”[35]，“大局已有眉目”，此后便可以潜心从事他所喜爱的文化问题的研究了。将中国的孔家人生态度贡献给世界，是他的理想。并且，这种思想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变得更加明确亦更加坚定了。

然而，随着战后关于民主建国的若干争论及内战阴影日益显豁，迫使包括梁漱溟在内的第三方面人士不能坐视国家人民的利益而不顾，只好介入两党之间进行调停，以防内战烽烟再起。虽然就个人倾向上说，梁漱溟和他所代表的民主人士可能更加倾向于在野的共产党.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则只得尽量保持不偏不倚的立场。一旦调停有了初步结果，梁漱溟就一再表示不愿再陷身于政治旋涡而愿倾力于学术研究。1946年2月2日，梁漱溟撰成《八年努力宣告结束》一文公开发表，文中历述其不愿再从事政治活动的真诚愿望。[36]但日益严重的军事及政治情势并不以个人的意愿为转移。作为第三方面重要力量的民盟，秘书长空缺达两个月之久，在人们的极力劝说下，梁漱溟只好先搁下学术研究，答应担任民盟秘书长任期三个月，俟三个月大局归于和平，再图学问之事。

1946年7月，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被国民党暗杀。梁漱溟其时在南京，闻讯后即以个人身份对新闻界发表谈话，怒斥政治的黑暗。他说：“我个人极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文化工作，这是各方朋友所知道的，但是，像今天这样，我却无法退出了。我不能躲避这颗子弹，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倒要看看国民党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光。我在这里等待着他。”[37]在记者招待会上，他公开发表声明：“特务们！你们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就在这里等待着！”在政治形势十分严酷的情况下，梁漱溟不得不一改初衷，挺身向前，毅然前往李、闻二人被暗杀的昆明，历尽辛苦，调查事件的真相，并与周新民一起写出《李闻案调查报告书》。

1946年11月11日，国民党军队进攻张家口，次日，国民党又单方面决定召开国民大会。这时的梁漱溟，已深感和平无望了。宣布辞去民盟秘书长的职务后，梁漱溟便回到四川北碚书斋里，开始了学术研究，重新探讨中国文化问题。

回顾梁漱溟一生的大致经历，有一点是值得注意并且非常有趣的。每当他奉行某种“意思”、抱定去解决某个具体“问题”而不得其解，甚至碰了钉子，吃了苦头，或自觉现实中不再需要他之时，他就从现实实践中撤回来，一头扎进书斋，开始其研究、著述和自我反省活动。早年禀持欲望向外求得遂，奉行功利主义的人生态度，最后几欲自杀，接下来几年便闭门潜心研究佛学。《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出版后，他到处宣传孔家生活，并一度到山东组织重华书院，但并未遂愿，就很快返回北京居清华园，闭门谢客，整理先父遗稿。1946年年底的梁漱溟，一觉醒来，发现和平已经死了，知道政治上再无可为，便拔脚走开。晚年，在中共取得政权后举行的人大会上与毛泽东面对面交锋，挨了批判，受了屈辱，便退居孤楼小屋，隐悔自抑，反省自思，均是这样。

究其原因，这是由于他始终抱有“问题”的人生，并且要在生活中去找“对”的思想所决定的。人生就是不断地提出“问题”又不断地为“问题”求解。两方面的统一就是所谓“对”。一旦在生活中碰了钉子，暂时便失去了“对”，而有了新问题。有了新问题，便需要静下来思考求解的方式，以及可能在什么地方找到“对”。

1946年底，梁漱溟开始着手准备写作《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其实，该书的构思还要更早一些。隐居桂林时他曾于广西大学作过两个月的专题讲演，一度动手写了一部分。全书于1949年6月定稿，同年11月由成都路明书店正式出版。现收入《全集》第三卷。(https://www.daowen.com)

该书是梁漱溟又一部重要著作。它可说是早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基本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也是自乡建运动以来接触和了解社会，进行再思考的产物。其基本框架和观点与《乡村建设理论》有相似或相同之处。

该书肯定了三十年代所提出的“理性”概念，对价值理性（方向理性）与工具理性（理智）作了区分，认为中国文化优越于西方文化，但在物质文明、政治制度及科学方面又不及西方文化，根本原因在于“理性”早熟。他说，中国文化之优长之处，在于“理性”早熟之熟；中国文化之不足之处，在于“理性”早熟之早。中国文化从形式上看，已经超越了西方的第一期文化而属于第二期文化，但实质上则有许多方面不及西方文化。但是，梁漱溟指出，在目前东西文化交流、世界大交通的情况下，中国既不能继续保持第二期文化，也不可能退回到西方式的第一期文化。[38]因为，中国既不可能不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又不可能完全摹仿西方文化。按他的理解，西方文化是第一期的身的文化，中国文化属于第二期的心的文化。身的文化是侧重理智的文化，心的文化是偏向理性的文化。中国若要摹仿西方文化，“那就是由理性又退回到身体，向外用力又代向里用力而起。这在人的生命上便是退坠，并不能复其从身体发轫之初，在中国历史上便是逆转。亦不能再回到没有经过理性陶冶那样。换言之，这只是由成而毁而已。”[39]中国文化已经过了发展第一期文化的最佳时期，现在的关键则是在不丢弃第二期文化的优长之处的前提下，如何发展其第一期文化即身的文化的问题。未来中国文化一定是没有丢弃其优良传统的文化型态。这样，梁漱溟的“问题”就直接落实到了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上。他的主张是，现代化是不可避免的，但传统则仍然不能丢。

我们并不能因为梁漱溟曾极力主张的这些观点在今天变成了人们的常识而贬低其历史价值。当然，对于我们而言，则是要将这些理论观点变成现实。但是，仍需指出的是，恰恰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如何通往现代化的问题上，《中国文化要义》的分析却远远不够。

梁漱溟对完全照搬西方模式持反对态度。1946年，国民党为使其统治尽早披上“合法”、“民主”的外衣，争取在内战中获得更多的国际援助，不断在政治上有所动作，如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制定《中华民国宪法》、推行宪政等 对这种基于某种特殊政治目的而不顾现实条件匆忙推行宪政的做法.梁漱溟并不赞同。他认为，中国需要民主宪政，但这种民主宪政必须从中国固有文化中引申发挥，不能盲目抄袭西方制度。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只能基于我们对中国文化本身的真切认识，否则就在接受外来刺激时缺乏自觉性与主动性，就会丧失自己民族的根本精神。社会问题的解决其根源在文化问题。政治问题同样也是与文化问题不可分割的。他说：“若没有对整个文化问题先有其根本见解，则政治问题的主张是无根的。要确定中国政治上一条路，必在对于整个文化问题有全盘打算之后，否则便谈不到。”[40]

梁漱溟对中国文化问题的关注主要是要为中国社会找到一条现代化之路。但他并没有陷入文化民族主义。他认为，对文化问题的整个观念，依赖于将中国固有文化与眼前世界上两大派文化相比较，深明其异同之故，而“妙得其融通之道”[41]。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必须以对中国文化资源的深刻认识、中国文化真实价值的评估，以及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