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哲学所代表的时代课题
生命哲学（德文原名为philosophie des lebens，又译生活哲学、生的哲学）产生于19世纪末的德国，其后又广泛流传于西方各国。其公认的创造人是狄尔泰，其主要代表有齐美尔和法国哲学家柏格森。梁漱溟主要是通过柏格森而接受和吸取生命哲学的。
从时代特征来看，生命哲学代表现代西方哲学人本主义思潮反科学主义思潮的一支。
19世纪末，传统西方哲学的所谓“观解理性”与形而上学受到有史以来最沉重的打击。渊源于近代英国经验论哲学的实证主义及其所倡导的科学主义思潮反对传统哲学对终极本体的追求，提出“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作为科学主义的对立面，人本主义则在既反对传统哲学以“观解理性”探求本体的同时，又反对科学的绝对化所带来的现代文明病，他们以新的方法回护传统形而上学，以保证人文对于科学、人的精神生活方面对于物质生活方面的绝对主导地位。双方的根本分歧主要集中在人的问题上。撇开它们各自的精神关怀，单就其冲突的外在表现来看，问题的实质实际上就是人的一切问题是否都能够由科学来彻底解决。科学主义者持肯定的态度，在他们看来，人本主义是难以确证的非科学的旧“形而上学”，这是一切迷信、谬误产生的根源，应该将其排斥在科学的大门之外；人本主义对这一问题持肯定态度，在他们看来，科学主义无疑是将人还原成为机器，使人沦落为物的地位而丧失了自己，丧失了人的精神的主导地位。
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之间的争论，从近代哲学的发展来看，直可上溯到康德。康德哲学内在地包含着二者间的矛盾紧张。而从康德哲学本身来看，则更可上溯到休谟的怀疑论和卢梭的浪漫主义对科学技术异化现象的批评。康德哲学之所以被称为不彻底的哲学就在于他将统一整全的世界区别为现象界和本体界，从而不合自古以来哲学思考的习惯。尽管康德从主观上更加倾向于以本体论去统一他的认识论，但两者的区别却是那样清楚，难以掩饰。正象康德自己告诉人们的，是休谟的怀疑论将他从独断论中唤醒，从此不再迷信（包括对科学与上帝的迷信）；又是卢梭告诉他，应该尊重人，人是不同于物的，他有情感、道德、精神。当康德在惊叹他头上灿烂的星空并同时又敬畏心中的道德律令之时，实际上就包含着二者间难以统一的统一。康德并没有像柏拉图主义者那样将概念本体化，对象化，而仅仅将概念视为人们通达真理的途径和渠道，而本体世界是概念无限趋近的极限，概念则永远不能上升到自在之物本身。自在之物只能是人信仰把握的对象。在这个问题上，后来的黑格尔并未从根本上就康德问题作出康德式的解决，而是将康德的问题作了黑格尔式的解决：认识的工具概念通过自在自为的运动可以上升到本体，因为本体外化出来、实现出来就是认识过程。我们的理解，康德的问题其实应该是：理智认识是穷尽真理（事实的真理、生活的真理）的唯一途径吗？或者更准确些说，科学能够把握包括人在内的这个世界吗？康德的回答显然是妥协性的。说“能”，只能是在一定意义上的“能”；说“不能”，则也是在一定意义上的“不能”。因为在康德看来，当我们在认识的时候，对象和我都是相对静止的，而事实上它们都不是静止的。工具与手段和对象的同一只是一个相对的问题。这一思想后来遭到人们的批判，人们指责康德不懂概念辩证法，用僵化的、静止的概念去认识事物社会导致不可知论等等。其实，康德的问题，用中国哲学的视野一看就找到了症结。在中国哲学史上，很少有人专门从理论上去追问人能否认识世界的本质的问题，因为这就等于问一个人能否成圣成佛，这是一个做的问题，不是坐在那里讨论的问题（当然，也不排除中国哲学史上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如果这个推导还有些道理的话，那么，康德的问题就可换算成，单凭“观解理性”能否使人成圣成佛？康德的回答自然是否定的。因此，康德才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之后，紧接着就写作了《实践理性批判》。这样来看的话，康德的所谓不可知论就等值于，应然世界、理想、道德等不是凭知识（传统西方的所谓知识）就能解决的。有知识并不等于有道德。
与黑格尔同时代的叔本华以及稍后的基尔凯郭尔等人不断反对黑格尔，正是基于黑格尔的柏拉图主义将理性概念绝对化，在一定意义上对康德哲学的价值进行新的抉发。也许，叔本华的意志和基尔凯郭尔的信仰由此走得比康德哲学要远得多，甚至康德都未必同意。但如果人们只停留于说康德、叔本华以及基尔凯郭尔不懂概念辩证法而求助非理性的认识的话，则显然没有超过黑格尔的认识。黑格尔无疑是沿着柏拉图主义的路线通过概念辩证法而建立起宇宙本体论的。这种本体论以主体与本体在思辨哲学基础上的统一为前提，但却将人抽空了，并使真正现实的主体丧失了自己作为历史主体的地位。对基尔凯郭尔而言，“他之所以对黑格尔主义感到不满，根本原因在于它不能给人以真正的实在，而只能提供关于生活的幻影。他引证李希顿伯格的话说，‘这就好像是向一个饥饿的人朗读烹调书一样。’……基尔凯郭尔指出，‘如果黑格尔在写了整部《逻辑学》以后，在前言中说明它只不过是一种思想的实习（那里在许多地方他也规定了某些东西），那么他可能就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了。而现在他却是令人可笑的’”。[1]在基尔凯郭尔看来，即使黑格尔谈到实在也只是概念的实在而非真实的实在。也许，将基尔凯郭尔的这一思想看成是对康德哲学一定意义上的诠释，是符合康德原意的。
但是，现代西方哲学中这种非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倾向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这一思潮之外的哲学家们的呼应。比如，在青年时代抱志要将哲学建立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的现象学代表人物胡塞尔，在晚年时则发现自己过去一直忽略了生活世界，故而关心起生活世界的问题。即使逻辑原子主义的著名代表维特根斯坦，也在其《逻辑哲学论》一书中郑重其事地说：“即使一切可能的科学问题都能解答，我们的生命问题还是仍然没有触及到。……人们知道生命问题的解答在于这个问题的消灭。”这话听起来耳熟，好像是梁漱溟在说，除非无生、出世，否则人生的问题总是不可能根本解决。
由此可见，生活、生命、情感等问题，是现代西方哲学中人本主义思潮所议论的主题。
生命哲学则将生命概念作为自己的核心概念。不过，他们对生命的理解并不只限于人，而是将其作为宇宙的根本来对待的。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也不只局限于道德伦理方面，而涉及到包括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在内的几乎一切哲学的领域。从狄尔泰到柏格森，他们都强调生命对于宇宙的本然性、强调生命的流动、变化，反对以抽象理智的方法把握生命本体，主张以内感体验即直觉的方式去把握生命。从其反科学主义、主张非理性主义，反传统形而上学、主张新的形而上学这个方面来看，生命哲学的确代表着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的共同意向和共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