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智慧——儒家哲学的精髓
鸦片战争以来直至民国初年的中国，一连串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沉重打击，逼使中国思想界跌入思想上自我反思的最底层。
民国初年，社会生活出现严重的无序状态。政府往往由军阀作支撑。政治腐败，贪婪成风。真是所谓“全国无所谓中央，政治无所谓轨道，用人无所谓标准，财务无所谓公私”。面对这样混乱的惨状，胡适就事论事说“五鬼闹中华”，关键的问题在于驱逐五鬼。平教会领袖晏阳初也提以类似的“愚、穷、弱、私”所谓“四大问题”来概括，认为中国问题的解决就要从这些问题入手。此外，更多的人则认为中国的问题主要是“帝国主义”、“军阀”的问题，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既然人们对问题的认识不一，行动也就难以统一了。
到底应如何认识中国当时混乱无序的社会局势呢？
梁漱溟于此没有陷入枝节之论。他不同意胡适的“五鬼闹中华”或晏阳初的“四大问题”之说，甚至于也不认为打倒了“帝国主义”和“军阀”中国的问题就根本解决了。他认为这些看法都是枝节的认识。谁不想驱逐“五鬼”，谁不痛恨“帝国主义”与“军阀”？但若不从根本上入手，“五鬼”驱逐不了，“四大问题”也难解决。至于帝国主义，近代以来欺凌中国，但是，单方面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不根本改变我们自己，便很难打倒帝国主义。“军阀”的问题也一样，必须从根本上着手。否则，打倒了这个军阀，又会出现另一个军阀。
可以说，梁漱溟的这些认识是相当深刻的。中国的问题难以通过枝枝节节的修补、点点滴滴的改良而最终得到解决。它必须从更深的层面，从根本上着手才能彻底解决。
那么，在梁漱溟看来，中国的问题究竟是什么问题呢？梁漱溟认为，所有的问题，包括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军阀问题统统是一个综合性的文化问题。中国社会之所以无序，帝国主义与军阀之所以肆无忌惮，“五鬼”之所以总纠缠近代以来的中国，从根本上说，就是“文化失调”。要解决上述一切问题最根本的就是要改造文化问题。这样，梁漱溟认为，文化问题的解决才可能最终解决中国的问题。
文化是什么呢？文化就是生活的样法。人生的态度不同就决定了文化的不同。文化问题解决的根本就在人生态度问题上。这样一来，综合性的，至本至根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中国问题的解决，不能先于人的问题的解决而得到解决。甚至，当代西方社会的根本问题，归根结底也不过就是人的问题。人的问题出在人身上，解决问题的也仍然在人。这样，梁漱溟实际上是以文化问题切入中国问题，又以人的问题切入文化问题，最后立足于人。那么，人的问题要如何才能解决呢？
首先，人之所以为人，独在其心、理性或良知。这是人的本质规定，人不可须臾离弃的。人心不在，良知丧失，便不复为人了。人心不在，自觉不在，人欲肆虐，精神失去家园，是近代中国问题的根本。且看所谓政治腐败，贪婪无耻，人欲横流，军阀混战，都是人心失当、精神流离失所、人如行尸走肉所造成的。于此，我们不难看出梁漱溟思想的基本归宿以及他谋求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与方法。
的确，传统儒家文化作为影响中国数千年的占主导地位的价值体系，一直规范着中国人的思想与行为。儒家的价值系统是中国人的是非、善恶判断和行为的基本准则，这是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者们均无从否认的事实。只是在如何对待这一套价值系统的问题上，梁漱溟显然根本不同于前者。
在陈独秀、胡适等人看来，“真经”就在西方，东西文化问题依然是严复早年所说的“古今”问题，中国现在只有西方化，追赶先进，再别无可为。他们显然是以进化论的思想框架，以近代西方文化为价值坐标来裁定中国问题及其解决之道的。在这种价值取向的指导下，他们举起“打倒孔家店”的旗帜，一次又一次荡涤孔孟之道对中国人的深刻影响。在“传统解体造成了‘真空’”[22]的情况下，五四时期中国意识形态出现了深刻“危机”，中国固有的价值观念正逐步趋于崩溃。在这种情况下，正像政权的频繁更迭一样，思想界的各种思想都力图要利用这一“真空”。一时间，西方的各种思潮、流派乃至印度佛教，差不多都能在中国找到它的代表，真可谓“群雄逐鹿”。
显然，梁漱溟选择了最为艰难的道路——重新阐扬儒学、抉发儒学的真精神，并以此来解决人的问题、中国的问题乃至世界的问题。
作为全盘西化论者眼中造成中国如此惨景的罪魁祸首，儒学是他们要革除与扫荡的主要目标。在陈独秀等人“横扫直摧”之下，儒学形式上只留下“典章制度风俗习惯之传统的窒息与僵化”，“令人生厌”。在一般复古主义者、国粹派手中，儒学已变成了“陈旧的老骨董”、“死板板烂货”。于此可见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之深入人心。
与全盘西化者的认识正相反对，梁漱溟则认为，虽说中国近代处于被欺凌与挨打的地位，传统文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中国问题之根本解决却又不能抛开传统而别寻他路。在梁漱溟看来，无论是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者，还是一般复古主义、国粹派，他们均没有领会儒家思想的根本精神，他们只抓住形式的枝节问题，对传统文化的真义一样无从知晓。
就这样，在儒门更加淡泊，人们羞谈孔子的氛围中，梁漱溟与少数真正关心儒家精神生命与中国文化前途的人，如熊十力等等，乃潜心于重新论证与抉发儒家的人文精神与伦理价值。(https://www.daowen.com)
凭着他对儒家生活“出而不出”态度的真切体验，梁漱溟以独具的慧识“留神考察个人生活不安定的所在与夫近代人生的堕落”，直接将社会问题、文化问题与人的生命问题联系起来，力图以生命问题本身切入中国乃至当今世界问题的解决上。就此而论，梁漱溟对儒家传统精神的认同与积极进取地直面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应该被肯定的。他完全不应该被划入复古主义、国粹派之列。他是对传统精神有所体认，并坚信未来中国必然不可能抛弃传统而另起炉灶。这在人们对孔子儒家躲之惟恐不远、避之惟恐不及的时候，是需要非常的远见和巨大的勇气的。
然而，在儒学已成为“典章制度风俗习惯之传统的窒息与僵化”、“令人生厌”的情况下，要从那些“陈旧的老骨董”里抉发出孔子的真精神，并非易事。基于此，梁漱溟先是通过泰州学派，后则主要通过宋明儒学，“遥契”孔子思想的精髓。在立足儒家伦理精神的前提下，积极地吸取西方柏格森生命哲学的真义，并以生命哲学来阐释和抉发孔子的人生。当然，这既是儒家在当代生存的必要，也是由梁漱溟所担当的历史双重任务所决定的。于此，他吸取了柏格森超理智的思想并成为其儒家思想的基本内容。这种超理智而不是反理智的取向，使他确立了既迎取西方发展起来的现代文明的立场，而又不愿以牺牲儒家传统的根本精神为代价的基本态度。一方面，他承继了传统儒家的价值体系，使人们“可以与孔子的真实生命及智慧相照面，而孔子的生命与智慧亦重新活转而披露于人间”[23]；另一方面，他又以开放的精神与心态迎取、接纳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可以说，通过对生命哲学的吸取不仅重新复活了孔子，也于现代新儒家之中开了“援西学入儒”的先河。
继承儒家人本主义的历史传统，梁漱溟关心的主题是人。其所谓社会无序、人俗横流，不过是人心失当，精神失所，无所归依、无所寄托所致。因而，中国问题的解决仍在人心的安顿上。
然而，根据梁漱溟的认识，人心的问题是一个自觉的问题。自觉所在，即人心之所在。自觉不在，人心即失。人之所以为人，独在此心。因而，人应该自觉常在，保此心勿失。这种自觉常在不失，即是孔子的生活，孔子的智慧。
孔子的整个学问不过就是关于生命（生活与心同义）的学问，是人生的智慧。孔子毕生就是不断地认识自己，然后做到自己对自己负责，最后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
人要做到自己对自己有办法，就要从本能机械化中解放出来。传统儒家和现代儒家都认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不是传宗接代或肉体“生存”的人，不只有动物式的本能活动。人不会接受动物式的圈养与工具式的役使。人的价值在创造，在于成就他自己的道德人格、道德生命。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心是一个极大的可能性，等待着人去充实。他是一件可雕塑的作品，等着人去完成。人生是为“理”的奔赴，他要不断地向上奋进，拓宽其精神空间，使其“开大、通透、深细、敏活”。显然，这种可能性、精神、心或理性，都是指的伦理精神、道德品格。人只有保持此心不失，才能使人生坚强起来，不致使精神“流荡失守”。
在我们看来，不论梁漱溟禀持的以儒家道德人格来拯救危机中的中国是否成功，但起码应该肯定的是：他面向世界、大胆地吸取西方哲学思想；他注意人的精神生活的重要性，强调道德的价值与生活的品质。这不仅对于中国，而且对于世界都是有意义的。作为一个人，应该有一种超越精神与道德情操。
在如何使人生坚强起来，培育现代完善的人格这个问题上，梁漱溟注重“精神陶炼”。精神陶炼的宗旨，即在启发人们的“深心大愿”或大志愿力。[24]他提倡要用“深心大愿”即高尚的道德情操洗涤人心中的“俗肠俗见”，使人不致被物所拘所囿，而能超越乎其上。但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梁漱溟排斥和抵制科学，他实际上是强调人对于物的超越性，而并不否认人对于物某种程度的依赖。所谓“心因物见，但心不随物转”，“即物见心”，心之“能发能收”皆在强调精神的统一性。这一点，他既有承于儒家传统的理性精神，也吸取了柏格森反对科学异化、人性异化的生命哲学。
从梁漱溟一贯的思想看，他是将孔子儒学作为中国人特殊的信仰来看待的。儒家文化的根本精神是理性，儒家教人并不要他去信仰别的什么，而要相信自己的理性。所以，在梁漱溟看来，一贯讲理的中国人遇到讲力的西方人，其传统价值观念受到冲击，那是自然的，但若因此就放弃自己的民族传统与民族精神，就等于丧失了自己的生命。
在今天看来，人的精神是有所寄予的，不是神、物，就是道德或别的什么。人的精神不能恒一，流离失所，是与社会环境条件有关系的。但是，人的精神有其超越性，它是可能挖掘、开拓、培育的，因为人毕竟不像动物那样听任环境的摆布。从这个角度说，梁漱溟及其新儒家强调儒家道德精神的地位和作用是有意义的。
总而言之，梁漱溟毕生为传统儒家思想的现代化而奋斗，在传统文化生存惟艰的时代，作狮子之吼，力挽狂澜，纠历史之偏失，这是值得肯定的。也许，我们应该同意，这似乎不应该完全归功于梁漱溟这个人，实应归功于儒家文化的根本精神。梁漱溟正是儒家文化陶养出来的。作为一位儒者，他积极进取，“援西学入儒”，力图“洗出二千年前孔子的真面目”；他强调中国文化的民族性、特殊性，认为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应该丢弃民族的文化精神与思想资源；他将孔子儒家的学说，视为生命的智慧，提醒我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 要保持道德精神的超越性、相对独立性等等思想，都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当然，作为一位哲学家，由于抱志“为生活而学问”，“不欲为学问而学问”，梁漱溟的哲学思想并没有构架起精致的逻辑体系；他以人生切入复杂的文化问题的研究也难保准确全面；在一些论著中的论证方式还停留于列举农村风俗习惯的事例上，深入不够。但从总体来看，这并不妨碍梁漱溟作为现代新儒家开创者即逻辑起点的地位，也不影响他所提出的问题的深度与力度。即使在今天，梁漱溟提出的儒家传统的现代化问题依然是一个异常艰巨的任务。
[1]钱穆：《国史大纲》（下），商务印书馆，1994年修订本，第909页。
[2]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1915年12月。
[3]李守常：《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言治》季刊第3册，1918年7月。
[4]《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第532页。
[5]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晨报》副刊，1920年8月17日。
[6]《梁漱溟全集》第五卷，第116页。
[7]《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第255、258页。
[8]《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第255、258页。
[9]参见李石岑：《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民铎》，第3卷第3号，1922年3月。
[10]参见张君劢：《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东方杂志》，第19卷第3号，1922年2月。
[11]参见李石岑：《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民铎》，第3卷第3号，1922年3月。
[12]金春峰：《梁漱溟思想与新儒学》，梁漱溟先生学术思想讨论会论文，1987年10月。
[13]张灏：《新儒家与当代的思想危机》，载“文化中国丛书”《保守主义》。
[14]《梁漱溟全集》第五卷，第504页。
[15]《梁漱溟全集》第三卷，第130页。
[16]林毓生：《胡适与梁漱溟关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论辩及其历史涵义》，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1987年10月，北京。
[17]严既澄：《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18]参见郭齐勇：《文化学概论》，第170页。
[19]林毓生：《胡适与梁漱溟关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论辩及其历史涵义》。
[20]转引自艾恺：《最后一个儒家》。
[21]参见《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第197页。
[22]林毓生：《对五四时期思想启蒙运动的再认识》，香港《九十年代月刊》，1989年第10期。
[23]牟宗三：《生命的学问》，转引自《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第211页。
[24]《梁漱溟全集》第五卷，第4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