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拯救的歧路

中国文化陷于今天的困境并非由于别国单方面入侵造成的，乃因其传统理性精神所致。基于此，梁漱溟说，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与其说迟慢落后，不如说误入歧途。中国当今被动挨打，其实是自食其果。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现实也是中国在西方的打击下被动地不由自主地开始西化的结果。

但是，我们大可不必因此而悲观绝望。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之失故然在其“理性至上主义”本身，然而，我们不应忘记，中国文化之得，也在这种理性主义。他断言，虽然中国文化目前面临严重危机，但因其根本精神以及特殊性决定了它将来必定最先得救而救全人类。梁漱溟说，其所以如此，说起来道理也颇简单：一是因为中国理性开发早；二是中国文化自身破绽暴露得也早。因此，在梁漱溟看来，中国文化目前的危机与困境非但不应是我们悲观失望的原因，反而倒是刺激我们振奋起来振兴民族文化的最好机缘。[47]

但是，五四时期广泛流行于中国思想界的各种思潮、主义可以说是西方各种思潮在中国的缩影，作为一个开放的国家，这倒并没有什么奇怪。奇怪的是，像梁漱溟这种教授东方学的人往往被青年学生在背后指指点点为“开倒车”的人，似乎历史的车轮将是不可阻挡的全盘西化。

事实上，当时站居思想界主流的确是主张西化的“新派”。可以说，那时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均曾读过儒书，后来接受西方新思想，特别是深受达尔文主义的影响，视其为人类历史不变的定律。报章杂志上的文章均以新词“生存竞争”、“适者生存”、“自然选择”等相标榜。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代表陈独秀、胡适等人都曾明确表示过他们对进化论坚定的信赖态度。从这种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看到当时中国历史与现实的认识，使我们不难理解从新文化运动到全盘反传统主义、从全盘反传统主义再到全盘西化的民族文化拯救之路的发展轨迹。但是，激情并不能代替认真严肃的学术研究，全盘反传统主义的爱国热情并不能掩盖其在对待传统文化问题上的粗暴与简单的态度。与他们相比，梁漱溟在并不缺乏爱国热情的前提下的另一番思考，则要深刻高明得多。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主要针对西化派提出了自己与其不同的看法。也许，在梁漱溟眼中，旧派作为新派的对立面并不构成什么大的威胁。“旧派只是新派的一种反动；他并没有倡导旧化。”[48]而且，旧派在力量上、声势上也是被新派压得抬不起头来。因而，在梁漱溟看来，真正敢倡导复古主义的人就更少了。

梁漱溟说，就人类文化发展本身而论，西方文化作为其中的一个部分固然有其价值，科学与民主两种精神完全是对的，只能无条件承认，如果旧派是在这种意义上反对新化，他“只能表示不赞成”。因为，如果连塞因斯和德谟克拉西也完全否认，那“我们将永此不配谈人格，我们将永此不配谈学术”。[49]可见，梁漱溟并不一般地反对新文化运动。但是，梁漱溟又认为，假若西化是完全摈弃传统而不顾，完全照抄照搬西方文化模式，以至一谈及中国固有传统便羞于出口，孔子的道理成了不敢见人的东西，那么这就是一种完全不知人生真味的偏见。须知文化的关键在于人生态度，全盘照抄西方文化模式而没有根本的人生态度作基础，如无源的水不能成河，枝节的作法，未免不切。因此，全盘抛弃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不正确的。(https://www.daowen.com)

另外，对于当时隐然成一势力的佛化派，梁漱溟也不赞成。他声明：“我现在所说的话是替大家设想，不是离开大家而为单独的某一个人设想。”[50]如替某个人打算也许可赞成其作佛家的生活，但若一般的要求人人如此，则无论如何不应该。因为，按他的理解：“佛教是要在生活美满而后才有他的动机，像这样求生不得，就来解脱生死，那么求生可得，就用他不着了。……我们非把人类送过这第二路生活的一关，不能使他从佛教而得救，不能使佛教得见其真。”[51]

根据其一贯的文化立场，在乡村建设时期，梁漱溟指出并批评了中国政治上两条不通的路。一条是近代欧洲民主政治的路，一条是俄国共产党的路。

梁漱溟分析道，自从光绪间所唱之变法维新，根本上就是要照抄摹仿欧洲政治制度，然至今几十年过去了，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西洋政治制度虽好，有其合理与巧妙的方面，但无奈不甚符合中国的文化和社会。“参政权，自由权，虽然在你看是好东西，但人们自己未起需要，你送到他面前，他亦是不接受的；强递给他只有打烂了完事！”[52]这就是欧洲政治之所以未能在中国成功的根本原因。再从物质条件方面说，中国人生活水平低下，交通太不发达，国土又辽阔，工商业等也不发达，缺乏在政治上有要求、有力量的阶层。所以，一方面是生活贫困无法过问政治，而另一方面可以过问政治的工商业者，大多又是依附政权者，只顾自己利益，谈不上真过问政治。就是自命清高的教育界、学生界，亦为保持自家生活，莫不求接近政权，贿赂官府。在这种条件下，怎么能设想建立起西方的民主政治呢？

梁漱溟说，西洋政治制度也根本不符合我们中国民众的心理习惯和精神面貌。中国人与西方人，在人生上是迥异的两种态度，两副神情。中国人消极忍让，西方人积极进取；中国人崇尚品德自俭，西方人崇尚才能；中国人是伦理关系中人，西方人个人主义发达；中国人以“理性”为人生终极目的，而西方为满足欲望的政治。因此，欧洲民主政治与中国从来之精神不合，不能满足中国人精神上无形的要求，不可做“摹仿主义”者。若在中国推行西方的民主政治，那么政治舞台上活跃的定然是无德之人。

梁漱溟又说，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也是当今中国政治上不通的路。因为，中国社会一无革命的阶级基础，二无革命的真正对象，在理论上思想上的统一亦难乎其难。所谓的无产阶级在中国的力量微乎其微，不可作为革命的主要力量，故有所谓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之说。农村农民由于内地乡村社会的局限，传统观念和习惯深重，消极忍耐性太强，也不是革命的可靠队伍。至于中国资产阶级，它们则往往被人们既当作革命的力量，又看作革命的对象，显然也是靠不住的。还有，中国革命的对象是谁呢？到底要革谁的命呢？通常人们认为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但殊不知我们虽受帝国主义影响较大，但事物往往有两面，我们一方面要打倒他，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依赖他，好似吸鸦片一样，受害越深，烟瘾愈深且大，愈离不了他。因此，对于帝国主义，无论是武力反抗或经济上不合作，对我们目前并无什么好处。那么，作为革命家要打倒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之后台的军阀是否是革命的后台呢？梁漱溟认为，也不是革命的对象。因为，革命是一切社会根本秩序的推翻与改建。革命就是否认秩序，否认这秩序背后根本的最高权力。革命并不是对单个人而言的，没有社会秩序的根本变革，都不能算是革命，最多只是改朝换代。军阀不是个秩序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谁不痛恨军阀？但军阀是靠武力消灭不了的。不改变现实的社会事实，军阀则一日不得去。武力破坏妨碍社会进步，是助长军阀，不是消除军阀。这样，中国革命既无对象，又缺乏必要的阶级基础，怎么能走俄国共产党式的道路呢？显然，梁漱溟当年并不赞同中国共产党的道路，对共产党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并不赞同。因为，在梁漱溟看来，不是这二者不该被打倒，而是打不倒。不铲除其在中国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只能是换汤不换药。梁的这些看法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他在解放后对这些看法均有所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