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晚年思想归宿
晚年，梁漱溟在中国大陆变化莫测的政治风云中，沉下心来，从事他在20年代就立志要完成的《人心与人生》一书的写作，以了其住世的唯一未了的心愿。
这并不意味着梁漱溟从此就不闻窗外事了。这既是他住世的人生路向所决定的，也是他作为七亿人民之一员的社会责任所决定的。事实上，他依然关心国家的建设事业，甚至比关心自己的荣辱利害为重。他明白他是政治立场上有问题的公民，已经从思想上将自己作了交待，对此，他明知不能与“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完全一条心，但又无可奈何。虽然立场有问题，但他一如既往地关心国家的前途。不过，他了解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渠道是非常有限的。主要就是当时他所能看见的公开报刊，或许还有很少的传闻，而对这些事实的解释，就主要是对共产党的信心以及他依据旧理论所作的臆度。与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公民一样，梁漱溟对党及其领袖一片赤诚，甚至达到了信仰的地步。虽然时时有一些直感与政治上的运动相矛盾、冲突，但对党及党的领袖的信仰又使他一次次克服自己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思想，争取自觉地站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立场。1955年对梁漱溟的批判是如此，1957年的全国性反右运动是如此，1958年的“大跃进”仍是如此，60年代的“四清”运动以及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依然是如此。对梁漱溟而言，这些都是政治运动。党的领袖的口号就是党的号召，党的号召既是劳动人民的心声又是人民群众的行动指南。没人怀疑过这个推论的逻辑问题，甚至许多人想不到去怀疑。就梁漱溟而言，他已“被事实教训得不能不佩服共产党”[58]，自然也“不可能有别的心情，只是甘心情愿尽力拥护政府所倡导的一切运动——包含批判我的思想运动在内，让一切事业进行得更顺遂。”[59]虽然“时时有新刺激，抗拒心理不断地引起”，但“正面克服它的力量亦不断起来增强”[60]，终能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站在劳动人民一边。虽然不能经常这样“无我”，但梁漱溟是向政治上的“无我”去努力的。在那个思想问题其实也就是政治问题，甚至感情问题也是政治问题的年代，梁漱溟可说是体会得太晚了，才会有1953年的悲剧。
60年代中期，梁漱溟再次成为人们批判的对象。在全国政协分组讨论会上，梁漱溟公开谈到他对政府工作报告的体会。梁漱溟此时态度谦恭地谈了两个道理：一是认识必然，争取主动；一是依靠群众，充分调动起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因他没有谈到人们念念不忘的阶级斗争，所以有人指责他一贯否定阶级斗争，曲解政府工作报告等等。结果，又使梁漱溟成为众矢之的。
1966年“五·一六通知”下发后，一场空前的群众运动爆发了。8月24日，红卫兵抄了梁漱溟的家。梁氏正在写作的《人心与人生》手稿亦被抄走。梁漱溟受到毕生未有过的人身侮辱。他被罚跪和遭毒打，被勒令别房另居，打扫卫生，反省改造，只许领取最低标准生活费。为追回《人心与人生》手稿，梁漱溟曾致信毛泽东，信中说，稿子若被毁，“我生于斯何益？”
在这异常艰难的时刻，梁漱溟移情学术，动手撰写《佛儒异同论》及《东方学术概观》。其中，不仅总结了他一生对佛学儒学研究的成果，而且给曾很少注意的道家思想以相应的地位。至此，梁漱溟就对他自己醉心的中国文化的三个重要领域儒、释、道三家有了总体交待。
1967年，梁漱溟又动笔写了《中国——理性之国》一书。该书凡十七万言，于“文革”中期完成。从内容上看，梁漱溟在书中力图用他的旧理论以及解放后对马克思主义的肤浅理解来诠释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该书产生的历史时代与梁漱溟的文化理论产生的历史条件已相去甚远，其所使用的概念和材料也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但梁漱溟并没有改变其原有文化理论的基本框架。梁漱溟对建国以来取得的各方面成就深信不疑，认为当代中国社会是历史（传统）中国的延续。[61]他对共产党与社会主义不无称道，其看待中国的参照系就是新旧社会两重天。基于此，他将人民共和国在建设与外交上的成就视为中国传统理性主义的表现。中共社会主义的成功也许正是他早年断言的未来文化，即中国文化复兴的初步证明。就梁漱溟而言，他毕生住世关心中国的前途与中国人民的命运，善良诚实的他对社会的“飞跃”发展不仅不可能产生疑惑，而且感觉欣慰，并反转过来用自己原有的家当来诠解，求二者的融通之处，对现实作了独断的、一厢情愿的解释，是不难理解的。
很难理解的倒是，在将1949年以后取得的成绩视为传统中国理性主义的具体体现时，梁漱溟为何没有把“文革”中表现出来的封建法西斯主义与蒙昧主义也同样视为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的历史延续呢？难道毛泽东的光辉就使打砸抢等一切违法乱纪的行动都披上了神圣、迷人的色彩？当然，用现代人的视角与希望来拔高历史人物是不恰当的。同样，用今天的眼光来苛责历史人物也并没有把我们抬高多少。
事实上，即使“文革”中存在着许多荒唐违理违法的现象，但普通百姓甚至党的许多高级干部谁也不知道这场运动背后存在的是什么。对毛泽东的信仰狂热并不单纯出于政治原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真切的感情。如果不用类似宗教信仰的实例来说明人们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那是不能理解那个时代的人的。更何况这种崇拜不仅有其深远的历史根源，而且还有现实强有力的政权，以及政权所可能调动利用的一切力量所制造出来的氛围。至于梁漱溟，他当然不可能像普通群众那样迷信毛泽东，通过1953年的公开争吵，也不可能作为在野知识分子与毛泽东朋友相处。但他很尊敬毛泽东及其给中国带来的希望。在梁漱溟看来，毛泽东是个具有“鬼斧神工”般力量的“天才人物”。不过，梁漱溟仍然认为，毛泽东不只是一个人，他是一种历史现象，一种社会力量。[62](https://www.daowen.com)
基于此，我们可以说，梁漱溟在《中国一理性之国》一书中抛开个人的境遇恩怨，力图用其旧理论来诠释社会现实，在二者间求其“通”。书中打上了明显的时代特点，其中不乏主观武断，一厢情愿的论断，在今天看来是不合时宜的。但该书明显只是一部尝试性的著作，作者写作它并不是为了发表，由此可见出作者对自己的观点还没有多大的把握。作者晚年亦曾企图进行修改，终因年高体衰而未竟。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和往常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一样，梁漱溟也要“过关”。梁漱溟个人的态度是只批林，不批孔。他说林彪不是人，而是鬼。彭德怀、刘少奇的路线可能是错的，但这是人犯的错误。至于孔子，梁漱溟认为，其思想不是那么容易批得倒的，这需要真正的研究。当会议主持人要求他谈批林批孔的感想时，梁漱溟掷地有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表明其态度依旧。同年，写定《我们今天应如何评价孔子》一文。
《人心与人生》是梁漱溟晚年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该书从60年代开始写作，“文革”中一度中辍，1970年再理旧绪，1975年7月完稿。1976年4月21日，梁漱溟在致学生的信中谈到此书完成后的心境：“盖我要写的书都写出了，此生负担的历史使命大致完成，我固可去矣。”[63]足见其于该书是“用足心力，确有所得。”[64]该书1984年9月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1986年6月重印。
该书最初的写作意图在于补正1921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过失与不足，阐述人类心理活动的规律，但其实却是梁漱溟一生的学术思想在晚年的总结和汇归。
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影响，梁漱溟用“心”替代了《中国文化要义》中的“理性”概念。“心与生命同义”。宇宙生命的上升发展被表述为“心”对自由自主的追求，是“自觉能动性”的表现。透过其概念的时代影响，我们发现梁漱溟思想的大致线索：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到《中国文化要义》，最后汇归到《人心与人生》，实际上就是从“直觉”到“理性”，又从“理性”到“心”的历程。其中，梁漱溟融儒家心学特别是泰州学派的思想与西方生命派哲学乃至马列主义强调精神能动的思想为一炉，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开创了援西学入儒的先例，亦形成了他自己以人生问题为中心的思想体系，为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化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思想资料。80年代，人们对文化以及比较文化的关注使梁漱溟的思想再次成为了讨论的主题。
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逝世于北京，终年9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