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化的主观性

梁漱溟切入文化研究的方式是“存在体验”式的。他是在人生问题与困惑的激发下“误打误撞”进入文化研究之门，以人生的主观态度与倾向，整体把握对象的方式来理解西方、中国与印度文化的，这就使梁漱溟的文化理论不可避免地具有主观性色彩。

梁漱溟自己并不隐讳这一点。他说他对文化的研究“必是自己先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些思想而后再参考别人的意见”。[70]这先已经有的思想从哪儿来的呢？从他的“存在体验”中来。他说：“当初我的思想是从实在的问题中来。”[71]他认为，做学问就是要肯用心思敢有主见。“何谓学问，有主见就是学问！遇到一个问题到眼前来而茫然的便是没有学问！”有主见乃“感觉出旁人意见与我两样”。学问是解决问题的，光有一大堆道理，不能解决问题，仍然没有学问。[72]并且，有主见的梁漱溟往往思想上还有这一特征，即每一时刻只有一个道理是对的，是可以奉行的。在实践中，他很容易感觉到事理之矛盾，很容易感觉到有没有道理，或有两个以上的道理。当他觉出有两个道理的时候，即失了主见，便不知要怎样才好。道理多了反而没有了道理。因为，各种相互矛盾对立的思想交织在一起，自然不可能指导人的生活实践。这是梁漱溟理论与实践一体性的品格所决定的。

具体表现于文化观上，梁漱溟认为，文化只有主观的“因”，其余都是“缘”。人们通常指为“因”的，在梁漱溟看来都只是“缘”。他说：“文化是由人类的努力创造出来的，其源多出于最大的发动力，就是天才，而非现在局面的。中国化即由于几个天才的创造而得大家的风从的。如孔老即是。”[73]“其实文化一物，在在俱是天才的创作，偶然的奇想；只有前前后后的缘，却并没有所谓因。”[74]当然，他的所谓没有因，是指没有客观的因。文化虽无客观的因，却有主观的因。主观即因。“我们以为真正的‘因’在‘此时的我’（即意欲——引者）；客观的物质世界只是‘缘’。‘因’是不一定的，所以在事前去问将来的如何全看‘此时的我’。如回头观已成的文化，‘因’即无可讲；所有的讲明都只是‘缘’。”从这种文化主观论思想出发，梁漱溟形成了他特殊的观察文化的立场。他说：“‘因’可以观一事的成就；‘缘’固很重要，但最重要，还是因。要看一个民族的文化，须看其最有力的创作。这创作是由于这民族中的天才所偶然造出的。偶然造得如何，便可使此民族的文化如何；是没有一定的。”[75]这样，西方、中国、印度各自的文化皆由于苏格拉底、孔子、释迦少数天才最初的人生态度和面对的人生问题不同所致。这里，梁漱溟很简单地将文化之因以及文化传播、文化形态等都归结为天才人物的气质与范导作用。

联系他早年思想转变的历程，应该说，得出这样的结论是自然而然的。梁漱溟之所以著书“阐明中国文化之深微”，乃是“问题”逼出来的。早先他“语及人生大道，必归宗天竺；策数世间治理，则矜尚远西”。于中国文化甚不留心，甚至童年时不曾读过儒书。当“功利主义”以及出世主义的人生态度先后引导他的生活并使生活出现严重危机之时，他才终于找到了住世生活最圆满的态度——孔家的态度。对于梁漱溟而言，也许世界本来无甚大的变化，只是由于“此时的我”发生了变化，人生态度或把握世界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世界（主观精神）便发生了变化，生活便发生了变化。梁漱溟的思想经历了精神世界这样一重重飞跃之后，体会到主体的状态、价值观念对于生活（不仅是精神生活，在一定意义上还是物质生活）的重要性，反过来用他从生活中得到的主见去理解文化，便形成了主观文化论。(https://www.daowen.com)

就时代条件而言，梁漱溟的主观文化论是针对着文化环境论和只重文明成果不求对文化更深层次的研究而提出来的。在批评英国史学家布克尔、日本学者金子马治的文化环境论时，梁漱溟说：“他们都当人类是被动的，人类文化只是被动于环境时的反射，全不承认创造的活动和意志的趋往。”[76]梁漱溟的观点是那样的不容质疑：文化是人类独有的，是由人创造的，不能将文化归结为在人之外的自然环境。否则，不仅于人类社会历史上说不通，就是于个人生存体验上也仍然说不通。只有人才是自己文化的真实创造者。至于那种惊羡于西方的物质文明，而不深入考察文化主观之因的观点更是皮相之论。

强调文化的主观性是梁漱溟一贯的思想，其最突出地表现在早期思想中。但即便是在后期，梁漱溟对于人在创造文化过程中的主动性、积极性仍然是坚持的。不过，后期（30年代以后）在继续坚持早期文化主观论思想的同时，也逐渐接受了其他思想的影响。所以，他说他的思想既无所谓唯心，亦无所谓唯物；既包含有唯心，亦包含有唯物。[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