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乡村建设缘起

20—30年代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并不是偶然出现的。在其现实表现的背后，存在着深刻的社会历史与现实的根源。在所谓“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社会主义救国”的一片“救国”声中，乡村建设运动因主事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基础的认识和理解而独树一帜。或许，乡村建设派对中国社会基础的认识更接近中共奉持的社会主义，但双方在解决中国问题时又是泾渭分明，各持其见的。

在说明乡村建设兴起的缘由时，梁漱溟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的：

第一，起于救济乡村运动。

梁漱溟说，中国传统文化孕育的乡村，是中国社会的主体或基础。中国作为国家消融于其社会，中国社会是一村落也。这是中国的社会现实。然而，近百年来，不仅帝国主义的侵略直接间接地都在破坏着乡村，就是中国人自己的所作作为，如一切维新革命民族自救等，也无非是在破坏乡村。一言以蔽之，“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2]惨烈的人祸加上无情的天灾，形成了对乡村社会巨大的破坏力。梁漱溟说，这种破坏力分政治属性的（如兵祸匪乱、苛捐杂税等）；经济属性的（如外国经济侵略为主，洋行买办等也为破坏乡村的助手）；文化属性的（从礼俗、制度、学术、思想的改变而来的）三种。这三者又相连环，互相影响。政治制度改变了，便影响于经济，经济也影响于文化，而政治制度的改变又是由文化问题引起的。三者连环辗转影响，加紧加重了乡村破坏。如果将中国近代外面世界给我们的刺激，由此所引起的我们的反应与自身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给予乡村的影响统统辗转互为因果，就可写成一部真正的乡村破坏史。这种破坏力对中国人的打击之大，就等于破坏了他们唯一靠着吃饭的道儿。在这样的情况下，救济乡村就不是某些个别人而是社会各方面普遍的要求了。

第二，起于乡村自救运动。

然而，即便中国乡村遭到巨大破坏，也形不成真正的乡村救济运动。因为，在梁漱溟看来，中国目前的社会缺乏一个真正有力量的能救济乡村的阶级或集团。在这一点上，中国与日本不同。日本都市兴起，工业发达，一定程度还有力量救济乡村，而中国没有那样的都市，政治上亦无办法，只能是乡村自己起来自救。无人能救得了它，自然会逼得它起来自救。他说：“乡村自救正为寻不出一个超于乡村而能救顾他的力量”。[3]比如，为防止土匪与杂牌军队的破坏与骚扰，乡村就必须武装起来自卫，否则，难以自保。这一点，就连决不允许地方有武力的政府也不得不承认。因为政府也实在拿乡村没有办法，只好由其自救。(https://www.daowen.com)

第三，起于积极建设的要求。

中国因经济落后而一切落后。因为其落后才想办法改变这种面貌而有积极建设的要求。当时人们对建设之路各有不同的看法，何独要走乡村建设之路而不像日本人一样走都市工业化的道路呢？梁漱溟断言，中国之所以不能像日本人一样走近代工商业的路，其原因是：首先，因为中国当时国内形势与日本最初工业化之时有所不同。梁漱溟说，政治上，日本皇室不等于以外族入主中国的清廷，没有中国那样的民族情绪。日本在政治上的改革也是因袭的，并且有尊皇的传统，中国的改革则使传统政治制度中断了，陷入混乱，没有办法。日本的维新与复古同时并致，它借新朝气以充实旧系统；借旧精神以吸收新文化；其政治上有办法，对外能折冲，对内能整理，能培养，于是走上近代工商业的路，而模仿近代都市文明。其次，国际形势亦有所不同。日本维新的时代正值欧洲列强积极侵略经营澳非等地，无暇顾及东亚，并且，日本与当时欧洲在科技力量上的差距也不如现今中国与欧洲的差距大。后来，欧洲又忙于自己的战事，市场一度让日本工商业占了先。可以说，日本人正赶上了发展的良机。中国的今天则因过去政治的捣乱而将种种机会都错过了。从今后看，中国也将永不能像日本一样走近代资本主义的路。一则因为近代资本主义的路，今已过时；人类历史已走入了反资本主义的阶段，不能再走此回头路。再则因为资本主义的私营经济各不相顾；不符合现在国家统制经济、计划经济的大趋势；最后，中国没有一个近代工商业所需要的政治环境。梁漱溟这时受到社会舆论界一定程度的影响。不过，他不仅不赞成走日本人的路，而且也不赞成走苏俄式的路。他认为，中国的建设只能走乡村建设之路。乡建既是当前中国政治的需要，也是其经济的需要。

第四，起于重建社会新秩序的要求。

人们都知道中国社会出现了危机，但危机所从出的问题究竟在哪儿呢？爱用心思的梁漱溟认为，关键在于社会没有秩序，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没有正常社会所具有的基本运行机制，并且文化失调。这就是社会文化的“失序”或“脱序”。在梁漱溟看来，无论是胡适提出的所谓“五鬼闹中华”，还是人们提出的所谓帝国主义、军阀的危害，都不是对中国社会危机的中的之言。他说：“今日中国问题在其千年相沿袭之社会组织构造既已崩溃，而新者未立；或说是文化失调。”[4]中国目前处于一种非正常状态。当然，人没有社会则不能生活，社会没有一定秩序不能正常运行。任何社会都一定要有其所为组织构造者，形著于外而成其一种法制和礼俗，即社会秩序。老中国本来是有一套由自己的根本精神所决定的社会秩序的，如由服膺理性而形成的道德至上、无宗教的人生、以理代法等等，但在外来文化及其价值系统的冲击下崩溃解体、七零八落，已然不能再起到维系社会秩序照常运转的作用了。中国社会的危机正出在它已不能继续照旧维持旧的秩序而存在下去，也没有现存可以照抄的新的社会秩序而存在下去。这样，中国必须建立一种新的社会构造和社会秩序，才能赖以生存下去。乡村建设运动正是达到那种社会秩序的一种桥梁。至于所谓的“五鬼闹中华”只是皮相之论，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中国也并不因此就有了新的社会秩序。这是梁漱溟的看法。

可以说，梁漱溟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分析是十分深刻的。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战乱连年，灾祸不断。农村饱受兵匪、流氓、土豪劣绅及自然灾害的骚扰、摧残与打击，难以自保。但是，梁漱溟不仅没有停留于晏阳初、胡适等人的所谓“四大问题”[5]、“五鬼闹中华”的现象认识上，而且透过人们谈论得最多的军阀问题、帝国主义问题，直接切入到人类文化心理与价值观念等核心问题上。这样，乡村的问题不是作为个别的枝节问题，而是作为中国一个整体问题来看待的。中国问题的解决必有赖于乡村问题的解决。当然，对于梁漱溟而言，这不过是他对中国文化及其出路问题所思考的结论，向当时社会现实的推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