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数据报告分析

一、数据报告分析

在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中国特色医药卫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医疗卫生体系中的占比高达95%,涵盖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乡镇(街道)卫生院、村卫生室以及门诊部(所)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其主要作用是为本机构辐射区域的居民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的建设和提升,并将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作为政府工作的重点任务。

本节以福建省、贵州省、河南省、河北省、天津市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基本情况为出发点,对京津冀、中部、西南、沿海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提升提供建议和支持。

(一)县级综合医院、县级中医院建设情况

1.基本情况

本次共调研5省(市)县级医院41家(含县级综合医院22家、县级中医医院19家),包括福建省县级医院12家(含县级综合医院7家、县级中医医院5家),贵州省县级医院5家(含县级综合医院3家、县级中医医院2家),河南省县级医院8家(含县级综合医院4家、县级中医医院4家),河北省县级医院11家(含县级综合医院6家、县级中医医院5家),天津市县级医院5家(含县级综合医院2家、县级中医医院3家)。

2019年五省(市)县级医院医共体管辖的乡镇卫生院168家(含县级综合医院医共体管辖113家、县级中医医院医共体管辖55家),2019年县级医院医共体管辖的村卫生室2 172家(含县级综合医院医共体管辖1296家、县级中医医院医共体管辖876家)。县级医院2019年末居民健康档案累计建档人数1 251 127人(含县级综合医院999 892人、县级中医医院251235人),县级医院2019年内中医治未病服务人次数144062人(含县级综合医院127673人、县级中医医院16 389人)。县级医院2019年信息系统建成35家(含县级综合医院20家、县级中医医院15家)(表2-5)。

表2-5 五省(市)调研综合医院、县级中医院、医共体、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信息化建设情况对比分析

(续表)

2.财政投入分析

(1)五省(市)县级综合医院财政投入比较分析。本次调研涉及五省(市)22家县级综合医院,其中福建7家、贵州3家、河南4家、河北6家、天津1家。从对五省(市)院均县级综合医院2018、2019两年财政补助总和比较来看,从多到少依次排序为天津(10732万元)、福建(8440万元)、贵州(7724万元)、河南(5875万元)、河北(2788万元),其中河南、河北的仅是天津的二分之一和三分之一,与2018年相比,福建和天津的是下降的,福建降幅最大,达-22.57%,其他省份都是增加的,其中河南的增幅最大,达166.2%(图2-28)。

图2-28 五省(市)县级综合医院院均财政补助及占比情况对比

注:左侧纵坐标表示五省(市)县级综合医院2018、2019年院均总收入、院均财政补助收入分布情况,右侧纵坐标表示2018、2019年院均财政补助收入在院均总收入中的占比

为了更好地比较五省(市)经济水平较好、中等、较差三类地区县级综合医院财政投入情况,分别选择五省(市)经济水平较好地区5家县级综合医院、经济水平中等地区5家县级综合医院、经济水平较差地区5家县级综合医院进行比较。

从对五省(市)经济水平较好地区5家县级综合医院2018、2019两年财政补助总和比较来看,从多到少依次排序为福建(2.02亿元)、天津(1.23亿元)、贵州(0.96亿元)、河南(0.74亿元)、河北(0.59亿元),其中河北、河南仅是福建的四分之一和三分之一,贵州、天津仅是福建的二分之一。从发展趋势来看,与2018年相比,仅天津下降,达-38.17%,其他省份均增加,其中河南增幅最大,达73.86%(表2-6)。

表2-6 五省(市)经济水平较好的地区5家县级综合医院财政补助增幅情况对比

从对五省(市)经济水平中等地区5家县级综合医院2018、2019两年财政补助总和比较来看,从多到少依次排序为天津(9142万元)、贵州(6583万元)、福建(1430万元)、河南(568万元)、河北(358万元),其中河南、河北的投入都不足福建的二分之一。从发展趋势来看,与2018年相比,贵州、福建、天津的都是增加的,其中贵州的增幅最大,达34.52%;河南、河北都在下降,其中河北的降幅最大,达-72.35%(表2-7)。

表2-7 五省(市)经济水平中等地区5家县级综合医院财政补助增幅情况对比

从对四省经济水平较差的地区4家县级综合医院2018、2019两年财政补助总和比较来看,从多到少依次排序为贵州(6957万元)、福建(2714万元)、河南(407万元)、河北(162万元),其中河南、河北的财政补助都非常少。从发展趋势来看,与2018年相比,福建、贵州、河南均下降,其中河南降幅最大,达-79.19%;只有河北增加,达108.40%,但仅增加约57万元(表2-8)。

表2-8 四省经济水平较差的地区4家县级综合医院财政补助增幅情况对比

由于经济水平不同带来的财政投入差距在逐年加大,从对五省(市)经济水平较好、中等、较差地区5家县级综合医院2018、2019年两年财政补助增幅趋势来看,经济水平较好的地区中,河南增幅最大,达73.86%,天津降幅最大,达-38.17%;经济水平中等地区中,贵州增幅最大,达34.52%,河北降幅最大,达-72.35%;经济水平较差地区中,天津数据缺失,河北增幅最大,达108.40%,河南降幅最大,达-79.19%(图2-29)。

图2-29 五省(市)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5家县级综合医院2018、2019年度财政补助增长趋势

(2)五省(市)县级中医医院财政投入比较分析。本次调研涉及五省(市)19家县级中医医院,其中,福建5家、贵州2家、河南4家、河北5家、天津3家。

从对五省(市)院均县级中医医院2018、2019两年财政补助总和比较来看,从多到少依次排序为天津(7 150万元)、贵州(4 822万元)、河北(3 042万元)、福建(2 561万元)、河南(1686万元),其中河南、河北仅是天津的四分之一和二分之一,与2018年相比,贵州、河北和天津是下降的,河北降幅最大,达-8.68%,其他省份均增加,其中河南增幅最大,达632.92%(图2-30)。

图2-30 五省(市)县级中医医院院均财政补助及占比情况对比

注:左侧纵坐标表示五省(市)县级中医医院2018、2019年院均总收入、院均财政补助收入分布情况,右侧纵坐标表示2018、2019年院均财政补助收入在院均总收入中的占比

为了更好地比较五省(市)经济水平较好、中等、较差三类地区县级中医医院财政投入情况,分别选择五省(市)经济水平较好地区5家县级中医医院、经济水平中等地区5家县级中医医院、经济水平较差地区5家县级中医医院进行比较。

从对五省(市)经济水平较好的地区5家县级中医医院2018、2019两年财政补助总和比较来看,从多到少依次排序为天津(9 142万元)、福建(6 093万元)、贵州(5 729万元)、河北(2837万元)、河南(44万元),其中河南的财政补助非常少,与其他省份比较几乎没有财政补助。从发展趋势来看,与2018年相比,五省均呈增加趋势,其中福建的财政补助增幅最大,尽管河南的也在增加,但金额太少(表2-9)。

表2-9 五省(市)经济水平好的地区5家县级中医医院财政补助增幅情况对比

从对五省(市)经济水平中等的地区5家县级中医医院2018、2019两年财政补助总和比较来看,从多到少依次排序为天津(1.02亿元)、贵州(3 916万元)、河南(398万元)、河北(256万元)、福建(24万元),其中河南、河北和福建对中医医院的财政补助都不多。从发展趋势来看,与2018年相比,天津、河南、河北都呈下降趋势(表2-10)。

表2-10 五省(市)经济水平中等地区5家县级中医医院财政补助增幅情况对比

从对四省(市)经济水平较差的地区4家县级中医医院2018、2019两年财政补助总和比较来看,从多到少依次排序为河北(6 551万元)、天津(2 106万元)、福建(761万元)、河南(386万元),其中河南对中医医院的财政补助不足。从发展趋势来看,与2018年相比,河南、天津、河北都呈下降趋势(表2-11)。

表2-11 四省(市)经济水平差的地区4家县级中医医院财政补助增幅情况对比

(3)小结。五省(市)三类地区都重视对综合医院的投入(2018、2019年总和)且与经济发展水平基本成正比。在经济发达的福建、天津及经济不发达的贵州,无论是经济水平较好的地区,还是中等和较差的地区对综合医院的投入都比较多,并与经济水平基本成正比;经济水平较好的和中等的地区对综合医院的财政投入较2018年有所增加,但经济水平较差的地区对综合医院的财政投入较2018年有所下降。在经济不发达的河南和河北,经济水平较好的地区对综合医院的财政投入较多,经济水平中等和较差的地区对综合医院的投入较少,并且经济水平越差,投入越少;经济水平较好的地区对综合医院的财政投入较2018年有所增加,经济水平中等和较差(河北除外)的地区对综合医院的财政投入较2018年有所减少。

五省(市)三类地区对中医医院的投入(2018、2019年总和)均低于对综合医院的投入,且与经济发展水平基本成正比。在经济发达的福建、天津及经济不发达的贵州,无论是经济水平较好的地区、还是中等(福建除外)和较差的地区对中医医院的投入都比较多,并与经济水平基本成正比;经济水平较好的、中等(天津除外)和较差(天津除外)的地区对中医医院的财政投入较2018年有所增加,但经济水平较差的地区对中医医院的财政投入较2018年有所下降。在经济不发达的河北,经济水平较好和较差的地区对中医医院的财政投入较多,经济水平中等的地区对中医医院的投入较少,经济水平较好的地区对中医医院的财政投入较2018年有所增加,经济水平中等和较差的地区对中医医院的财政投入较2018年有所减少。在经济不发达的河南,三类地区对中医医院的财政补助均不高,与其对综合医院的投入差距较大;经济水平较好的地区对中医医院的投入最少,经济水平中等和较差的地区对中医医院的投入(2019)较2018年有所下降。

3.医疗资源配置与服务

(1)基本情况。按照地域划分、机构调查、随机抽样的原则与方法展开调研。五省(市)共选取县级医院41家(含县级综合医院22家、县级中医医院19家)。医疗资源配置与服务分析选取好、中、差三类地区各5家综合医院、中医医院进行比较。2019年院均执业(助理)医师数发展趋势与2018年相比,福建、河南、天津明显增加,贵州、河北下降;2019年中医类执业(助理)医师情况与2018年相比,福建、天津、河南增加,而贵州、河北下降。

(2)五省(市)综合医院医疗资源配置对比分析。通过对五省(市)22家2019年县级综合医院医疗资源分析(图2-31),院均执业(助理)医师数从高到低的分别是天津、福建、河北、河南、贵州;院均注册护士数从高到低的分别是天津、福建、贵州、河南、河北;院均编制床位数从高到低的分别是河南、福建、天津、贵州、河北;院均年末房屋建筑面积从高到低的分别是福建、河南、河北、天津、贵州;院均年末万元以上设备数从高到低的分别是河南、福建、天津、贵州、河北。

图2-31 2019年五省(市)县级综合医院院均医疗资源情况对比

针对综合医院中医师资源配置情况,通过对五省(市)22家2019年县级综合医院院均执业(助理)医师数、中医师对比分析,与2018年相比,贵州、河北中医师在执业(助理)医师中的占比明显提高,福建和天津呈下降趋势(图2-32)。

图2-32 五省(市)县级综合医院院均执业医师、中医师情况及占比

注:左侧纵坐标表示五省(市)县级综合医院中医类医师数、院均执业(助理)医师数分布情况,右侧纵坐标表示中医类医师数在院均执业(助理)医师数中的占比

为了更好地比较五省(市)经济水平较好、中等、较差三类地区县级综合医院医疗资源配置情况,分别选择五省(市)经济水平较好地区5家县级综合医院、经济水平中等地区5家县级综合医院、经济水平较差地区5家县级综合医院进行比较。

通过对五省(市)经济发展水平较好地区5家2019年县级综合医院医疗资源分析(图2-33),执业(助理)医师数从高到低的分别是福建、天津、河北、贵州、河南;注册护士数从高到低的分别是福建、贵州、河北、天津、河南;编制床位数从高到低的分别是福建、贵州、河北、天津、河南;房屋建筑面积从高到低的分别是福建、河北、河南、贵州、天津;万元以上设备数从高到低的分别是福建、贵州、河北、河南、天津。福建资源配置整体水平较高,河南资源配置水平整体较低。

图2-33 2019年五省(市)经济水平较好的地区5家县级综合医院医疗资源情况对比

从五省(市)经济水平较好的地区执业(助理)医师配置情况来看,相较于2018年,2019年执业(助理)医师数仅贵州减少,减少70人;福建、河南、河北、天津均增加,其中河南增加最多,达40人(图2-34)。

图2-34 五省(市)经济水平较好的地区5家县级综合医院执业医师、中医师情况及占比

注:左侧纵坐标表示五省(市)经济水平较好地区的县级综合医院中医类医师数、执业(助理)医师数分布情况,右侧纵坐标表示中医类医师数在院均执业(助理)医师数中的占比

针对综合医院中医师资源配置情况,通过对五省(市)经济发展水平较好地区5家县级综合医院2018、2019两年中医师总和比较来看,从多到少依次排序为福建(86人)、贵州(66人)、河北(62人)、河南(45人)、天津(18人),与2018年相比,2019年占比执业(助理)医师数福建、贵州增加,河北、河南和天津下降,河南省县级综合医院重视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的配置,占比较高。

针对综合医院执业(助理)医师资源配置情况,通过对五省(市)经济发展水平中等地区5家2019年县级综合医院医疗资源分析(图2-35),执业(助理)医师数从高到低的分别是天津、河北、贵州、河南、福建;注册护士数从高到低的分别是天津、贵州、河北、福建、河南;编制床位数从高到低的分别是天津、福建、贵州、河南、河北;房屋建筑面积从高到低的分别是河南、天津、福建、贵州、河北;万元以上设备数从高到低的分别是河南、天津、河北、贵州、福建,天津医疗资源配置整体水平较高。

图2-35 2019年五省(市)经济水平中等地区5家县级综合医院医疗资源情况对比

从五省(市)经济水平中等的地区执业(助理)医师配置情况来看,相较于2018年,2019年执业(助理)医师数仅河北减少,减少138人;福建、贵州、河南、天津均增加执业(助理)医师,贵州增加最多,达24人(图2-36)。

图2-36 五省(市)经济水平中等地区5家县级综合医院执业医师、中医师情况及占比

注:左侧纵坐标表示五省(市)经济水平中等地区的县级综合医院中医类医师数、执业(助理)医师数分布情况,右侧纵坐标表示中医类医师数在院均执业(助理)医师数中的占比

针对综合医院中医师资源配置情况,通过对五省(市)经济发展水平中等地区5家县级综合医院2018、2019两年中医师总和比较来看,从多到少依次排序为河北(77人)、福建(51人)、贵州(34人)、河南(20人)、天津(15人),较2018年增加的分别是河北、福建、贵州、河南,下降的是天津;河北、福建的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配置水平较高。

针对综合医院执业(助理)医师资源配置情况,通过对四省经济发展水平较差的地区4家县级综合医院2019年医疗资源分析(图2-37),执业(助理)医师数从高到低的分别是河南、福建、贵州、河北;注册护士数从高到低的分别是贵州、河南、福建、河北;编制床位数从高到低的分别是河南、福建、贵州、河北;房屋建筑面积从高到低的分别是河南、贵州、福建、河北;万元以上设备数从高到低的分别是河南、贵州、福建、河北;河南医疗资源配置整体水平较高,河北医疗资源配置整体水平较低。

图2-37 2019年四省经济水平较差的地区4家县级综合医院医疗资源情况对比

从五省(市)经济水平较差的地区执业(助理)医师配置情况来看,除天津市无数据之外,相较于2018年,2019年福建、贵州、河南、河北均增加执业(助理)医师,贵州增加最多,达27人;河南增加20人、福建增加8人、河北增加3人(图2-38)。

图2-38 四省(市)经济水平较差的地区4家县级综合医院执业医师、中医师情况及占比

注:左侧纵坐标表示五省(市)经济水平较差地区的县级综合医院中医类医师数、执业(助理)医师数分布情况,右侧纵坐标表示中医类医师数在院均执业(助理)医师数中的占比

针对综合医院中医师资源配置情况,通过对四省(市)经济发展水平差的地区4家县级综合医院2018、2019年中医师总和比较来看,从多到少依次排序为贵州(46人)、福建(26人)、河南(22人)、河北(13人),较2018年增加的分别是河南、河北,下降的是贵州、福建;贵州中医类执业(助理)医师配置水平较高。

针对综合医院执业(助理)医师配置情况,通过对五省(市)县级综合医院2018、2019年院均执业(助理)医师配置情况及变化比较来看,两年总和的均值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天津、福建、河北、河南、贵州;从趋势来看,福建、河南、天津增长,贵州、河北则下降(图2-39、表2-12)。

图2-39 五省(市)县级综合医院2018~2019年院均执业(助理)医师配置变化趋势

表2-12 五省(市)县级综合医院2018~2019年院均执业(助理)医师配置变化趋势

针对综合医院执业(助理)医师配置情况,通过对五省(市)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地区5家县级综合医院2018、2019年执业(助理)医师配置情况及变化比较来看,两年总和的均值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福建、贵州、天津、河北、河南;从趋势来看,仅贵州下降,其余均增加,河南增幅最大,达58.82%(图2-40、表2-13)。

图2-40 五省(市)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地区5家县级综合医院2018~2019年执业(助理)医师配置变化趋势

表2-13 五省(市)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地区5家县级综合医院2018~2019年执业(助理)医师配置变化趋势

针对综合医院执业(助理)医师配置情况,通过对五省(市)经济发展水平中等的地区5家县级综合医院2018、2019年执业(助理)医师配置情况及变化比较来看,两年总和的均值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天津、河北、河南、贵州、福建;从趋势来看,仅河北下降,其余均增加,贵州增幅最大,达22.64%(图2-41、表2-14)。

图2-41 五省(市)经济发展水平中等地区5家县级综合医院2018~2019年执业(助理)医师配置变化趋势

表2-14 五省(市)经济发展水平中等地区5家县级综合医院2018~2019年执业(助理)医师配置变化趋势

针对综合医院执业(助理)医师配置情况,通过对四省经济发展水平较差的地区4家县级综合医院2018、2019年执业(助理)医师配置情况及变化比较来看,两年总和的均值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河南、福建、贵州、河北;从趋势来看,均有增加,贵州增幅最大,达42.86%(图2-42、表2-15)。

图2-42 四省经济发展水平较差的地区4家县级综合医院2018~2019年执业(助理)医师配置变化趋势

表2-15 四省经济发展水平较差的地区4家县级综合医院2018~2019年执业(助理)医师配置变化趋势

从对五省(市)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5家县级综合医院2018、2019年执业(助理)医师中中医师占比趋势来看:在经济发达的福建、经济不发达的贵州,无论是经济水平较好的地区、还是中等地区,中医师占比呈现增长趋势,并与经济水平基本成正比,但经济水平较差的地区中医师占比较2018年有所下降;在经济不发达的河北,经济水平中等和差的地区中医师占比呈增长趋势,经济水平较好的地区中医师占比低于院均水平,但经济水平中等地区中医师占比高于院均水平2.15倍;在经济不发达的河南,经济水平中等和差的地区中医师占比呈增长趋势,经济水平较好的地区中医师占比较2018年有所下降(图2-43)。

图2-43 五省(市)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5家县级综合医院2018、2019年度执业(助理)医师中中医师占比趋势

(3)五省(市)中医医院医疗资源配置对比分析。通过对五省(市)19家县级中医医院2019年医疗资源分析(图2-44),院均执业(助理)医师数从高到低的分别是河南、贵州、天津、河北、福建;院均注册护士数从高到低的分别是河南、贵州、天津、河北、福建;院均编制床位数从高到低的分别是河南、贵州、河北、福建、天津;院年末房屋建筑面积从高到低的分别是河南、贵州、福建、天津、河北;院均年末万元以上设备数从高到低的分别是河南、贵州、河北、福建、天津。河南、贵州医疗资源配置整体水平较高,体现出两省对中医药工作的重视。

图2-44 2019年五省(市)县级中医医院院均医疗资源情况对比

从五省(市)院均县级中医医院执业(助理)医师配置情况来看,相较于2018年,2019年院均执业(助理)医师数增加的省份是福建、河南、河北,其中河南增加最多,达15人;减少的省(市)有贵州、天津,其中贵州减少3人、天津减少1.66人(图2-45)。

图2-45 五省(市)县级中医医院院均执业医师、中医师情况及占比

注:左侧纵坐标表示五省(市)县级中医医院中医类医师数、院均执业(助理)医师数分布情况,右侧纵坐标表示中医类医师数在院均执业(助理)医师数中的占比

针对县级中医医院中医师资源配置情况,通过对五省(市)19家县级中医医院2019年院均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数对比分析,较2018年,尽管五省(市)中医类执业(助理)医师数增加,但中医师占比只有福建、河北、天津呈现小幅增加,贵州、河南呈下降趋势。

为了更好地比较五省(市)经济水平较好、中等、较差三类地区县级中医医院医疗资源配置情况,分别选择五省(市)经济水平较好地区5家县级中医医院、经济水平中等地区5家县级中医医院、经济水平较差地区5家县级中医医院进行比较。

针对县级中医医院中医师资源配置情况,通过对五省(市)经济发展水平较好地区5家2019年县级中医医院医疗资源分析(图2-46),执业(助理)医师数从高到低的分别是河北、河南、天津、贵州、福建;注册护士数从高到低的分别是河南、贵州、河北、天津、福建;编制床位数从高到低的分别是河南、贵州、河北、福建、天津;房屋建筑面积从高到低的分别是河南、贵州、天津、福建、河北;万元以上设备数从高到低的分别是贵州、河南、河北、天津、福建。河南、贵州医疗资源配置整体水平较高。

图2-46 2019年五省(市)经济水平较好的地区5家县级中医医院医疗资源情况对比

从五省(市)经济水平较好的地区县级中医医院执业(助理)医师配置情况来看,相较于2018年,2019年福建、贵州、河南、河北、天津均增加执业(助理)医师数,其中河南增加26人,排名第一;贵州、河北均增加7人;福建增加6人、天津增加3人(图2-47)。

图2-47 2019年五省(市)经济水平较好的地区5家县级中医医院执业医师、中医师情况及占比

注:左侧纵坐标表示五省(市)经济水平较好地区的县级中医医院中医类医师数、执业(助理)医师数分布情况,右侧纵坐标表示中医类医师数在院均执业(助理)医师数中的占比

针对中医医院中医类执业(助理)医师配置情况,通过对五省(市)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地区5家县级中医医院2018、2019两年中医师总和的均数比较来看,从多到少依次排序为河南(122人)、天津(118人)、贵州(103.5人)、河北(95人)、福建(78.5人),较2018年均有增加。福建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占比最高,河南、贵州、天津也都超过60%的标准要求,只有河北的低于60%的标准。

通过对五省(市)经济发展水平中等地区5家县级中医医院2019年医疗资源分析(图2-48),执业(助理)医师数从高到低的分别是河北、天津、贵州、福建、河南;注册护士数从高到低的分别是贵州、河北、天津、福建、河南;编制床位数从高到低的分别是河南、河北、贵州、天津、福建;房屋建筑面积从高到低的分别是福建、河北、贵州、河南;万元以上设备数从高到低的分别是贵州、河北、福建、河南。

图2-48 2019年五省(市)经济水平中等地区5家县级综合医院医疗资源情况对比

从五省(市)经济水平中等的地区县级中医医院执业(助理)医师配置情况来看,相较于2018年,除福建无变化之外,2019年仅河南增加2人;贵州、河北、天津均减少,其中贵州减少13人,天津减少8人、河北减少2人(图2-49)。

图2-49 2019年五省(市)经济水平中等地区5家县级中医医院执业医师、中医师情况及占比

注:左侧纵坐标表示五省(市)经济水平中等地区的县级中医医院中医类医师数、执业(助理)医师数分布情况,右侧纵坐标表示中医类医师数在院均执业(助理)医师数中的占比

针对中医医院中医类执业(助理)医师配置情况,通过对五省(市)经济发展水平中等地区5家县级中医医院2018、2019年中医师总和的均数比较来看,从多到少依次排序为贵州(73.5人)、河北(63人)、天津(60.5人)、福建(33.5人)、河南(25人),较2018年增加的分别是福建、河北、天津,下降的是贵州、河南。除贵州外,其他省的中医医院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占比均低于60%的标准。

通过对五省(市)经济发展水平较差的地区5家县级中医医院2019年医疗资源分析,河南一枝独秀,在执业(助理)医师数、注册护士数、编制床位数、房屋建筑面积、万元以上设备数方面均排名第一;天津在执业(助理)医师数方面位列第二;贵州在注册护士数、编制床位数、房屋建筑面积、万元以上设备数方面均排名第二。通过数据看到福建经济发展水平较差的地区县级中医医院年末万元以上设备数在五省(市)中排名靠后,仅13台;河北经济发展水平较差的地区县级中医医院注册护士数、编制床位数、房屋建筑面积在五省(市)中排名均靠后,由此可见河北需进一步加大对经济发展水平较差地区县级中医医院的扶持力度(图2-50)。

图2-50 2019年五省(市)经济水平较差的地区5家县级综合医院医疗资源情况对比

针对中医医院中医类执业(助理)医师配置情况,通过对四省(市)经济发展水平较差的地区4家县级中医医院2018、2019年两年中医师总和的均数比较来看,从多到少依次排序为河南(178.5人)、天津(55人)、福建(17人)、河北(11人),较2018年均无增加,河南下降,福建、河北、天津无变化(图2-51)。除天津外,其他省的中医医院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占比均低于60%的标准。

图2-51 2019年四省(市)经济水平较差的地区4家县级中医医院执业医师、中医师情况及占比

注:左侧纵坐标表示五省(市)经济水平较差地区的县级中医医院中医类医师数、执业(助理)医师数分布情况,右侧纵坐标表示中医类医师数在院均执业(助理)医师数中的占比

从四省(市)经济水平较差的地区县级中医医院执业(助理)医师配置情况来看,相较于2018年,2019年福建、河南执业(助理)医师数均增加,其中河南增加最多,达19人;河北、天津无变化。

针对中医医院执业(助理)医师配置情况,通过对五省(市)县级中医医院2018、2019年院均执业(助理)医师配置情况及变化比较来看,两年总和的均值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河南、贵州、天津、河北、福建;从趋势来看,福建、河南、河北增长,贵州、天津则下降(图2-52、表2-16)。

图2-52 五省(市)县级中医医院2018~2019年院均执业(助理)医师配置变化趋势

表2-16 五省(市)县级中医医院2018~2019年院均执业(助理)医师配置变化趋势

针对中医医院执业(助理)医师配置情况,通过对五省(市)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地区5家县级中医医院2018、2019年执业(助理)医师配置情况及变化比较来看,两年总和的均值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河北、河南、天津、贵州、福建;从趋势来看,经济水平较好的地区,对执业(助理)医师的配置均有增长,其中河南增幅最大,达14.13%(图2-53、表2-17)。

图2-53 五省(市)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地区5家县级中医医院2018~2019年执业(助理)医师配置变化趋势

表2-17 五省(市)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地区5家县级中医医院2018~2019年执业(助理)医师配置变化趋势

针对中医医院执业(助理)医师配置情况,通过对五省(市)经济发展水平中等的地区5家县级中医医院2018、2019年执业(助理)医师配置情况及变化比较来看,两年总和的均值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河北、天津、贵州、福建、河南;从趋势来看,福建无变化,仅河南增加,其余均下降,其中贵州降幅最大,达-10.83%(图2-54、表2-18)。

图2-54 五省(市)经济发展水平中等地区5家县级中医医院2018~2019年执业(助理)医师配置变化趋势

表2-18 五省(市)经济发展水平中等地区5家县级中医医院2018~2019年执业(助理)医师配置变化趋势

从五省(市)经济发展水平较差的地区5家县级中医医院2018~2019年执业(助理)医师配置变化趋势来看,河北、天津无变化,福建、贵州、河南均有增加,其中贵州增幅明显,达300%,福建增幅4.88%、河南增幅4.62%(图2-55、表2-19)。

图2-55 五省(市)经济发展水平较差的地区5家县级中医医院2018~2019年执业(助理)医师配置变化趋势

表2-19 五省(市)经济发展水平较差的地区5家县级中医医院2018~2019年执业(助理)医师配置变化趋势

通过对五省(市)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5家县级中医医院2018、2019年度执业医师、中医师占比趋势对比来看:在福建、天津和贵州,无论是经济水平较好的地区、还是中等地区(贵州除外),中医师占比呈现增长态势,并与经济水平基本成正比,但经济水平较差的地区中医师占比较2018年有所下降;在河北,经济水平中等的地区中医师占比呈增长态势,差的地区无变化,经济水平较好的地区中医师占比低于院均水平;在经济不发达的河南,经济水平较好、中等、较差三类地区中医师占比均呈下降态势(图2-56)。

图2-56 五省(市)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5家县级中医医院2018~2019年度执业医师、中医师占比趋势

(4)小结

1)五省(市)均十分重视对县级综合医院的医疗资源配置,经济发达省份院均医疗资源配置水平均高于经济欠发达和不发达省份,各省份经济水平较好的地区配置水平均高于经济水平中等的地区,但对于综合医院中医类医师的配置与经济水平关系不大。

五省(市)2019年院均县级综合医院医疗资源对比来看:院均医师数从高到低依次为天津、福建、河北、河南、贵州,天津院均医师数是贵州的1.93倍;院均护士数从高到低依次为:天津、福建、贵州、河南、河北;但院均床位数和院均万元以上设备位列第一的是河南省,体现河南省尽管经济不发达,但对综合医院床位和设备配置相当重视。

五省(市)经济水平较好的地区执业(助理)医师数、注册护士数、房屋建筑面积和万元以上设备台数等配置水平均高于经济水平中等地区。

2019年院均中医师数占比执业医师数从高到低依次排序:贵州、河北、福建、河南、天津。同样,福建、贵州、河北三省经济水平中等地区的综合医院中医类医师配置水平高于经济水平好的地区,只有天津、河南经济水平较低的地区综合医院中医类医师配置水平高于经济水平中等的地区。

2)五省(市)均十分重视对县级中医医院的医疗资源配置,但经济发达省份院均医疗资源配置水平并不都高于经济欠发达和不发达省份,与各省(市)对中医药的重视程度有关。各省份经济水平较好的地区配置水平均高于经济水平中等的地区。

五省(市)县级中医医院医疗资源分析显示,院均执业(助理)医师数从高到低的分别是河南、贵州、天津、河北、福建,河南省院均医师数是福建的2.43倍;院均注册护士数从高到低的分别是河南、贵州、河北、天津、福建;院均编制床位数从高到低分别是河南、福建、天津、河北;院均年末房屋建筑面积从高到低分别是河南、贵州、福建、天津、河北;院均年末万元以上设备数从高到低分别是河南、贵州、河北、福建、天津。院均床位数和院均万元以上设备位列第一的是河南省。

各省份经济水平较好的地区对中医医院医疗资源配置水平明显高于经济水平中等的地区。

3)经济水平较好的地区各项指标均遥遥领先。县级综合医院、中医医院2019年院均床位数和院均万元以上设备均位列第一的是河南省。

4)经济水平中等地区弱化明显。福建省中等地区县级综合医院院均万元设备台数明显均低于好、差地区,处于弱势。贵州省经济水平中等地区万元设备台数均低于好、差地区,处于弱势。河南省经济水平中等地区县级中医医院资源弱化明显。河北省经济水平中等地区县级综合医院院均年末房屋建筑面积最低。2019年天津市中等地区院均县级综合医院在执业医师数、注册护士数、编制床位、房屋建筑面积方面均超过经济水平好的地区;但经济水平中等地区县级中医医院无房屋、无设备现象尤为突出。

5)经济水平较差的地区房屋面积大、设备好。河南省经济水平差的地区万元设备投入甚至超过好、中地区总和;贵州省经济水平差的地区院均年末房屋建筑面积最大。

4.医疗服务情况分析

(1)基本情况。按照地域划分、机构调查、随机抽样的原则与方法展开调研,五省(市)共选取县级医院41家(含县级综合医院22家、县级中医医院19家)。医疗服务分析选取经济水平好、中、差地区各5家综合医院、中医医院进行比较。分析发现西医处方数与医师配置成正比,但中医处方数与中医师配置并不成正比,贵州、河北中医师配置水平较高。中医医院门诊处方数与医师配置成正比,但中医处方数与中医师配置并不成正比。

(2)五省(市)综合医院医疗服务情况对比分析。通过对2019年五省(市)22家县级综合医院医疗服务情况分析(图2-57),院均门诊人次从高到低的分别是河南、天津、福建、贵州、河北;院均住院病人手术人次数从高到低的分别是贵州、河南、福建、河北、天津。各省份医疗服务与其执业(助理)医师、床位数配置水平成正比,天津手术人次数少与其床位控制有关。

图2-57 2019年五省(市)县级综合医院院均医疗服务量情况对比

2019年县级综合医院院均西医处方数从高到低依次为:天津、福建、河南、河北、贵州,天津院均西医处方数是贵州的3.56倍;院均中医处方数从高到低依次为:福建、河南、天津、河北、贵州,福建院均中医处方数是贵州的14.38倍(图2-58)。

图2-58 2019年五省(市)县级综合医院院均处方数情况对比

西医处方数与医师配置成正比,但中医处方数与中医师配置并不成正比,贵州、河北中医师配置水平较高,但院均中医处方数并不高,天津、河南中医师配置水平并不高,但中医处方数相比处于较高水平。

为了更好地比较五省(市)经济水平较好、中等、较差三类地区县级综合医院医疗服务情况,分别选择五省(市)经济水平较好地区5家县级综合医院、经济水平中等地区5家县级综合医院、经济水平较差地区4家县级综合医院服务量进行比较,包括总诊疗人次、门诊人次、较2018年诊疗人次增减幅等。

通过对五省(市)经济水平较好的地区5家县级综合医院医疗服务量情况对比分析,相较于2018年,2019年诊疗人次仅福建下降,降幅达-1.38%;贵州、河南、河北、天津均增加,其中河南增幅最大,达362.57%(图2-59)。

图2-59 五省(市)经济水平较好的地区5家县级综合医院医疗服务量情况对比

注:左侧纵坐标表示五省(市)经济水平较好的县级综合医院2019年门诊人次、总诊疗人次分布情况,右侧纵坐标表示2019年较2018年诊疗人次增减比例

通过对五省(市)经济水平中等地区5家县级综合医院医疗服务量情况对比分析,相较于2018年,2019年诊疗人次下降的有福建、河北,其中河北降幅最大,达-50.49%;贵州、河南、天津的诊疗人次均呈增长态势,其中天津增幅最大,达17.37%(图2-60)。

图2-60 五省(市)经济水平中等地区5家县级综合医院医疗服务量情况对比

注:左侧纵坐标表示五省(市)经济水平中等的县级综合医院2019年门诊人次、总诊疗人次分布情况,右侧纵坐标表示2019年较2018年诊疗人次增减比例

通过对四省经济水平较差的地区4家县级综合医院医疗服务量情况对比分析,2018、2019年度门诊人次总和的均值从高到低排序为:河南、福建、贵州、河北,总诊疗人次较2018年均有增加,河北增幅最大,达50.90%(图2-61)。

图2-61 四省经济水平较差的地区4家县级综合医院医疗服务量情况对比

注:左侧纵坐标表示五省(市)经济水平较差的县级综合医院2019年门诊人次、总诊疗人次分布情况,右侧纵坐标表示2019年较2018年诊疗人次增减比例

通过对五省(市)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5家县级综合医院2018、2019年度医疗服务量占比趋势对比来看:

在福建、天津和贵州,无论是经济水平较好的地区、还是中等地区(福建除外)和较差的地区,医疗服务量(以住院病人手术人次占比门诊人次为参照)均呈下降态势;在经济不发达的河北,经济水平中等地区医疗服务量下降,经济水平较好、较差的地区医疗服务量呈现增长;在经济不发达的河南,经济水平较好、中等地区医疗服务量增加(图2-62)。

图2-62 五省(市)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5家县级综合医院2018、2019年度医疗服务量占比趋势

(3)五省(市)中医医院医疗服务情况对比分析。2019年院均县级中医医院院均门诊人次从高到低依次为:河南、天津、福建、贵州、河北;院均住院病人手术人次数从高到低依次为:贵州、河南、福建、河北、天津(图2-63)。

图2-63 2019年五省(市)县级中医医院院均医疗服务量情况对比

2019年院均县级中医医院院均门诊处方总数从高到低依次为河南、天津、贵州、福建、河北,院均中医处方数从高到低依次为天津、河南、贵州、福建、河北(图2-64)。

图2-64 2019年五省(市)县级中医医院院均处方数情况对比

为了更好地比较五省(市)经济水平较好、中等、较差三类地区县级中医医院医疗服务情况,分别选择五省(市)经济水平较好地区5家县级中医医院、经济水平中等地区5家县级中医医院、经济水平较差地区4家县级中医医院服务量进行比较,包括总诊疗人次、门诊人次、较2018年诊疗人次增减幅等。

通过对五省(市)经济水平较好的地区5家县级中医医院医疗服务量情况对比分析,2018、2019年度门诊人次总和的均值从高到低排序为:天津、福建、河北、河南、贵州,总诊疗人次较2018年,增加的有福建、河南、天津,下降的有贵州、河北,贵州降幅最大,达-24.25%(图2-65)。

图2-65 五省(市)经济水平较好的地区5家县级中医医院医疗服务量情况对比

注:左侧纵坐标表示五省(市)经济水平较好的县级中医医院2019年门诊人次、总诊疗人次分布情况,右侧纵坐标表示2019年较2018年诊疗人次增减比例

通过对五省(市)经济水平中等地区5家县级中医医院医疗服务量情况对比分析,2018、2019年度门诊人次总和的均值从高到低排序为:天津、贵州、福建、河北、河南,总诊疗人次较2018年,福建、河北、天津增加,贵州、河南下降(图2-66)。

图2-66 五省(市)经济水平中等地区5家县级中医医院医疗服务量情况对比

注:左侧纵坐标表示五省(市)经济水平中等的县级中医医院2019年门诊人次、总诊疗人次分布情况,右侧纵坐标表示2019年较2018年诊疗人次增减比例

通过对四省(市)经济水平较差的地区4家县级中医医院医疗服务量情况对比分析,2018、2019年度门诊人次总和的均值从高到低排序为:河南、天津、福建、河北,总诊疗人次较2018年,仅河北下降,其余均增加(图2-67)。

图2-67 四省(市)经济水平较差的地区4家县级中医医院医疗服务量情况对比

注:左侧纵坐标表示五省(市)经济水平较差的县级中医医院2019年门诊人次、总诊疗人次分布情况,右侧纵坐标表示2019年较2018年诊疗人次增减比例

通过对五省(市)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5家县级中医医院2018、2019年度医疗服务量占比趋势对比来看:在经济发达的福建、天津和经济不发达的贵州,无论是经济水平较好的地区(福建除外)、还是中等地区,医疗服务量(以住院病人手术人次占比门诊人次为参照)均呈增长态势;在经济不发达的河北,经济水平中等地区医疗服务量下降,经济水平好、差地区医疗服务量呈现增长态势;在经济不发达的河南,经济水平好、差地区医疗服务量下降,中等地区无变化(图2-68)。

图2-68 五省(市)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5家县级中医医院2018、2019年度医疗服务量占比趋势

5.医师工作效率和医院收入情况分析

(1)医师工作效率分析。2019年五省(市)县级综合医院院均医师工作效率从高到低依次为:河南、福建、天津、贵州、河北,河南是人口大省,是医师工作效率高的主要因素;贵州人口相对稀少,也是医师工作效率低的主要因素(表2-20)。

表2-20 2019年五省(市)县级综合医院院均医师效率情况对比

2019年五省(市)县级中医医院院均医师工作效率从高到低依次为:福建、天津、贵州、河北、河南(表2-21)。

表2-21 五省(市)2019年院均县级中医医院医师效率情况对比

(2)医院收入情况分析

1)县级综合医院收入情况分析。通过对五省(市)2019年院均县级综合医院收入、支出情况对比分析:院均总收入、院均医疗收入从高到低依次均为:福建、天津、河南、贵州、河北;基本支出从高到低依次为:天津、河北、贵州、福建、河南;院均奖金+绩效工资从高到低依次为:天津、福建、河南、河北、贵州;天津院均奖金绩效是贵州的21.04倍(图2-69)。

图2-69 2019年五省(市)县级综合医院院均收入、支出情况对比(千元)

为了比较经济发展水平对县级综合医院人员收入的影响,分别选择五省(市)经济水平较好地区5家县级综合医院、经济水平中等地区5家县级综合医院、经济水平较差地区4家县级综合医院进行比较。

五省(市)经济水平较好的地区5家县级综合医院2019年总收入、医疗收入福建最高、河南最低;贵州基本支出、奖金绩效为0;奖金+绩效工资最高的是福建,其次为河北、天津、河南(图2-70)。

图2-70 五省(市)2019年经济水平好的地区5家县级综合医院收入、支出情况对比(千元)

五省(市)经济水平中等地区5家县级综合医院2019年总收入天津最高、河北省最低;医疗收入河南最高、福建最低;基本支出天津最高、河北最低;奖金+绩效工资最高的是河南,其次为天津、贵州、河北、福建(图2-71)。

图2-71 五省(市)2019年经济水平中等地区5家县级综合医院收入、支出情况对比(千元)

通过对四省经济水平较差地区4家县级综合医院收入、支出情况对比分析,相较于2018年,四省2019年总收入从高到低排序为:河南、贵州、福建、河北;基本支出从高到低排序为:贵州、福建、河北、河南,其中河南2019年基本支出为0;奖金+绩效工资方面,河南排名第一,福建最低;河南经济水平较差地区县级综合医院奖金绩效支出是福建的21.09倍(图2-72)。

图2-72 四省2019年经济水平差的地区4家县级综合医院收入、支出情况对比(千元)

通过对五省(市)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5家县级综合医院2019年度收入、支出均值比较,经济水平较好的地区收入、支出均高于院均水平(表2-22)。

表2-22 五省(市)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5家县级综合医院2019年度收入、支出均值对比(千元)

2)县级中医医院收入情况分析。对2019年五省(市)县级中医医院院均收入、支出情况对比分析:院均总收入、院均医疗收入从高到低依次均为:福建、天津、河南、贵州、河北;基本支出从高到低依次为:天津、河北、贵州、福建、河南;院均奖金+绩效工资从高到低依次为:福建、天津、河南、河北、贵州,福建院均奖金绩效是贵州的2.76倍(图2-73)。

图2-73 2019年五省(市)县级中医院均医院收入、支出情况对比(千元)

为了分析经济发展水平对县级中医医院人员收入的影响,分别选择五省(市)经济水平较好地区5家县级中医医院、经济水平中等地区5家县级中医医院、经济水平较差地区4家县级中医医院进行比较。

五省(市)经济水平较好的地区5家县级中医医院2019年总收入、医疗收入河南均最高、福建均最低;基本支出天津最高、河南最低;奖金+绩效工资最高的是河北,其次为天津、福建、河南、贵州(图2-74)。

图2-74 2019年五省(市)经济水平较好的地区5家县级中医医院收入、支出情况对比(千元)

五省(市)经济水平中等地区5家县级中医医院2019年总收入、医疗收入福建均最高、河南均最低;基本支出天津最高、河北最低;奖金+绩效工资最高的是贵州,其次为天津、福建、河北、贵州,河南无奖金绩效(图2-75)。

图2-75 2019年五省(市)经济水平中等地区5家县级中医医院收入、支出情况对比(千元)

通过对四省(市)经济水平较差地区4家县级中医医院收入、支出情况对比分析,相较于2018年,四省2019年总收入从高到低排序为:河南、天津、福建、河北;基本支出从高到低排序为:河北、天津、福建、河南;奖金+绩效工资方面,河南排名第一,河北最低,河南经济水平较差地区县级中医医院奖金绩效支出是河北的14.58倍;但在基本支出方面,河北排名第一,河南最低,河北经济水平较差地区县级中医医院2019年基本支出是河南的34.14倍(图2-76)。

图2-76 2019年四省(市)经济水平较差的地区4家县级中医医院收入、支出情况对比(千元)

通过对五省(市)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5家县级中医医院2019年度收入、支出均值比较,院均总收入、医疗收入是经济水平中等、差的地区总收入、医疗收入的2.4倍;经济水平差的地区医疗收入超过了中等地区(表2-23)。

表2-23 五省(市)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5家县级中医医院2019年度收入、支出均值对比(千元)

对五省(市)2018~2019年院均县级中医医院奖金+绩效工资情况对比分析:贵州涨幅最大,达65.95%;河南降幅最大,达37.88%。河南奖金绩效降幅最大,间接影响中医医院医务人员积极性(图2-77)。

图2-77 五省(市)2018~2019年院均县级中医医院奖金+绩效工资情况对比(千元)

(3)小结。五省(市)2019年县级综合医院、县级中医医院院均总收入、院均医疗收入、奖金+绩效工资最高的是福建;县级中医医院经济水平好的地区2019年奖金+绩效工资最高的是河北;贵州经济水平好的地区基本支出、奖金绩效均为0;河南经济水平中等地区县级综合医院2019年医疗收入、奖金+绩效工资位列五省(市)最高,但县级中医医院却无奖金绩效。

6.医共体建设

福建县级综合医院医共体机构数7个、贵州县级综合医院医共体机构数3个、河南县级综合医院医共体机构数4个、河北县级综合医院医共体机构数6个、天津县级综合医院医共体机构数2个(图2-78)。

图2-78 五省(市)2019年县级综合医院医共体建设情况对比

其中,管辖乡镇卫生院数和村卫生室数、下转患者数、支援执业医生数均位列第一的是福建。

福建县级中医医院医共体机构数5个、贵州县级综合医院医共体机构数2个、河南县级中医医院医共体机构数4个、河北县级中医医院医共体机构数5个、天津县级中医医院医共体机构数3个(图2-79)。

图2-79 五省(市)2019年县级中医医院医共体建设情况对比

其中,医共体管辖乡镇卫生院数和村卫生室数、下转到乡镇卫生院患者数、支援到乡镇卫生院执业医生数均位列第一的是福建。

福建县级综合医院医共体数最多,且管辖乡镇卫生院数和村卫生室数、下转患者数、支援执业医生数均位列五省份第一。在县级中医医院医共体建设方面,福建省依旧位列第一。

(二)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情况

1.基本情况

共调研了5个地区的71个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包括福建21个,贵州9个,河南12个,河北20个,以及天津的9个机构。

根据经济水平划分较好、中等、较差三种类型,每个省份根据经济水平划分调研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各有3个,即根据经济水平较好、中等、较差划分调查的医疗机构每个省份各有3个,共调研了15个医疗机构。

其中涉及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83个,包括63个基本医保定点机构和20个新农合定点机构;调研的机构中一体化管理的村卫生室共896个,其中河南最多319个,其次是河北237个,福建202个,贵州202个,以及天津的24个;所调查的机构人员中,取得培训合格证书的全科医生共319人,其中取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的共146人,取得骨干培训合格证书的84人,取得转岗培训合格证书的123人(表2-24)。

表2-24 五省(市)调查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本情况

2.医疗资源

(1)人员构成情况。调查了2019年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员构成院均分布情况,包括临床类、中医类、口腔类和公共卫生类的人数和在执业(助理)医师总数中的占比。

如表2-25所示,五省(市)平均每个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执业(助理)医师41.80人,其中临床类占比30.09%,中医类占比7.51%,口腔类占比7.51%,公共卫生占比42.49%。

五省(市)大多以临床类人员占比高;中医类执业(助理)医师占比较高的是福建和河北。五省(市)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执业(助理)医师数从高到低分别是天津、福建、河南、河北、贵州。

表2-25 2019年五省(市)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人员构成情况

调查了2019年五省(市)经济水平较好、中等、较差地区各3家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员构成院均分布情况,包括临床类、中医类、口腔类和公共卫生类的人数和在执业(助理)医师总数中的占比。

如表2-26所示,经济水平较好地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执业(助理)医师42.13人,其中临床类占比最高50.49%,中医类占比次之17.57%,口腔类占比7.60%,公共卫生占比13.29%。

表2-26 2019年五省(市)经济水平较好地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人员构成情况

五省(市)人员构成都以临床类占比最高。五省(市)院均执业(助理)医师数从高到低分别是福建、河南、天津、河北、贵州。

如表2-27所示,经济水平中等地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执业(助理)医师29.13人,其中临床类占比最高59.04%,中医类占比9.61%,口腔类占比4.11%,公共卫生占比3.88%。

五省(市)人员构成都以临床类占比最高。五省(市)院均执业(助理)医师数从高到低分别是福建、天津、河南、河北、贵州。

表2-27 2019年五省(市)经济水平中等地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人员构成情况

如表2-28所示,经济水平较差地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执业(助理)医师18.80人,其中临床类占比最高46.12%,中医类占比13.83%,口腔类占比3.19%,公共卫生占比5.32%。

表2-28 2019年五省(市)经济水平较差地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人员构成情况

五省(市)人员构成都以临床类占比最高。五省(市)院均执业(助理)医师数从高到低分别是天津、福建、河南、河北、贵州。

(2)人员学历情况。通过对五省(市)2019年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人员学历分布情况调查,包括执业(助理)医师数、医师学历,涉及的学历包括研究生、大学本科和大专及以下学历。

五省(市)平均调查了19.75位执业(助理)医师,其中大学本科学历10.03人,占比最高,为50.78%;大专及以下学历8.78人,占44.46%;研究生学历0.94人,占比最低,为4.96%。调查地区执业(助理)医师学历普遍以大学本科及以下学历为主。

其中,天津所调查的执业(助理)医师中的大学本科及研究生学历人数明显高于平均水平,占比81.01%;河北和福建的次之,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分别是49.38%、48.06%;贵州省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最低,占比11.67%(图2-80)。

图2-80 2019年五省(市)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人员学历分布情况

注:左侧纵坐标轴表示每类学历的人员数,右侧纵坐标轴表示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数在执业(助理)医师数中的所占比例

通过对2019年五省(市)经济水平较好地区各3所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人员学历分布情况分析,五省(市)平均调查了34.60位执业(助理)医师,其中大学本科学历16.33人,占比最高,为47.20%;大专及以下学历16.07人,占比46.45%,与大学本科学历相当;研究生学历2.2人,占比最低,为6.36%;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53.56%。

其中,天津地区执业(助理)医师数、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学历数都高于平均水平,占比85.44%,明显高于大专及以下学历数;贵州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数占比60.34%,仅次于天津;福建执业(助理)医师的大学本科及研究生学历数高于平均水平,占比38.54%,以大专及以下学历为主;河南、河北大学本科及以下学历人数相当,接近50%(图2-81)。

图2-81 2019年五省(市)经济水平较好地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人员学历分布情况

注:左侧纵坐标轴表示每类学历的人员数,右侧纵坐标轴表示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数在执业(助理)医师数中的所占比例

通过对2019年五省(市)经济水平中等地区各3所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人员学历分布情况的分析,平均五省(市)调查了22.80位执业(助理)医师,其中大学本科学历11.93人,占比最高,为52.32%;大专及以下学历10.07人,占比44.17%;研究生学历0.80人,占比最低,为3.51%;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55.83%。

五省(市)中,天津、河北执业(助理)医师中的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学历高于平均水平;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最高的是天津,其次是河北,分别占比84.42%、70.59%,均高于平均水平;其他三省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低于平均水平(图2-82)。

图2-82 2019年五省(市)经济水平中等地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人员学历分布情况

注:左侧纵坐标轴表示每类学历的人员数,右侧纵坐标轴表示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数在执业(助理)医师数中的所占比例

通过对2019年五省(市)经济水平较差地区各3所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人员学历分布情况的分析,平均五省(市)调查了13.00位执业(助理)医师,其中大学本科学历6.67人,占比最高,为51.31%;大专及以下学历5.47人,占比42.08%;研究生学历0.87人,占比最低,为6.69%;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58.00%。

五省(市)中,天津执业(助理)医师中的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数占比最高,占比72.41%,明显高于其大专及以下学历人数;河北和贵州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次之,福建的占比33.33%,河南占比最低(图2-83)。

图2-83 2019年五省(市)经济水平较差地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人员学历分布情况

注:左侧纵坐标轴表示每类学历的人员数,右侧纵坐标轴表示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数在执业(助理)医师数中的所占比例

通过对2019年经济水平较好、中等、较差三类地区院均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进行比较,三类地区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占比平均水平差别不大,不同省份情况各不相同,福建、河南经济水平越高地区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占比更多,而贵州、河北则相反,经济水平较差地区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占比较高(图2-84)。

图2-84 五省(市)经济水平较好、中等、较差三类地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院均人员分布情况

调查了2018、2019年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人员学历变化情况,包括2018年和2019年平均调查的执业(助理)医师数,涉及的学历包括研究生、大学本科和大专及以下学历(图2-85、表2-29)。

图2-85 2018~2019年五省(市)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人员学历变化情况

注:左侧纵坐标轴表示每类学历的人员数,右侧纵坐标轴表示2018~2019年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数占比涨幅

表2-29 2018~2019年五省(市)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人员学历增幅变化情况

2018、2019年五省(市)的平均执业(助理)医师数分别是16.44人和16.92人,两年调查人数相当。

2018、2019年间,天津地区执业(助理)医师学历以大学本科学历为主,其人数明显高于平均水平,且两年间又有所上升;福建、贵州、河南和河北地区的执业(助理)医师学历则以大专及以下学历为主;两年间,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增幅最大的是河北和贵州;天津和河南也有小幅度上升;福建地区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人数有小幅度下降。

总的来说,调查地区的人员学历情况有以下特点。

①天津、福建、河北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大学本科学历及以上学历的执业(助理)医师数明显高于河南、贵州,其中贵州最低。②不同经济水平地区的执业(助理)医师学历都有所提升。2018~2019年间,经济水平较高的天津地区执业(助理)医师以大学本科学历为主,且两年间又有所上升;两年间,经济水平较低的贵州和河南地区,大学本科学历人数有所上升,大专及以下学历人数略有下降。

(3)人员调动情况。通过对2019年四省62所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人员调动分布情况的分析,包括调入人数、调入的高等、中等院校毕业生人数、调出人数和调出的非退休(辞职、辞退和自然减员)人数,情况如图2-86。

图2-86 2019年四省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人员调动分布情况

4省2019年院均调入人数占比均高于调出人数。2019年平均调入1.91人,在总调动人数(调入人数与调出人数之和)中占比60.63%;院均调入高等、中等院校毕业生人数1.24人,占调入人数的64.92%;院均调出1.24人,占总调动人数(调入人数与调出人数之和)的39.37%;院均调出非退休(辞职、辞退和自然减员)人数0.56,占调出人数的45.16%。

其中,贵州、河南院均调入人数在总调动人数中的占比分别是68.25%、62.85%,高于其调出人数占比,并且高于平均水平(60.63%);福建(59.03%)和河北(53.49%)的调入人数占比低于平均水平,与本地区调出人数占比相当。

贵州的高等、中等院校毕业生人数在调入人数中占比(84.72%)明显高于平均水平(64.92%),调出非退休(辞职、辞退和自然减员)人数占比(49.25%)高于平均水平(45.16%);河北院均调入高等、中等院校毕业生占调入人数的比例为86.96%,明显高于平均水平(64.92%),调出非退休(辞职、辞退和自然减员)人数占比85.00%,也高于平均水平(72.58%);河南调入高等、中等院校毕业生数占比52.00%,低于平均水平,但调出非退休(辞职、辞退和自然减员)人数占调出人数占比75.19%,高于平均水平。

调查了2019年经济水平较好、中等、较差三类地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人员调动分布情况,包括调入人数、调入的高等、中等院校毕业生人数、调出人数和调出的非退休(辞职、辞退和自然减员)人数。

如图2-87所示,2019年4个省经济水平较好的地区院均调入人数占比普遍高于调出人数,平均调入3.75人,占总调动人数(调入人数与调出人数之和)的72.39%,其中高等、中等院校毕业生人数2.50人,占调入人数66.67%;调出1.43人,占总调动人数(调入人数与调出人数之和)的27.61%,其中调出非退休(辞职、辞退和自然减员)人数0.60人,占调出人数41.96%。

图2-87 2019年四省经济水平较好地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人员调动分布情况

福建、贵州、河南、河北4个省,平均调入人数在总调动人数(调入人数与调出人数之和)中占比分别是74.10%、50.00%、64.24%、85.84%,河北地区调入人数占比最大,其次是福建。

福建、贵州、河南、河北调入高等、中等院校毕业生数在调入人数中的占比分别是92.27%、75.19%、33.33%、0.00%,福建地区占比最高,其次是贵州,河南、河北虽然调入人数占比高,但其中高等、中等院校毕业生数占比较低;4个地区非退休(辞职、辞退和自然减员)人数在调出人员中的占比分别是16.67%、50.38%、59.88%、100%,除福建外,其他4个地区占比都较高。

如图2-88所示,2019年4个省经济水平中等的地区院均调入人数占比普遍高于调出人数,平均调入2.58人,占总调动人数(调入人数与调出人数之和)的60.71%,其中高等、中等院校毕业生数1.50人,占调入人数58.14%;调出1.67人,占总调动人数(调入人数与调出人数之和)的39.29%,其中调出非退休(辞职、辞退和自然减员)人数0.58人,占调出人数34.73%。

图2-88 2019年四省经济水平中等地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人员调动分布情况

福建、贵州、河南、河北4省,平均调入人数在总调动人数(调入人数与调出人数之和)的占比分别是48.11%、85.84%、62.55%、77.67%,贵州明显高于平均水平(60.71%)。

4省调入高等、中等院校毕业生人数在调入人数中的占比分别是53.81%、83.50%、100.00%、14.16%,福建、贵州和河南高于平均水平(58.14%);4省非退休(辞职、辞退和自然减员)人数在调出人数中的占比分别是21.41%、100.00%、67.00%、49.25%,除福建外,其他3个省调出非退休(辞职、辞退和自然减员)人数占比均高于平均水平(34.73%)。

如图2-89所示,2019年4个省经济水平较差的地区院均调入1.67人,占总调动人数69.58%,其中高等、中等院校毕业生数0.92人,占调入人数55.09%;调出0.73人,占总调动人数30.42%,其中调出非退休(辞职、辞退和自然减员)人数0.68人,占调出人数93.15%。

图2-89 2019年四省经济水平较差地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人员调动分布情况

福建、贵州、河南、河北4省,平均调入人数在总调动人数中占比分别是73.57%、75.19%、58.25%、83.50%,福建、贵州、河北均高于平均水平(69.58%),河北占比最高。

4个省调入高校中等院校毕业生数在调入人数中的占比分别是79.64%、100.00%、57.08%、0.00%,福建、贵州和河南高于平均水平(55.09%),贵州调入人员均为高等、中等院校毕业生;4省非退休(辞职、辞退和自然减员)人员在调出人员中的占比分别是66.67%、100.00%、100.00%、100.00%,除福建外,其他3省调出人员均为非退休(辞职、辞退和自然减员)人员。

通过对2019年经济水平较好、中等、较差三类地区人员调动院均占比进行分析,包括调入、调出人数在调动人数中占比,调入中等、高等院校毕业生数在调入人数中的占比,以及调出非退休(辞职、辞退和自然减员)人数在调出人数中的占比,情况如表2-30。

表2-30 2019年经济水平较好、中等、较差三类地区人员调动占比情况

如表2-30所示,三类地区中经济水平较好的地区调入人数占比高于经济水平较低的地区,经济水平较差的地区调出人数占比高于经济水平较好的地区;经济水平较好的地区调入高中等院校毕业生人数的占比较经济水平较差的地区更高;经济水平较差的地区调出非退休(辞职、辞退和自然减员)人数占比明显高于经济水平较好和中等地区。

调查了2018~2019年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人员流动分布情况,包括调入人数、调入的高等、中等院校毕业生人数、调出人数和调出的非退休(辞职、辞退和自然减员)人数。

如图2-90所示,2018~2019年3省平均调入、调出人数都有所提升,其中调入人员中的高等、中等院校毕业生人数有小幅度下降,调出人员中非退休(辞职、辞退和自然减员)人数有所上升。

图2-90 2018~2019年三省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人员流动变化情况

注:左侧纵坐标轴表示调入、调出人数,右侧纵坐标轴表示调入高等、中等院校毕业生数在调入人数中的占比和调出非退休(辞职、辞退、自然减员)人数在调出人数中的占比

2018~2019年,福建调入、调出人数增加,其中调入高等、中等院校毕业生和调出非退休(辞职、辞退和自然减员)人数占比都有所上升;贵州调入人数增加,调出人数降低,其中调入高中等院校毕业生数增加,调出非退休(辞职、辞退和自然减员)人数占比降低;河南调入、调出人数降低,其中调入高等、中等院校毕业生数占比下降。

总的来说,调查地区的人员流动情况有以下特点。

①经济发达地区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吸纳人才的能力明显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从2019年经济水平较好、中等、较差三类地区调入人数占比和调入高等、中等院校毕业生人数占比对比来看,经济水平发达的地区调入人数高于经济水平较差的地区,调入高等、中等院校毕业生人数占比与经济水平成正比。②不同经济水平地区吸纳人才的能力都有所提升。2018~2019年经济水平欠发达的贵州省调入高等、中等院校毕业生人数占比从0提升到84.6%,经济水平较发达的福建调入高等、中等院校毕业生人数占比从42.0%提升到55.9%。③经济水平较差的地区人才流失严重,但情况有所缓解。对2019年经济水平较好、中等、较差三类地区人员流动占比进行比较,三类地区中经济水平较差地区调出非退休(辞职、辞退和自然减员)人数占比(93.15%)明显高于经济水平较好(41.96%)、中等(34.73%)地区。根据贵州相关访谈情况,医护人员认为本机构医生流失主要是由于工资低,乡镇卫生院整体服务水平低、机会少等原因,但这种情况有所缓解,2019年贵州调出人数较2018年降低,并且调出非退休(辞职、辞退和自然减员)人数也有所减少。

3.医疗服务

(1)服务量情况。调查了2019年五省(市)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量,包括总诊疗人次和门诊人次。

如图2-91所示,五省(市)平均每个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总诊疗人次60613.69人,门诊人次平均53760.82人。其中,天津院均总诊疗人次和门诊人次最高,福建、河南次之,贵州和河北都低于平均水平。

图2-91 2019年五省(市)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诊疗人次情况

调查了2019年五省(市)经济水平较好、中等、较差三类地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量,包括总诊疗人次和门诊人次。

如图2-92所示,五省(市)经济水平较好的地区中,天津院均诊疗人次和门诊人次最高,福建次之。

图2-92 2019年五省(市)经济水平较好地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诊疗人次情况

如图2-93所示,五省(市)经济水平中等的地区中,天津院均诊疗人次和门诊人次最高,河南次之,河北和贵州则较低。

图2-93 2019年五省(市)经济水平中等地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诊疗人次情况

如图2-94所示,五省(市)经济水平较差的地区中,天津院均诊疗人次和门诊人次最高,且明显高于平均水平,其他4地均低于平均水平。

图2-94 2019年五省(市)经济水平较差地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诊疗人次情况

通过对2019年经济水平较好、中等、较差地区院均服务量情况进行整理,包括院均总诊疗人次和门诊人次,情况如表2-31。

表2-31 2019年五省(市)经济水平较好、中等、较差三类地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服务量平均水平对比

调查了2018~2019年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量变化情况,包括总诊疗人次、门诊人次以及总诊疗人次两年内增长情况。

图2-95 2018~2019年五省(市)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诊疗人次变化情况

注:左侧纵坐标轴表示总诊疗人次数和门诊人次数,右侧纵坐标轴表示2018~2019年门诊人次增幅占比

表2-32 2018~2019年五省(市)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诊疗人次增幅变化情况

如图2-95和表2-32所示,2018~2019年五省(市)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总诊疗人次和门诊人次都有所上升,五省(市)的总诊疗人次和门诊人次都不同程度提升。两年内五省(市)院均总诊疗人次增幅为10.23%,其中,河北增幅最高,增幅21.57%,福建次之,增幅为17.98%,天津增幅最低,为2.69%,其次是河南和贵州,增幅分别为6.09%和8.05%。

总的来说,服务量情况有以下特点。

①经济水平较好的地区服务量更高。调查2019年五省(市)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服务量,天津总诊疗人次和门诊人次最高,其次是福建,两地都是经济较发达地区。对经济水平较好、中等、较差的五省(市)院均服务量进行对比,经济水平较好地区院均总诊疗人次和院均门诊人次都明显高于经济水平较差地区。②经济水平不同的地区服务量差距较大。对五省(市)经济水平较好、中等、较差的三类地区院均服务量进行对比,经济水平较好地区院均总诊疗人次100475.80人,院均门诊人次92 207.13人,经济水平较差地区则分别是39468.00人和35681.47人,经济水平较好地区是较差地区的2.5倍。天津经济水平较好地区的院均诊疗人次是178 909.00人,是贵州经济水平较差地区院均诊疗人次(15637.33人)的11倍。③经济水平较好和经济水平较差地区的服务量都有较大增幅。对2018~2019年五省(市)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总诊疗人次增幅进行比较,五省(市)的总诊疗人次和门诊人次都有不同程度提升,其中,增幅最高的是河北和福建,增幅分别为21.57%和17.98%。

(2)医师工作效率。根据2019年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总诊疗人次、院均执业(助理)医师数,得出2019年各调查地区院均医师的工作效率。

表2-33 2019年五省(市)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医师工作效率情况对比

如表2-33所示,2019年五省(市)院均医师工作效率平均为3 462.23人/位医师,其中天津医师工作效率最高,为4741.09人/位医师,其次是福建,为4371.78人/位医师,都高于平均水平;河北和贵州医师工作效率最低,都低于2 000人/位医师。

根据2019年经济水平较好、中等、较差的三类地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总诊疗人次、院均执业(助理)医师数,得出2019年五省(市)三类地区院均医师工作效率。

如表2-34所示,2019年经济水平较好的地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医师工作效率为4784.56人/位医师,其中福建医师工作效率最高,为7 720.63人/位医师,天津次之,为5111.69人/位医师,都高于平均水平,河北医师工作效率最低。

表2-34 2019年五省(市)经济水平较好地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医师工作效率情况对比

如表2-35所示,2019年经济水平中等的地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医师工作效率为3327.56人/位医师,其中天津医师工作效率最高,为5 005.26人/位医师,河南次之,为4251.09人/位医师,都高于平均水平,贵州、河北医师工作效率都较低。

表2-35 2019年五省(市)经济水平中等地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医师工作效率情况对比

如表2-36所示,2019年经济水平较差的地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医师工作效率为3235.08人/位医师,其中天津医师工作效率最高,为4 279.35人/位医师,河南次之,为3579.73人/位医师,都高于平均水平,河北医师工作效率最低。

表2-36 2019年五省(市)经济水平较差地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医师工作效率情况对比

总的来说,医师工作效率有以下特点。

①经济水平高的地区医师工作效率更高。从2019年五省(市)院均医师工作效率对比中可见,天津医师工作效率最高,为4 741.09人/位医师,其次是福建,为4 371.78人/位医师,都高于平均水平,两地均为经济水平较高省份;河北和贵州医师工作效率最低,都低于2000人/位医师,两地与其他省(市)相比经济水平较低。从经济水平较好、中等、较差三类地区医师工作效率对比中也可看出,经济水平较好的地区医师工作效率更高。②经济水平不同地区的医师工作效率差距较大。对比经济水平较好、中等、较差三类地区的医师工作效率,其中福建经济水平较好的地区医师工作效率为7 720.63人/位医师,天津次之,为5111.69人/位医师;贵州、河北经济水平中等地区的医师工作效率只有1 440.18人/位医师和843.82人/位医师;河北经济水平较差地区的医师工作效率也只有1 297.68人/位医师。经济水平较好的地区是经济水平较差地区医师工作效率的5~9倍。

(3)门诊中医处方数占比。根据2019年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门诊总处方数、中医处方数,得出中医处方数在门诊总处方数中的占比情况。

如图2-96所示,五省(市)平均每个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处方数占门诊处方总数的24.34%。其中,天津中医处方数在门诊处方总数的占比最高,其次是河北,均高于平均水平,天津的处方总数和中医处方数都明显高于平均水平,贵州门诊处方数、中医处方数以及中医处方数占比最低。

图2-96 2019年五省(市)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门诊处方数情况

注:左侧纵坐标轴表示门诊处方总数和中医处方数所占比例,右侧纵坐标轴表示中医处方数在门诊处方总数中的所占比例

根据2019年经济水平较好、中等地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总处方数和中医处方数,得出中医处方数在门诊总处方数占比。

如图2-97所示,五省(市)经济水平较好的地区平均每个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处方数占比30.64%。其中,河北中医处方数占比最高,福建和天津次之,河南、贵州院均中医处方数占比都较低。

图2-97 2019年五省(市)经济水平较好地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门诊处方数情况

注:左侧纵坐标轴表示门诊处方总数和中医处方数所占比例,右侧纵坐标轴表示中医处方数在门诊处方总数中的所占比例

如图2-98所示,五省(市)经济水平中等的地区平均每个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处方数占比7.42%。其中,河南院均中医处方数占比最高,其次是天津,其他省(市)占比都较低。

图2-98 2019年五省(市)经济水平中等地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门诊处方数分布情况

注:左侧纵坐标轴表示门诊处方总数和中医处方数所占比例,右侧纵坐标轴表示中医处方数在门诊处方总数中的所占比例

总的来说,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的中医处方使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五省(市)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019年的院均中医处方数占门诊处方总数的24.34%,其中,贵州中医处方数占比为0,河北中医处方数占比只有10.81%;对不同经济水平地区的门诊总处方数和中医处方数进行调查,经济水平较好地区的河南、贵州中医处方数占比都不到10%。

4.收支情况

(1)中医药收入占比情况。根据2019年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总收入,以及门诊、住院收入中的中医药收入(草药和中成药收入之和),得出中医药收入占比情况。

如图2-99所示,四省(市)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中医药收入占总收入的14.35%。其中,天津中医药收入占比最高,其余省份占比都低于10%。

图2-99 2019年四省(市)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中医药收入占比情况

注:左侧纵坐标轴表示总收入和中医药收入所占比例,右侧纵坐标轴表示中医药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所占比例

根据2019年经济水平较好、中等、较差三类地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总收入,以及门诊、住院收入中的中医药收入(草药和中成药收入之和),得出中医药收入占比情况。

如图2-100所示,四省(市)经济水平较好的地区院均中医药收入占比12.47%,其中天津中医药占比最高,福建其次。

图2-100 2019年四省(市)经济水平较好地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中医药收入占比情况

注:左侧纵坐标轴表示总收入和中医药收入所占比例,右侧纵坐标轴表示中医药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所占比例

如图2-101所示,四省(市)经济水平中等的地区院均中医药收入占比10.79%,其中,天津占比最高,其余省(份)占比均较低。

图2-101 2019年四省(市)经济水平中等地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中医药收入占比情况

如图2-102所示,四省(市)经济水平较差的地区院均中医药收入占比21.52%。其中,天津中医药收入占比最高。

图2-102 2019年四省(市)经济水平较差地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中医药收入占比情况

注:左侧纵坐标轴表示总收入和中医药收入,右侧纵坐标轴表示中医药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所占比例

2018、2019年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总收入、中医药收入以及中医药收入占比情况。如表2-37所示。2018、2019年四省(市)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中医药收入增幅为17.65%。其中,占比增幅最大的是河南,福建次之,天津和河北也有一定比例的增长。

表2-37 2018、2019年四省(市)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中医药收入占比变化情况

总的来说,经济发达地区中医药收入占比更多,涨幅更大。在四省(市)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中医药收入占比中,经济较为发达的天津中医药收入占比最高;2018、2019年四省(市)院均中医药收入涨幅占比最大的是河南,福建次之,都属于经济较发达省份。

(2)财政补助收入。2019年五省(市)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财政补助收入情况。如图2-103所示。2019年五省(市)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财政补助6113.3千元,天津院均财政补助最高,其次是福建,贵州最低。

图2-103 2019年五省(市)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财政补助收入情况

2019年经济水平较好、中等、较差三类地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财政补助收入情况。如图2-104所示。从2019年经济水平较好、中等、较差地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财政补助趋势图中可以看出,经济水平较好的地区院均财政补助普遍高于经济水平中等、较差的地区,五省(市)经济水平中等地区中经济水平更高的天津和福建的院均财政补助均高于同等经济水平区的其他省份。

图2-104 2019年经济水平较好、中等、较差三类地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财政补助收入情况

2018、2019年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财政补助收入情况及涨幅趋势。如图2-105所示,2018、2019年五省(市)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财政补助收入涨幅6.12%,五省(市)院均财政补助收入有升有降。其中,涨幅最大的是河南,涨幅44.38%,其次是福建和河北;贵州最低,为-21.48%,其次是天津。

图2-105 2018、2019年五省(市)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财政补助收入变化情况

注:左侧纵坐标轴表示财政收入数额,右侧纵坐标轴表示2018、2019年财政收入涨幅

总的来说,财政补助收入有以下特点。

①经济水平较好的地区财政补助更多。2019年五省(市)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财政补助中,经济水平较高的天津和福建院均财政补助更高,经济水平较低的贵州院均财政补助最低。从2019年经济水平较好、中等、较差地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财政补助趋势图中也可以看出,经济水平较好的地区院均财政补助普遍高于经济水平较差的地区。②不同经济水平地区财政补助差距较大。2019年福建经济水平较好地区院均财政补助15076.96千元,是其经济水平较差地区的5.68倍;河南经济水平较好地区的院均财政补助也是其经济水平较差地区的5.13倍;贵州、河北经济水平较好地区的院均财政补助是其经济水平较差地区的2.5~3.4倍。③经济水平较差地区亟需更多财政支持。对经济水平较好、中等、较差地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财政补助进行比较,经济水平较好的地区院均财政补助普遍高于经济水平较差的地区;与2018年院均财政补助相比,贵州院均财政补助收入呈21.48%的负增长,同样经济水平较低的河北涨幅也只有4.48%。

(3)人员经费情况。调查了2019年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人均人员经费支出情况(院均人员投入经费/在编人数),包括人均基本工资、奖金、绩效和资金补贴(资金补贴在文中未列出)。

如图2-106、表2-38所示,2019年五省(市)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人均人员经费163.32千元,其中人均基本工资38.19千元,奖金6.45千元,绩效工资44.44千元。其中,河北人均基本工资和人均绩效工资最高;贵州人均基本工资最低。贵州绩效工资投入为0,河南和天津奖金投入为0。

图2-106 2019年五省(市)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人均人员经费支出情况

表2-38 2019年五省(市)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人均人员经费支出及占比

调查了2019年经济水平较好、中等、较差地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人均人员经费支出情况,包括人均基本工资、奖金、绩效和资金补贴(资金补贴在文中未列出)。

如图2-107、表2-39所示,经济水平较好的地区院均人均人员经费支出192.73千元,其中人均基本工资39.49千元,奖金10.01千元,绩效工资36.94千元。其中,天津院均人均人员经费支出最高,河北人均基本工资最高;福建的人均基本工资和人均绩效工资都较高;贵州人均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最低。贵州绩效工资投入为0,河南和天津奖金投入为0。

图2-107 2019年五省(市)经济水平较好地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人均人员经费支出情况

表2-39 2019年五省(市)经济水平较好地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人均人员经费支出及占比

如图2-108、表2-40所示,经济水平中等地区院均人均人员经费支出151.29千元,其中人均基本工资28.76千元,奖金2.32千元,绩效工资32.88千元。其中,天津院均人均人员经费支出最高;福建人均基本工资最高;河南人均基本工资和人均绩效工资都较高;贵州人均基本工资最低。贵州绩效工资投入为0,河南、河北和天津奖金投入为0。

图2-108 2019年五省(市)经济水平中等地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人均人员经费支出情况

表2-40 2019年五省(市)经济水平中等地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人均人员经费支出及占比

如图2-109、表2-41所示,经济水平较差地区院均人均人员经费支出105.86千元,其中人均基本工资25.61千元,奖金2.03千元,绩效工资26.64千元。其中,天津院均人员经费支出最高;福建人均基本工资最高;河北人均基本工资最低;其他3个省人均基本工资水平相当。贵州绩效工资投入为0,福建、河南和天津奖金投入为0。

图2-109 2019年五省(市)经济水平较差地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人均人员经费支出情况

表2-41 2019年五省(市)经济水平较差地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人均人员经费支出及占比

总的来说,2019年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均人均基本工资在25千元~38千元,其中经济水平高的地区人均基本工资明显高于经济水平较差的地区,不同经济水平的部分地区存在缺乏奖金或绩效的投入。

5.医共体建设

调查了2019年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联体及乡村一体化服务情况,包括医共体管辖内的乡镇卫生室个数、管辖的村卫生室个数以及医共体内上下级合作情况(相关问题“有”为1,如“没有”,为0)。

如图2-110所示,所调研的五省(市),参与医共体管辖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最多的是贵州,其次为福建、河北,河南和天津管辖的村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个数为0。参与医共体管辖的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最多的是福建,其次为河南、河北,贵州参与医共体管辖的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最少。

图2-110 五省(市)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共体建设情况

如图2-111所示,医联体中上下级合作情况,包括接受上级下转患者、向上级上转患者数,以及上级下沉到本单位执业医生数。其中,医共体内上下级合作最多的是福建,每年接受上级患者和向上级上转患者数最多;其次是河北,接受上转患者数和上级下沉到本单位多点执业医生数都较多;河南和天津医共体内上下级合作接收患者数,以及上级下沉执业医生数都为0。

图2-111 五省(市)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共体内上下级合作情况

五省(市)中,医共体辐射面较广、上下级合作较多的是福建,其他省份医共体建设也在有序推进,但分级诊疗的实际实施还有待进一步落实,医共体的联动作用和功能定位尚有待进一步发展。

根据相关访谈情况,福建经济水平较差地区医共体内治疗病种变化不大;经济水平中等地区以慢性病和健康保障为主;经济水平较好地区新增慢阻肺、脑卒中、冠心病和甲亢等病种的常规治疗及诊疗方案。医疗服务项目方面,经济水平较差地区新增艾灸、三伏灸、穴位治疗等项目;经济水平中等地区新增电子胃肠镜、各脏器CT平扫、彩超等检查设备;经济水平较好地区通过医共体可提供大型设备辅助检查。分级诊疗方面,经济水平较差地区基本不存在分级诊疗,因此与县医院的合作基本处于脱钩状态,目前正在加快推进,积极转变模式;经济水平中等地区也在有序推进,例如,东庄镇卫生院与秀屿区医院开展了多项业务合作;经济水平较好地区有部分机构制定了诊疗工作方案,通过上下转诊、培训,与市医院建立帮扶协作机制,例如,石狮市永宁镇卫生院与石狮市医院之间的紧密型医共体关系。

分级诊疗问题在河南和河北的相关访谈中也有相关反馈,部分医护人员反映在分级诊疗中存在上转容易下转难、与上级医院可合作的业务不多、技术人员不够等问题,有的经济水平尚可(中等)地区尚未实施医共体建设。有的采访者认为,医共体建设只是理想化的想象,很难实现。医共体的建设亟待继续推广,建设模式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拓宽辐射面积,将医共体的联动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例如,河南辛店镇卫生院的受访者提到,原本希望通过医共体建设实现接诊转诊,但是目前该地区医共体建设只停留于表面,尚未建立紧密型医共体,且人财物未达到完全统一。

(三)村卫生室建设情况

1.基本情况

本次调研五省(市)的共204家村卫生室,其中福建63家、贵州27家、河南36家、河北52家、天津26家。涉及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212家,包括124家基本医保定点机构和88家新农合定点机构,福建另有33家村卫生室为非定点机构;所调研的实行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的村卫生室共130家,其中福建最多44家,其次是河南36家,贵州27家,河北23家,天津所调研村卫生室均未实行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表2-42)。

表2-42 五省(市)所调研村卫生室基本情况

2.承担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情况

2021年7月,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了《关于做好2021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的通知》。其中明确了6项今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重点工作,包括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进一步做好0~6岁儿童眼保健和视力检查工作;优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预防接种门诊服务等。

2018、2019年,贵州和河南几乎所有的村卫生室均能提供各项基本公共卫生项目;河北除能提供预防接种、孕产妇保健的村卫生室仅占40.38%和78.85%外,能提供其他服务的村卫生室占比均超过84.62%及以上;福建除能提供预防接种、儿童保健和孕产妇保健等服务的村卫生室占比分别为57.14%、68.25%和77.78%外,其他服务80%以上的村卫生室都能提供;天津除能提供居民健康档案、健康教育、老年人保健、慢性病管理服务的村卫生室占比达到50%及以上外,能提供其他服务的村卫生室占比都很低,甚至能提供孕产妇保健服务的村卫生室占比仅为3.85%(表2-43)。

表2-43 村卫生室承担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占比情况(%)

总的来说,各省(市)绝大多数村卫生室均能承担居民健康档案、健康教育、老年人保健、重性精神病及卫生监督协管服务等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福建、河北卫生室在提供预防接种服务方面略欠缺;天津村卫生室儿童保健、预防接种、孕产妇保健等公共卫生项目开展情况较差。依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财政部、国家中医药局《关于做好2021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的通知》,各地应加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重点工作,进一步做好儿童保健和预防接种门诊服务等。

3.人力资源

(1)执业(助理)医师队伍分析。2019年五省(市)村卫生室执业(助理)医师数量较2018年均有所增加。从执业(助理)医师类别来看,各省(市)临床类执业(助理)医师数量最多,其次是中医类医师,公共卫生类最少;天津临床类医师占比最高,相较于其他省份增幅最大。从村卫生室中医资源情况来看,2019年河北中医医师占比41.54%,较2018年上涨2.41个百分点,在五省(市)中位居首位;河南2019年中医医师占比26.92%,相较于2018年略有下降;天津中医医师占比13.92%;福建仅占5%左右,贵州无中医类医师。

从公卫医师占比情况来看,各省(市)公共卫生类医师占比均在5%左右,其中:2019年,福建占比由5.34%增长至5.65%;河北由4.35%增长至4.62%;天津公卫医师占比略有下降,由4.05%下降到3.80%。贵州、河南无公共卫生类医师(图2-112)。

图2-112 各省(市)村卫生室不同类别执业(助理)医师数量及占比情况

注:左侧纵坐标轴表示各类医师数,右侧纵坐标轴表示中医类执业(助理)医师和公共卫生类执业(助理)在医师总数中占比

2019年村卫生室执业(助理)医师数量较2018年均有所增加,天津和河北医师数量远高于其他省份;临床类医师占比最高,其次是中医类医师。各省(市)公卫类医师较缺乏,尤其是贵州和河南。结合村卫生室承担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情况分析,卫生室不再以单纯看病看诊为主,更多的是公共卫生管理,考核项目多,工作量大。为保障国家基本公共卫生14项基本项目的实施,亟需配备专职公卫村医。

从经济发展水平较好地区来看,天津执业(助理)医师的数量最多,其中中医类执业(助理)医师占比由2018年的21.05%下降到20.51%。河北医师数量次之,其中中医医师占比有所下降,由2018年的31.25%下降到29.41%。福建村卫生室中医医师占比相较2018年有所上升,由6.45%上升到9.68%。2018、2019年,河南村卫生室医师总量较少,但中医医师占比达到66.67%;贵州均为临床类医师,无中医类医师(图2-113)。

图2-113 各省(市)经济发展水平较好地区村卫生室不同类别执业(助理)医师数量及占比情况

注:左侧纵坐标轴表示各类医师数,右侧纵坐标轴表示中医类职业(助理)医师和公共卫生类执业(助理)医师在医师总数中占比

从公卫医师占比情况来看,2018、2019年,福建公卫医师占比3.23%;2019年,河北公卫医师占比由6.25%下降至5.88%;天津公卫医师占比略有下降,由2.63%下降到2.56%。

从经济发展水平中等地区来看,2018、2019年天津医师数量最多,其中中医类执业(助理)医师占比由2018年的8.00%下降到7.69%。河南医师数量次之,其中中医医师占比25.00%。2018、2019年,福建村卫生室中医医师占比11.76%;贵州和河北均为临床类医师,无中医医师;各省(市)均无公共卫生类医师(图2-114)。

图2-114 各省(市)经济发展水平中等地区村卫生室不同类别执业(助理)医师数量及占比情况

注:左侧纵坐标轴表示各类医师数,右侧纵坐标轴表示中医类职业(助理)医师和公共卫生类执业(助理)医师在医师总数中占比

从经济发展水平较差的地区来看,2019年天津临床类医师的数量最多,中医类医师占比7.14%。河北临床类医师数量次之,中医类医师占比最高,由2018年的36.36%上升到50.0%,位居各省(市)首位。福建、贵州和河南所调研村卫生室均无中医类医师(图2-115)。

图2-115 各省(市)经济发展水平较差地区村卫生室执业(助理)医师分布及占比情况

注:左侧纵坐标轴表示各类医师数,右侧纵坐标轴表示中医类职业(助理)医师和公共卫生类执业(助理)医师在医师总数中占比

总的来说,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各类卫生人员资源分布不均衡;天津经济发展水平高,村卫生室人员在数量和占比上占据优势;各省(市)村卫生室普遍存在公卫医师欠缺情况,尤其经济发展水平较差的地区。

(2)执业(助理)医师学历分析。2019年,天津村卫生室本科及以上执业(助理)医师人数有所增加,占比由68.92%上升至73.42%,无论数量上还是占比上,在各省(市)中均占据优势,其他省份本科及以上占比均未达到30%。福建医师数量最多,但本科及以上占比最少;贵州本科及以上占比明显下降,由2018年的29.41%下降到23.53%,河南占比略有下降,河北基本保持不变(图2-116)。

图2-116 各省(市)村卫生室执业(助理)医师学历分布与本科及以上占比情况

注:左侧纵坐标表示不同学历医师人数,右侧纵坐标表示大学本科及以上和本科及以上执业(助理)医师在医师总数中所占比例

各省(市)村卫生室执业(助理)医师学历层次偏低,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较少;福建医师数量最多,但本科及以上占比最少;贵州本科及以上占比明显下降,降幅5.88%。村卫生室高学历人才的短缺,也限制了医疗服务水平,改善村医学历结构不容忽视。

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来看,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地区村卫生室本科及以上执业(助理)医师占比最高。而在五省(市)中,天津村卫生室本科及以上医师占比最高,经济发展水平较好、中等、较差三类地区占比均在60%以上。其中,2019年天津经济发展水平较好地区的村卫生室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达到79.49%;其次是贵州,经济发展水平较好地区的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由2018年的50%下降到35.71%;河南和河北均保持在20%左右,福建占比最低,仅为0.81%。经济发展水平中等地区中,天津占比最高,其次是贵州占比27.27%,其余省份均无本科及以上学历医师。福建、贵州和河南的经济发展水平较差的地区均无本科以上学历医师,天津占比由63.64%增加到71.43%,河北占比由9.09%增加到12.5%(图2-117)。

图2-117  各省(市)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村卫生室执业(助理)医师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情况

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地区村卫生室本科及以上执业(助理)医师占比最高。天津村卫生室本科及以上医师占比最高,经济发展水平较好、中等、较差三类地区占比均在60%以上;福建、贵州和河南经济发展水平较差的地区均无本科以上学历医师,区域内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人才分布不均衡,高学历人才主要集中于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地区。

(3)乡村医生队伍分析。由于各地调研村卫生室数量不同,故对院均乡村医生数进行比较。结果显示,福建、贵州平均乡村医生数达到1人,而河南、河北、天津的村卫生室均未达到1人。从行医方式来看,2019年福建乡村医生中以中医、中西医结合或民族医为主的人数有所增加,增幅为7.14%;河南和河北两省略有下降,降幅分别为6.25%和9.09%。河南行医方式以中医、中西医结合或民族医为主的乡村医生数量最多、占比最高,占比达100%(图2-118)。

图2-118 各省(市)村卫生室乡村医生总体分布及占比情况

注:左侧纵坐标轴表示乡村医生数,右侧纵坐标轴表示以中医、中西医结合或民族医为主的乡村医生在乡村医生总数中占比

各地区乡村医生人员数量不足,福建、贵州平均乡村医生数达到1人,而河南、河北、天津尚未达到院均1名乡村医生的要求。河南中医药技术使用程度最高,各地区乡村医生中医药素质待加强。访谈结果显示,中医在基层很受欢迎,且中医对村卫生室日常开展的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效果明显,但乡村医生能力有限,中医诊疗技术培训不足,乡村医生期望获得更多的中医诊疗技术培训。

整体来看,2019年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地区中,福建省村卫生室内乡村医生院均2.2人,贵州省乡村医生院均1.4人,而河南、河北及天津均未达到1人。2019年,河南以中医、中西医结合或民族医为主的乡村医生占比最高,河北次之,但2018年到2019年占比有所下降(图2-119)。

图2-119 各省(市)经济发展水平较好地区村卫生室乡村医生分布及占比情况

注:左侧纵坐标轴表示乡村医生数,右侧纵坐标轴表示以中医、中西医结合或民族医为主的乡村医生在乡村医生总数中占比

从经济发展水平中等地区来看,2018、2019年,福建、贵州和河南院均乡村医生数达到1人,河北和天津均不足1人。从乡村医生行医方式来看,以中医、中西医结合或民族医为主的乡村医生占比,河南最高,占比达100%,2019年在数量上减少1人。河北中医类乡村医生占比由60%下降到40%;贵州占比9.09%;福建和天津均无中医、中西医结合或民族医乡村医生(图2-120)。

图2-120 各省(市)经济发展水平中等地区村卫生室乡村医生分布及占比情况

注:左侧纵坐标轴表示乡村医生数,右侧纵坐标轴表示以中医、中西医结合或民族医为主的乡村医生在乡村医生总数中的占比

从经济发展水平较差的地区来看,2018年福建院均乡村医生2人,2019年有所下降。贵州院均乡村医生1人;2018年河南院均乡村医生1人,2019年降至不足1人;河北和天津院均乡村医生不足1人。从乡村医生行医方式来看,河南以中医、中西医结合或民族医为主的乡村医生占比100%,河北次之,占比由2018年的83.33%下降到80%;贵州中医类等乡村医生占比11.11%;福建和天津均无中医、中西医结合或民族医乡村医生(图2-121)。

图2-121 各省(市)经济发展水平较差地区村卫生室乡村医生分布及占比情况

注:左侧纵坐标轴表示乡村医生数,右侧纵坐标轴表示以中医、中西医结合或民族医为主的乡村医生在乡村医生总数中的占比

总的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地区中,福建村卫生室内乡村医生院均2人,贵州乡村医生院均1人,而河南、河北及天津均未达到1人。经济发展水平较差地区中河北和天津院均乡村医生不足1人。

(4)乡村医生与执业医师数量变化情况分析。2018、2019年,福建乡村医生数量有所下降,由87人减少到79人,降幅9.20%;执业(助理)医师由131人下降到124人,降幅5.34%;河北乡村医生减少2名,降幅7.14%,执业(助理)医师降幅5.80%;天津执业(助理)医师数量增幅为6.76%(图2-122)。

图2-122 各省(市)乡村医生与执业医师数量变化情况

2018、2019年,天津执业医师数量呈增长趋势,其他省份人员基本呈下降趋势;东部地区乡村医生与执业(助理)医师数量相对较多,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乡村卫生人员较少。各地区乡村医生向执业(助理)医师转化有待进一步加强。

(5)人员类别分布情况。从各省(市)人员类别来看,天津村卫生室编制内人员由152人增加至157人,编制人员数量占比80%以上;河南、贵州编制人员数量较少,福建临时人员较多;河南和河北村卫生室人员绝大多数为合同制人员;河南无编制内人员(图2-123)。

图2-123 各省(市)村卫生室医务人员类别情况

除天津市编制人员数量占比80%以上外,其他地区人员以合同制和临时人员居多,编制内人员占比较少,村卫生室人员编制问题仍然存在。结合访谈结果来看,乡村医生希望国家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政策福利,解决医疗保险等保障问题,加大编制统筹,纳入卫生统一管理,实现“县聘乡管村用”,给予下乡医师更多激励措施。

(6)人员调动情况。2018年,河北村卫生室调入15人,主要为其他卫生机构调入;2018、2019年,天津每年调入3人,均为高等、中等院校毕业生。调出8人,调出原因主要为退休;贵州无人员调入调出情况(表2-44)。

表2-44 2018、2019年各省(市)村卫生室人才调动情况(人)

通过进一步对2019年经济水平较好、中等、较差地区人员流动院均占比进行整理,包括调入、调出人数在流动人数中占比,调入中等、高等院校毕业生在调入人数中的占比,以及非退休人员在调出人数中的占比。

表2-45 2018、2019年经济水平较好、中等、较差地区人员流动占比情况(%)

如表2-45所示,三类地区中经济水平较差地区调出人数占比最高,且其中的非退休人员占比高于经济水平较好地区;调入人数占比中,经济水平中等地区占比最高,且调入高中等院校毕业生占比高于其他两类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差地区无高中等院校毕业生调入。

村卫生室人员基本稳定,调入人员主要来自于其他卫生机构调入,高等、中等院校毕业生更倾向于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好地区的调出人员基本为退休,村卫生室人员“青黄不接”,老村医退出历史舞台,年轻村医的补给仍需提速。结合访谈情况来看,村卫生室人员老龄化情况较为突出,年轻的医疗卫生人员严重不足,这也是导致村卫生室发展停滞的重要原因。

4.设备、房屋资源投入情况

总体来看,2018、2019年,院均业务用房面积五省(市)均达到《村卫生室管理办法(试行)》(国卫基层发〔2014〕33号)中“村卫生室房屋建设规模不低于60平方米”的要求。2018、2019年,贵州西药柜、中药柜均未达到每个卫生室1个,其他省(市)院均西药柜达到2~3个,中药柜仅河南和河北院均达到1个,福建、贵州和天津院均不足1个(表2-46)。

表2-46 五省(市)村卫生室设备、房屋资源投入总体情况

在五省(市)经济发展水平较好地区中,天津院均业务用房面积和院均西药柜最高,院均西药柜3个,但未设中药柜。福建院均业务用房面积最少,但已达到建设标准;院均西药柜2.89个,院均中药柜1.33个,较其他省(市)略高。贵州院均西药柜仅0.67个,未设中药柜,在五省(市)中设备设施条件最差(表2-47)。

表2-47 五省(市)经济发展水平较好地区村卫生室设备、房屋资源投入情况

经济发展水平中等地区,河北院均业务用房面积70.67 m2,在五省(市)中最少,但已达到建设标准;院均西药柜3个,院均中药柜1个,较其他省(市)略高。贵州在五省(市)中设备设施条件较差,未设中药柜,院均西药柜不足1个,其他省份院均西药柜3个左右(表2-48)。

表2-48 五省(市)经济发展水平中等地区村卫生室设备、房屋资源投入情况

经济发展水平较差地区,五省(市)村卫生室设施建设情况,西药柜好于中药柜。其中,河南院均西药柜2.56个,在五省(市)中最高;2019年天津设施建设情况有所提高,院均西药柜3个,中药柜1个。河北院均业务用房面积61 m2,在五省(市)中最少,刚刚达到60 m2的建设标准;院均西药柜2个,院均中药柜不足1个。贵州院均西药柜仅0.22个,未设中药柜,设备设施条件最差(表2-49)。

表2-49 五省(市)经济发展水平较差地区村卫生室设备、房屋资源投入情况

五省(市)院均业务用房面积均达到文件标准要求,经济发展水平较好、中等、较差三类地区设备设施建设条件存在差距。西部地区贵州设备设施条件最差,中医药相关设施欠缺,未设中药柜。结合访谈情况,基层设备配备不足,不能用更好的检查结果来支持诊断。医疗设备、辅助检查及相关办公设备配备较薄弱,有时候不能满足临床大夫的需求。

5.收支情况

五省(市)村卫生室医疗收入支出情况对比来看,2019年天津支出和收入最多,医疗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通过进一步对上级补助收入对比分析,2018、2019年,福建上级补助收入由167.39万元增长到185.55万元,增幅10.85%;河南增幅为1.01%;河北省上级补助收入由132.89万元增长到147.93万元,增幅11.32%(图2-124)。

图2-124 五省(市)村卫生室医疗收入支出情况(千元)

五省(市)上级补助呈增长趋势,天津和福建等东部地区上级补助相对较多,五省(市)内部上级补助按照经济发展较好、中等、较差情况递减,但天津上级补助收入更倾向于投入经济发展水平较差的地区。结合访谈情况来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投入少是长期存在的问题,资金严重不足;此外,上级补助地区差距大,区域投入与资源配置情况有待优化。

6.医疗服务情况

五省(市)村卫生室2018、2019年医疗服务情况(诊疗人次)对比来看,2019年5省(市)诊疗人次较2018年均有所增加,天津诊疗人次最多,且增幅最大(图2-125)。

图2-125 2018、2019年五省(市)村卫生室诊疗人次情况

通过进一步对2018、2019年五省(市)村卫生室服务效率对比分析,天津医师负担诊疗人次最多,2018年新建一批村卫生室,医师数量少,诊疗人次多,医师负担诊疗人次高达841.17人。2019年,医师数量增加,医师负担诊疗人次93.35人,仍为五省(市)最高。2018、2019年,河北医师负担诊疗人次基本保持不变,福建、河南医师负担诊疗人次均有所增加。2019年,贵州医师负担人次由70.70人下降到57.54人(表2-50)。

表2-50 2018、2019年五省(市)村卫生室服务医疗服务情况

天津诊疗人次最多;福建诊疗人次数略有上升;河北诊疗人次相较于2018年均有所下降;东部地区村卫生室诊疗量在提升,诊疗效率较高,而中部地区村卫生室诊疗量在下降,诊疗效率相对低。结合访谈结果分析,根源在于人才的短缺,由于人才短缺限制了医疗服务水平,导致乡村患者流失,且因为国家有医保保障,患者更倾向于在社区卫生服务站就诊。

7.医共体建设情况

从五省(市)村卫生室参与医共体建设情况来看,河南各项医共体建设政策落实情况相较于其他省(市)更好,共22家村卫生室已建立统一的信息服务平台;21家实现医共体内药品耗材统一管理和采购配送;17家实现基层检查、上级诊断和区域互认。福建、河北和天津均仅有3家村卫生室已实现基层检查、上级诊断和区域互认,贵州村卫生室中有12家已建立统一的信息服务平台,其他村卫生室暂未参与或实现各项医共体建设项目,乡镇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向村卫生室派驻工作人员3名。2019年,天津医共体建设取得较大进展。2018年,仅有2家村卫生室建立统一的信息服务平台、4家实行药品耗材统一管理和采购配送,2019年分别已达到17家和19家。另新增3家村卫生室实现基层检查、上级诊断和区域互认(图2-126)。

图2-126 五省(市)村卫生室参与医共体建设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