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命脉首次外包
王小度编前会上说的“发不出工资”并不是空穴来风。这两年，报社财务非常糟糕，工资真的难以为继。经常只能发基本工资，而绩效工资总要拖那么三四个月，特别是最近半年来，没准时过。问题出在广告承包方上。
2008年底，上一任广告承包方（内部管理）到期，按合同要换承包方。当时，社长办公会开了几次，究竟是对外承包还是继续内部目标管理，意见统一不了。一方是以社长朱瑞为代表的说要换外面的人来承包，报社内部人员承包已经好多年，一些经营理念形成了定式，放不开手脚，广告额也总是停留在五百万上下，虽有增长，但甚微，和人员工资、成本增长不成正比。请外面的人来或许能打开局面，做活市场。而且，这个承包商实力雄厚，又有房地产做保障，市中心广场北侧的两栋被市民称为西海“双子楼”的就是这个公司的。他们还有经营广告公司的经验，有一家综合性的以户外广告为主的广告公司在经营着。另一方是以刘海洋为代表，强调内部优先。认为虽然广告总额年增长不大，但内部管理规范有序，有市场基础，有成功经验可借鉴。且下一年度就是撤地设市十周年，形象广告这一块可以好好运作下，取得大突破。
其实，刘海洋骨子里也是支持对外发包的，但他的对外发包理念更加超前，他是想要到省城甚至全国去招商，借鉴兄弟报的平台，发布招商启事，以招到真正有经验有实力的媒体广告商来带动、拉动《西海日报》广告上台阶。他的这一设想也因为朱瑞的左阻右挡，被拖拉延误了最佳发布时间，只得作罢。因此，他的外包理念就不是朱瑞所引进的在刘海洋眼里就是“土包子”一个的广告承包商这么低级。
刘海洋还知道，这个被社长看好的本土承包商背后有好多问题，而且和朱瑞本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这都不是明面上的，没证据。所以，刘海洋也不会拿到台面上来说事。但他隐隐地预感到，如果真把日报的广告承包给这个叫肖北家的承包商，那么未来会有一大堆的想不到，一大堆的麻烦，甚至会把报社带入死胡同。这个风险他担不起。虽然他只是个副总编，但从良心上来说，他就要坚决而鲜明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继续实行内部目标管理，虽然不会有多大增长，但至少安全、稳定，不会下滑。朱瑞已经五十好几了，他做不了一两年的社长就要拍屁股走人，到时万一弄个烂摊子出来，谁收拾？还不是留下的这些人，自己作为兼管财务的副总编辑，脱得了干系，对得起良心吗？
可毕竟在行政上还是社长说了算。在经过几次私下沟通和软硬兼施下，刘海洋不得不妥协了，同意了朱瑞的对外发包，且承包给肖北家这个唯一的承包商。但刘海洋还是保持了自己的底线，他要在合同条款上最后把关。朱瑞觉得自己已经是胜利者，就没再和刘海洋计较，“你好好把关吧，关键时候还不是我说了算”。
刘海洋先是研究了前几期广告目标管理（承包）协议，然后请来了报社的法律顾问，一条条进行了仔细的商榷、推敲。特别是对违约条款和法律追究条款，逐字逐句，基本上做到了滴水不漏、板上钉钉。也正是刘海洋在合同上的较真，最后使报社虽然遭到了损失，但降到了最低，且为报社维权打下了基础。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2009年起，《西海日报》的广告代理权承包给了肖北家。肖北家表态说，公司准备好好耕耘这个平面媒体广告，自己要亲自经营，即为自己公司服务，也为公司的全面发展添加一双翅膀。为了业务的延续性，为了更长远地盈利，准备第一年甚至第二年都不赚钱，打好基础，所以承包合同一签五年。看上去，好像雄心壮志、信心满满样。
可是，合同签订两个月后，肖北家就以自己工作忙为借口，把刚接下的西海日报广告经营又以内部管理的方式，转给了旗下的点子户外广告公司经营。公司的经理叫刘其。其实，这个刘其才是这次广告承包的真正发起人、策划人，他是朱瑞的老乡，还沾点亲。刘其想承包《西海日报》的广告，但知道仅以自己这家小户外广告公司的名义来承包，肯定打动不了报社，所以抬出了总公司“天上人间”来当“操盘手”。承包下来后，就转由自己负责了。
刘其经营西海日报广告部后，没有什么特别的新措施、新手段，也没有特殊的经营人才，就是多招了几个会喝酒的小姑娘，不知听谁说了，谈广告只要在酒桌上把对方搞定就成功了一大半。所以几个月下来，酒是喝了不少，业务却是一点起色都没有，明显的是亏血本。但大家都有言在先，准备个一年两年打基础，要在后面三四年赚大钱，所以也没引起报社的足够重视。报社的好些人还觉得报社把广告承包出去了，是一身轻松，既没了广告任务的压力，也不愁发不出工资，毕竟前几个月刘其都是按时足额转账到报社财务。刘其也隔三岔五地请朱瑞小聚，谈业务，谈感情。同时，他们还是很铁的“牌友”。
半年过去了，刘其的广告经营公司还是没一点起色，商业广告中地产这块因为有“天上人间”公司自己的地产广告带动，稍好些，其他车市、家电、商超等一直在下滑或者持平。而形象广告，则大幅下滑，撤地设市十周年也没有带来利好。这下，报社有点坐不住了，先是在报社中层干部会上下动员令，要大家四处出击到各行政事业部门去谈形象宣传专版。这之后，又采取了一些措施，可刘其的广告业务还是上不来。
就这样，一下子就一年过去了，年终一算账，亏了300多万元。虽然肖北家之前说了一年两年打基础，但一旦真金白银地付出去后，老板也会心痛的。第二年开始，肖北家给刘其定了一些规矩，不再兜底广告公司的亏损，要按五五开承担风险，就是如果亏损500万，刘其负责的户外广告公司要承担250万。因此，刘其转给报社的账就更不及时了，在头年就已经差欠报社100多万元的情况下，每个月的基本给付拖个两三个月成了常态。从财务传出来的怨言开始动摇着报社的人心：广告严重下滑，报社要发不出工资了；广告承包方要经营不下去了……
“刘其已经欠报社400多万元，我们的绩效工资已经四个月没发，还欠印刷厂200多万元印报款。所以，并不是财务拖着不发，而是账上没有钱……”2011年5月间的一次社长办公会上，分管财务的副社长张帅无奈地交了报社的财务底。
与会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都把目光转向了社长肖扬。
“看我也没用，大家想想办法，怎么帮刘其渡过难关。特别是从广告业务上，出点主意。我看是不是再恢复任务制，向全体员工多少下点任务，这样搅动一下，提振一下……”肖扬虽然知道大家有怨言，有动摇，但自己作为班长，却不能有丝毫的气馁，要坚决支持刘其把广告经营搞下去，找原因，想办法，出点子。
“下任务也不是万全之策，何况，现在也不能下任务，一旦被上级新闻出版部门发现，或者被人举报，我们又得挨批，整改，写检查。还是想别的办法吧。”
早在三年前，西海日报社就有人因为没完成广告创收任务而扣了奖金，其中一个心怀不满的员工写了一封举报信到新闻出版总署，说西海日报社不抓主业一味抓广告，新闻从业人员和经营人员职责不分，压得员工喘不过气来，也没心思搞新闻业务，导致报纸质量下降，员工怨声载道，读者也有很大意见。当然，是否是报社员工举报的，只是猜测。但报社给员工下了广告创收任务这却是实情，同时这也是地市报的普遍做法。地市级报纸大部分是差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四六、三七都有，也就是人员工资中政府拨款解决一部分，其他为报社自己解决。当然，省里也有一两家是全拨，这都是历史原因造成的。西海日报社其实又与差额拨款有些区别，开始是定额拨款，每年400万，一直延续了十几二十年。随着人员的增加，报社日子越来越难过，直到前几年才增加了100多万。可随着媒体的发展，宣传手段的创新，人员还在不断增加，编制内的不够用就外聘，且一度招聘人员数超过了在编人员数。如此，报社的负担也越来越重。财政拨款不增加，只有提升广告收入一条路。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给全员下点任务，搅动下全员重视、参与广告经营的积极性就不行。但这样几年后，一些性格内向的，或托关系进来没有实力的，完成任务就难，扣了绩效工资就不高兴，不排除他们向上级管理部门举报的可能性。出版署监管之后，西海日报社进行了内部整改，取消了全员下广告任务，取消了广告与绩效挂钩的一些措施。虽然生存压力还是一样的大，甚至更大，但没有办法。
取消全员任务，广告又外包了一年多，现在又要重提全员下广告任务，这在情理上，在难度上，在法理上，似乎都是一道难题。所以，作为主管新闻业务的刘海洋要首当其冲地提出反对意见。
但广告业绩如此不景气，影响的不仅是报社的收入，还会搞坏报社广告经营的底子、形象，这个是更严重的隐患，所以必须要有强硬措施和手段。
经过讨论，班子会决定不能再拖，给刘其最后三个月的翻身机会，三个月内广告业绩要有看得见的变化，要付清报社的欠款。否则，三个月后按合同约定停止与刘其的合作，一切后果由刘其方承担。这三个月，报社班子成员和中层以上干部都要力所能及地帮助做好广告工作，分管广告的副总编组织一帮人马，分片联系形象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