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作家，斗士
沃格林对于语言问题十分敏感，他把遣词造句当作是头脑清晰、思路缜密的标志。[1]而且，他用并非母语的一种语言，去吃力地表达学术1（Kulturkritik）之核心。克劳斯认为相伴而来的社会结构的破坏，为作为其化身的领袖的崛起、群众运动的勃兴和随之而来的暴行推波助澜，这一真知灼见，更清楚地体现在第50页。败坏的语言不宜当作分析工具，它本身就需要加以批判分析——相当于弗朗西斯·培根的“偶像”概念——参见《自传反思》，第93页。人们轻而易举就可以成倍地援引出沃格林对语言变形，对需要建立一个知识机构来解决这一问题的关心。问题，可以理解，他对那些傲慢无礼地批评他英语不行的讥诮，是多么忿忿不平。对于中肯的建议他欣然接受，而对来自于美国文人中的佼佼者，比如科林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的嘉许，则颇感自得。
然而，即使是抱同情之理解的读者，也发现《秩序与历史》“难以卒读”，“非供炉边闲读之用”。[2]余者则抗议沃格林屡屡“运用专业词汇，这些词本来就费解，作者也不好生解释”[3]。在一份鞭辟入里的评论中——这篇评论为了解释沃格林的真实目的，也着实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杰哈特·尼尔迈耶（Gerhart Niemeyer）提到“沃格林和他的读者之间存在一种独特的——巨大的——沟通困难”[4]，这已经超出乱用生词和“日耳曼式”诘屈聱牙文风的范畴。[5]尼尔迈耶正确地指出，沃格林的研究方式，在当前的社会科学实践中实属异类，可能他刻意要与当代主流的学术风气作对。如此说来，沃格林就是一个枕戈待旦的思想家，他踌躇满志要建立一套批判性词汇，去对付那些陈词滥调，他要用这套词汇来分析问题，凭学问之力量，去克服他所处时代的危机。可想而知，他批判的对象，对他所传达的信息，自然是心生抗拒。在此意义上，“沃格林与他的读者之间的沟通困难，本身就是一个政治秩序问题”[6]。这就是沃格林笔下的思想家的“柏拉图处境”：身历无序之经验，去追问真正的秩序。[7]在《秩序与历史》第一卷的导言中，他写道：“朝向真理的运动，始于人意识到自己生存于非真理之中。”[8]他个人对当时意识形态氛围的反应，就相当于柏拉图与雅典腐败的批判性对立。柏拉图遂成为一切真正哲学努力的典范。但丁·杰米诺（Dante Germino）在他给《秩序与历史》下一卷《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所写的导言中，抓住“柏拉图处境”大谈特谈。[9]在此，只须指出柏拉图在沃格林的历史哲学，特别是在他对希腊人之诠释中的关键意义，就已经足矣。
沃格林的目的，不是摘录过去的名言，而是在一个更先进的分殊化水平上，重演柏拉图对雅典危机的反应。重演，意味着被一个典型的教训所打动，这个教训只能通过当场重演，也就是说，通过重构那些隐藏在词句和符号形式背后的激发性经验，来得到确切的理解，而这些词句和符号形式，已经作为文献证据流传下来了。沃格林将柏拉图的哲学理解为自身努力的一个先声。留存下来的他对希腊资料的亲笔批注——这些希腊资料，是他为计划中的《政治观念史》第一卷所准备的——很能说明问题地划分为两辑，分别标上“柏拉图”和“无柏拉图的希腊人”。[10]这是沃格林理解希腊经验的基本结构，它统驭着《秩序与历史》第二卷和第三卷之间的资料划分。而这个基本结构在准备之前更早的计划时，就已经显露出来了。“无柏拉图的希腊人”是本卷的主题，对于沃格林的研究来说十分重要，须知柏拉图，政治科学的奠基人，就是从这一领域中脱颖而出，并与之相对立的。第二卷大致覆盖了希腊一千年的生活和思想；第三卷完全献给柏拉图一个人，还有一个很有价值的，但不过是次要的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尾声。
毫不奇怪，至少会有那么一位有思想的读者，会因之而相信，沃格林“对希腊人不感兴趣，除非他们有助于”他的主旨：历史秩序兴起于秩序历史之中。[11]沃格林确实否认这样一种看法，即他应该去应付“每一种现象，仅仅因为它存在”[12]。他在本卷中写道：
我们必须经得住诱惑，避免将秩序和历史的研究扩展到希腊政治文化的研究——我们的分析一定要限于那些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是他们的发现决定性地促进了对人和社会的秩序的理解。[13]
于是，《城邦的世界》所言传的，较之标题所示，既多一些，又少一些。它的覆盖面没有那么大，因为它只是精心挑选了其中一些城邦政治文化的表现。它所蕴涵的东西却更多，原因有二：它囊括了先于希腊城邦出现的文明早期阶段；它还力求将希腊的历史意义整合进一个更宏大的思的体系之中。尽管本卷仍然流露出它缘起于一部“观念史”，被设计成一本“刨根问底”的教科书，但它绝无凭推衍来重构过去之企图。一些文本显然深深打动了沃格林，但他对古代世界的探讨，却绝无发好古之幽思的痕迹。尽管古典学家每每发现他的分析令人为之一振，但他的著作对古典研究却无持久之影响，其中一个缘由无疑就在这里。[14]
在一篇在其他方面都大放厥词和误人子弟的评论中，莫西斯·哈达斯（Moses Haddas）无意中发现，沃格林书中的讲解部分和他称之为劝导部分这两者之间，存在一个重要区别。[15]哈达斯写道，文本的引述“流畅易懂，偶尔横生妙趣”。这无疑是评论人所认为的“正确而吸引人”的部分。当然，也就是在这个部分中，研究的思路（order）可以完全转化为推论引述的思路。相反，“劝导”、思和理论的段落，就是“晦涩难懂的”。根据哈达斯，沃格林“存心搞得模棱两可”，运用一种“私密性语汇”来推进一个可怕的政治日程。
其实沃格林的做法没有任何可怕抑或见不得光的地方。如果他的著作中某些部分的语言，碰巧是“私密的”而不够晓畅，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不想按照一个先入为主的范畴来划分资料，而是力求从资料本身出发，去引申出解释的原则。沃格林对文献的检验，既把它们当作是人类经验的证据，也当作是特定的人和社会以何种方式来使自己的经验有意义的证据。阐释者仅仅是去谈论“有关”经验的东西，这对经验是不公道的，虽然它是外部世界的一个对象或事件。相反，在一项开放性研究的过程中，就需要开发一种多少有些适当的语言，以想象或者亲历的方式去分享该经验。资料的引述，是一个必要步骤，而不是目的本身。正如沃格林在他的《自传反思》中所回顾的那样：“我总是身陷问题之中，这个问题就是，为了形成理论表述，我不得不引述资料。以此为基础而建立的理论表述，不过是一个分析结果而已。”[16](https://www.daowen.com)
如此一来，尼尔迈耶所说的沟通困难，似乎就升格为沃格林研究的性质和他的受众思维习惯之间的不一致：他所关注的中心，不是推论式命题，这些通过其他推论式命题就完全可以应付了。然而，这是最对他的读者的认识论先见胃口的模式。在一个更基本的层次上，沃格林的研究，阅尽浩如烟海的历史信息，远远超出了众人的知识范围，后者都是跟着知识时髦走的，只不过是知识的懒虫和无知者。
沃格林渴望从他的思起步，使这种沟通困难进一步加剧。他通过铺天盖地的资料来工作，不断重新设定自己的理论立场，那些在他看来经不起进一步的真凭实据检验或者仔细推敲的资料，他都毫不犹豫地弃之若敝屣。但他并不总是回头重申他的思想根基，几乎所有他的书——本卷当然不例外——在方法论上都是晦涩难懂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一贯向新的证据和经验保持开放，不会为了自圆其说而牺牲这些新东西。不过，他的晦涩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归咎于他渴望与时俱进。[17]按照沃格林著作的取舍原则，他把某些名篇的解读当作是现成的，尽管它们当然也要不断接受新的检验。每当它们出现在他的论述过程之中，他并不觉得有必要从头讲起。沃格林有时候被指教条化，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此。[18]
一气呵成的著作给沟通造成了限制。然而，除了偶然产生的限制之外，某些限制也是这项事业固有的特征。现实经验用以言说的词语和符号形式，向讨论和理性分析开放。要想追溯到激发性的经验中去，这种分析确实是唯一可能的出发点。但是，这些经验本身就其性质而言，是超越逻辑推理的。人们无法从某些比这些经验本身更现实的东西中去推导出它们。人们唯有期待一种对这些经验的移情理解，让诠释者的意识浮出水面。意识的真理被人领会的思辨过程，无法干净利落地将研究的思路从论证的思路中分离出来，达到最理想化的推论式澄明。[19]阐释者的意识，只能推断式地划分为认知的主客体，它可是分析的试金石。
我们已经说过，沃格林的很多说法，无可否认都带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这种口吻，正如他的学生所回忆的那样，对他课堂教学的影响，比对他著作的影响有过之而无不及。[20]有人辩称，一定程度的发作是有必要的，这样才能将他的读者和听众从我们时代的意识形态沉睡状态中唤醒。[21]沃格林对“无知者”毫无耐心，指望听课者做的功课跟上“科学潮流”。这无疑是将山羊从羊中区分出来（西谚，明辨好坏之意，中文对应的也许是“大浪淘沙”。——译注）的办法。在某种意义上，随时随地的发作，是知识分子有胆气的证据，而这种胆气是从事哲学所必需的东西。我们热切关心的是达到真理、树立真理，来反对周遭“舆论氛围”的谬误，却面临一名教育者和未来的改革者的悖论：此人根本无意去博取听者的善意。
沃格林的使命是一位学者的使命，他的天职是推进历史和社会中人的科学。[22]这一学问自说自话，或者说不屑于自辩。约翰·A.坎贝尔总结道：“除了极少数心有灵犀的读者之外，我想沃格林并不太在乎他的读者的想法。凭我的感觉，他把自己的著作当作是一系列的苦思冥想，它那近乎完美、本身又模棱两可的真理，有的读者会看到，有的读者则看不到。”[23]更确切地说，尽管沃格林渴望树立真理，让它广为人知，为之摇旗呐喊，但是，向读者摇尾乞怜，却非沃格林所欲。[24]
沃格林的书，最好是读成思辨小品。实质性的沟通，意味着克服意识形态语言的障碍，这在他看来，既无关乎信息之传递，也无关乎信仰之传播，而关乎对思辨过程的参与，这种参与揭示和建立了一个共同的基础，让作者和读者达成默契。[25]但是，参加沃格林研究的邀请充满了挑衅语气：
从诞生之日起，政治的科学就是一场战事（militant enterprise），是捍卫实践和政治真理之战。它捍卫人在社会中存在的真实知识，将知识分子施舍的虚假意见拒之门外；它捍卫人的真实存在，不让人受到知识分子的腐蚀。[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