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意识的哲学
刚才这段引文，与《政治的新科学》和《秩序与历史》前三卷产生于同一时期。正是这几本书令沃格林蜚声国际。它们固然是长期酝酿之作，尽管在诸多方面都不免要被沃格林更成熟的著作所超越，但是它们并不仅仅代表他思想的一个过渡阶段。沃格林赖以成名的思想，就处在这个阶段。
沃格林自己常常谈起一次决定性的方法论转折，迫使他放弃了宏大的《政治观念史》（直到今天才在《文集》中出版），开始了他“自己的《秩序与历史》工作”[27]。一部受人所托的教科书，篇幅有限而且设计老套，这相对于沃格林的研究，实在是捉襟见肘。他为《政治观念史》准备了大量资料，爬梳良久之后，感到茅塞顿开，对哲学史本来目标和方法的感觉大增：
我不得不放弃把“观念”当作历史目标的念头，而把对现实的经验——个人的、社会的、历史的、宇宙的——确立为历史性探索的现实……确认主题，然后根据主题来确认探索该主题的方法，这种做法带来一条原则，该原则构成我后来一切著作的基础：经验的现实是自我诠释的（self-interpretive）……在一个不断走向分殊化的前进过程中被经验到、被符号化为现实的东西，就是历史的本质所在……现在有必要重新去整理经验和符号化方面的资料。[28](https://www.daowen.com)
沃格林所认为的转折，有些言过其实：他一直都在努力将思想家和其他代表性人物所说的东西，与激发他们思想、推动他们以一定方式去型构其思想的东西联系起来。他长期坚持，在科学的研究当中，应该是基础性的问题决定适用方法，而不是相反。他早就认定，秩序在社会和历史中的突出表现，是自我表达的现象。
他对希腊人的专门兴趣，相对较晚一些。跟所有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欧洲人一样，他固然知道希腊作为西方文明起源的重要性。但是他没有念过教古典学的高中；他的高中教拉丁文和现代语言，而不是希腊文。读大学的时候，他兴趣广泛，少不了也参加一些古典学巨擘的讲座，广泛涉猎希腊哲学和希腊史。但是，直到他的哲学研究使他认识到“古代对生存方式的分析的巨大意义，其符号化的精确性和通俗易懂，令当代人望尘莫及”之时，他才转向了希腊研究，那时他已经三十好几。[29]他学习语言，以便阅读原始文本。他认为接触第一手资料，乃是做出准确而有意义解释的必要条件（sine qua non），而翻译则会蒙蔽掉一些东西。
沃格林可以说是取道美国而来到希腊的。从1924年10月开始，他靠一笔洛克菲勒奖学金，花了两年游学美国。他试图对这个国家作一种移情式的理解，这就产生了他的第一本书，《论美国人的心灵形式》[30]。这本书包含了他后期思想和文献中很多关键要素的萌芽。他后来回首往事，称之为“（他）知识发展的大断裂”[31]。
美国决定性地改变了他。首先，美国使人理解到，“人的可能性在不同文明中的多样化实现”，不是一种理论抽象，而是真切的个人经验。伟大的古代史学家，爱德华·迈耶（Eduard Meyer），沃格林在柏林就久闻其大名。此君举办过一个讲座，提到一条解释学原则，那就是透过历史行动者对自身的理解，去理解历史情境。可以说，现在沃格林有机会去实践这一原则了，不过是在空间上而非时间上，并且是以一种应用的、持久的方式。他已经游遍法国、意大利和英格兰，但总是走马观花。他与美国达成妥协，这使他——半推半就地——将新康德主义的方法放在一旁，这种方法将先天范畴应用于认知对象。读者依然能感受到，他书中洋溢着对美国人心灵的兴奋之情，他力图“解释为什么特殊的规律是自发地从所研究的资料中冒出来的。这样的事情实在数不胜数，以至于我们不能说规律被遵循。规律不是被遵循，而是被发现的”[32]。沃格林发现，他的理解，不是凭借将抽象的范畴工具应用于一个研究对象，而是凭借参与他致力于去理解的现实。熟悉一种民族文化的不同方面，显示了一种连贯的模式、一种风格、一种“精神（Geist）形式”。他的结论就是，作为一个实证观察的问题，“每一种产生于社会体系的智识构造”，小到行为者的举手投足，大到庄严的宪法实践，“都在它的形式中暴露出起源的痕迹”[33]。
走到这一步，沃格林心满意足地指出，这种方法证明对于美国是可行的。它是否普遍有效，不能凭一个先天范畴（a priori）来决定，而又是取决于对相关证据的实证研究。综合的美国“形式”就是如此，它避免了认知的二元分化。将美国人维系在一起的感情和符号纽带，与正式的法律和行政机构是须臾不可分的。共同体出于一种对共同事物的参与感而黏合在一起，而不是对有违内心“价值”的外部“事实”一味逆来顺受。与之相应，这里也就大可不必引入一个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来弥补意义的阙失，这只是在旧世界大行其道的群众运动的特征。
新康德主义的方法论大争议，在我看来乃是智识上最重要的事情，可它对于被抛入世界这一事实却显得无关紧要，这可是件大事……美国社会有一个哲学背景，无论是范围还是实质，尽管常常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却远胜于我生于斯长于斯的方法论环境中所表现出来的任何东西。[34]
沃格林发现，尽管美国哲学的专门词汇还不够成熟，但是那种知识氛围和政治制度，却凭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之势，维持着西方传统中最珍贵的东西。反过来，在“扎根于完整的常识传统的政治制度消失”的过程中，他察觉了“德国政治结构的根本性缺陷”，它正被意识形态的群众运动折磨得奄奄一息。[35]在约翰·杜威的“志趣相投”（like-mindedness）中，沃格林认识到詹姆士国王英文钦定版《圣经》对圣保罗“四海之内皆兄弟”（homonoia）的译法：共同体的纽带，同生共死的生存真理，不亚于共享灵知式的真理。[36]换言之，沃格林不是根据一句箴言或者一条原则，而是根据一种活生生的人的存在，发现了“美国心灵形式”的核心：
陌生人站在任何文化面前，常常会遇到一个难题，那就是从边缘向中心摸索，在边缘处，各种孤立的细节令他备感困惑，而到了中心，这一切都可以理解了。有幸发觉自己的深义在一个活生生的人身上体现出来，这样的机会可谓微乎其微……他达到了这样一种境界，让人相形见绌而不得不去爱它。[37]
人如其名（Nomen est omen）。此君即约翰·康芒斯（John R.Commons）乃是一位法律学者和劳工经济学家，沃格林在威斯康星大学与他一见如故。沃格林笔下，对他充满了友好和敬意。[38]
文明的参与式观察者有望理解此种文明，因为，尽管有别于自己的，但也不完全是他者——否则就完全不可理喻了。他能够理解人，因为人同此心。更一般地说，如果人不是他所经验的现实的一部分，那他就不可能去经验现实，更不可能对他的经验做出理性的评价。威廉·詹姆士的作品，证实了沃格林得自于其美国经验的教训，并为他在约翰·康芒斯身上所发现的东西，提供了一个详细的理论阐释。沃格林拜读了威廉·詹姆士于1904年的“意识是否存在？”“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文献”这些文章。[39]这有助于解释沃格林对经验和实证的用法。对这两个词的用法，习惯了狭义的实证主义者和习惯了其洛克式用法的读者，难免会摸不着头脑。对于沃格林来说，这些术语自然是指韦伯意义上的学术严谨和智识正直——韦伯的著作乃是沃格林智识冒险的源头，在这方面他从未背弃韦伯的原则。[40]但是它们也包含了詹姆士的“激进实证主义”及其“纯粹经验”观念。“纯粹经验”不去设定一个主体，以为自身之外有一个客体，“纯粹经验”毋宁说是一个参与性的环节，去认定经验的主客体之间有什么。意识不是一种本质，从中构建出一个超验的自我。威廉·詹姆士写道：
与那些制造出物质客体的材质，制造出我们思想的东西相比，这里……没有原生的素材或者存在的质；毋宁说在经验中有一种由思想来实施的功能，为了它的实施，产生了存在的这一种质。这种功能就是知……如果我们的出发点是这样一种主张：有一种，也唯有一种原始的元素，它构成万物，我们称之为“纯粹经验”，那么，知，就不难解释为一种特殊的相互关系，纯粹经验的部分可进入这种关系之中。这种关系本身就是纯粹经验的一个部分；它的“术语”之一，就是主体或者知识的载体，也就是知者，余者则成为被知的客体。[41]
这些术语唯有作为处于主客体之间的东西的两端，才是真实的。为了分析之目的，知识的两端可以，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必须，以推断的方式固定为相对于外部世界客体的主体的意识之流。然而，将它们假定为自给自足的独立实体，然后神秘地相遇，这是一种有害的物化（reification）。在詹姆士看来，“我们所需的不是知者，而只不过是稍纵即逝的思想”[42]。我们所经验的是一种张力，是知本身，我们不必去设定一个有别于知识客体的主体。主体与客体，根据詹姆士所说，只不过是纯粹经验的沉淀物。在《秩序与历史》第一卷中，沃格林写道：
没有一个像“人”这样的东西参与到“存在”中去，仿佛他同样也完全可以置身事外不予理会似的；毋宁说有“某些东西”，本就是存在的一部分，它能够经验自身，而且能够运用语言，以及用“人”这个名字，来称呼这种经验的意识。以名字来称谓……是一种根本性的召唤、振作和建构之举。使存在的这个部分，成为存在共同体中一名突出的伙伴。[43]
完整的“存在共同体”，对于沃格林来说，是由神、人、世界和社会所构成的。这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伙伴关系，尽管是由四个“部分”所凑成。[44]在沃格林看来，詹姆士的“纯粹经验”因素，扩展为“存在的巨流，（人）只是随波逐流”[45]。
一个有用的类推有助于解释沃格林“存在的伙伴关系”理念，它更朴素，所经验的客体更是人所共知，所以就更易于理解，那就是亨利·柏格森对音乐情感的反思：
我们感到，当我们洗耳恭听，仿佛心无旁骛，耳边唯有音乐低诉……让音乐去表达喜怒哀乐，悲悯或爱吧，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它所表达的东西……当音乐声声低泣，人与自然，无不随之低泣。事实上它并没有将这些情感注入我们；而是将我们领入音乐之中，犹如一位匆匆过客被卷入一场街头舞蹈之中。道德先锋就是如此前行的。对他们来说，生命持有一种不容置疑的音调，就像某些新的交响乐的音调一样，他们将身后的我们引领入这种音乐之中，于是我们就可以用行动来表达了。[46]
与美国“心灵形式”的默契，以及詹姆士激进实证主义为此心灵形式之“核心”所提供的思的阐发，都令沃格林备感鼓舞，毅然诀别那种以康德将理性定为先天范畴为依据的认识论。沃格林相信内心深处的直觉，着手围绕思辨的自我反思，将哲学人类学的暗示（intimations）发展为一种意识哲学，这就构成了他的政治和历史理论的最核心内容。[47]
美国经验提供了一个决定性的推动力。后来他发现，“（与威廉·詹姆士以美国形式为中心的）相同的分析，柏拉图已经做过，而且比这要宏大得多，这导致了他的metaxy——中间状态——观念”[48]。“得知这些范畴的根本功能，是决定什么才真正是社会的本质”[49]之后，他将注意力转向了希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