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形式

Syngraphe是一篇残篇，它在长达二十七年的战争中的第二十一年戛然而止。而且，后来几册的形式，极有可能不是作者最终赋予它们的。因此，对文学形式的研究，必须首先以前四册为基础。略为斟酌一下主题是必要的，因为修昔底德的文学形式与他的理论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修昔底德从不以推论方式去提出他的理论，而是通过事件和发言的相互说明来推出这些理论，只是偶尔直抒胸臆，作为点缀。正如我们所见，这种文学手法，是希罗多德发展出来的，为的是借助一种“假设”来解释历史。但是，当修昔底德用它来探讨政治现实的时候，它就获得了一种新的意义。修昔底德要透过现实说明什么，这个问题依然众说纷纭，但是，这对于理解他的形式与理论之间的内在关系，具有关键意义。在依然大吹实证主义之风的当代智识氛围中，它很有可能变成修昔底德作为一名现代意义的历史学家是否可靠的问题。然而，将它生拉硬拽到这个方向，虽然不是全无道理，但足以扭曲这个问题的本质。如果Synagraphe只不过是一部实证层面的“历史事实”流水账，那它绝不会被写出来；因为，正如我们一五一十所说的那样，在实证层面并不存在什么伯罗奔尼撒战争。动荡是一个统一体，它是人的一部灾难剧，这些人都被卷入必然性和精神气质两难困境的漩涡之中；这个戏剧性的统一体，无法通过单纯叙述事件创造出来，而要有发言，就像悲剧中的合唱班一样，让这种两难困境上升为清晰的意识。因此，修昔底德的现实，是戏剧性的，因为，行动不仅仅被报道为在时空中发生的事件，而且还通过发言这种手法，令灵魂的戏剧透明化。结果，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可靠性”问题，就无法用一个苍白的是或不是来回答，而要由修昔底德自己来区分。在1.22中，他区分了发言（logoi）和事件（erga），以及他在报道这两类历史材料时所能达到的精确（akribeia）程度。对于事件，他使用的方法是搜集目击者的报道，对它们进行比较，当这些报道相互冲突的时候就尽可能去弄清楚真相。对于发言，他无意逐字逐句地报道它们，因为他自己的和别人的记性都不算太好。他宁可去弄清楚发言时的情境，以及实际所说东西的总的要义，然后把“合适（ta deonta）”该场合的话放进发言者的口中。因此，这些发言，既不是发言者的原话，也不是他原来的语气，而只是将“合适”的辩论统一调换为修昔底德的修辞风格。

发言与事件须臾不可分。将事件从著作中抽离，满足于对希腊史可靠“事实”的搜罗，这是不容许的；这些事件只有当它们依然还是整体的一部分时才是真实的，而这个整体是由文学形式来建构的。这就产生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一方面，发言本身是现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说服和打动它们的听众去做特定的行动，这是事件；另一方面，它们显然又是一种文学手法，运用得滴水不漏，就是为了创造一个意义统一体。在后一种功能中，发言与作者本人的直抒胸臆，存在微妙差别。在这些条件下，何处是现实的终点，何处又是文学形式的起点？似乎只有一个答案是可能的：这种独特的结构只有在一种条件下才可以声称其是对现实的描述，这一条件就是现实本身包含了文学形式的元素，可以不失真地升华为艺术形式。具体而言：修昔底德对发言的运用，先决条件就是存在一种政治文化，它是那种生产出悲剧作为自己代表性表达的文化的一种延续；靠论辩和说服来统治是一种可以升华的现实，通过有策略安排的发言中传达出来的意思，不失真地升华到脉络分明的事件进程之中。而且，这种安排本身不必和现实发生冲突。我们不妨假设，发言是在修昔底德精心挑选的场合中进行的——一个很好的理由就是，希腊政治的风格，在任何一个场合都需要发言。与其去怀疑在Syngraphe中报道的伯里克利的三场演说，还不如假设他发表了比这多得多的类似演说。在内容上看，也没有任何理由怀疑这些发言实质上做了些修正；然而，有可能，甚至很有可能，修昔底德将实际上分散在几个演说场合中的一组论辩，都集中到他挑选的发言中去。总的看来，这些发言也许是一张七拼八凑的图画，充满了希腊人对这些热点问题滔滔不绝的争论。通过争论和说服来对现实进行加工，这种做法可以被升华为代表性发言的戏剧形式；历史因此而获得的戏剧性的启发（luminosity），凭借作者的匠心独运，以及他个人思考的锦上添花，就可以进一步提升为动荡的伟大戏剧。(https://www.daowen.com)

修昔底德的历史编纂学形式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是公元前5世纪希腊政治文化全盛时期的产物；它无法作为一种文学模式在不同条件下加以摹仿。然而，它的艺术手段在当时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借艺术家之手，将人的现实升华为一个伟大的典型，在这样一种文化中处处都有可能，只要你敏于形式，天资聪颖且训练有素，能够分辨人的情境、功能和行动的典型性，并且乐于朝这些分辨出来的典型的方向去将现实格式化；这种将生命塑造成典型戏剧的愿望，可以由诗人去创作伟大的典范来强化和推进。从有文字记载开始，希腊文化就充满了在这种生命典范和艺术之间相互摹仿的互动。在荷马史诗中，典范神话被用来影响英雄的行为，英雄则心甘情愿根据典范中的形象来塑造他们的行动。史诗本身也成为典范智慧和行为的大储藏室，源远流长到了亚历山大对阿喀琉斯的摹仿。进一步而言，悲剧膜拜也仰赖于一种相互表演：一方是悲剧英雄为狄刻而做的政治决断；另一方是城邦全体公民为狄刻而做的英雄式决断。最后，典范和现实之间的相互塑造，在苏格拉底这个人身上达到了高潮，他彻底消失在苏格拉底文献所创造的那个典型身后，以至于我们对他几近一无所知，除非我们假设，他生命和思想的现实，与文献中的典型是一致的。临近公元前5世纪末，新的典型在现实中纷纷涌现，典范的塑造，已经从诗人传到了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手中；但是现实和典型之间的关系，并无原则上的变化。在我们对智者的研究中，去发现柏拉图的描写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当作历史资料来用，成了其中一个大问题；对第一手残篇的分析表明，真实的智者倒是与柏拉图建立的典型八九不离十。这一高潮又是柏拉图的手笔，他从苏格拉底生存的现实中，创造出一位哲学家的典型。在这个问题的语境中，修昔底德的独特成就，就是从朝典型的方向倾情上演的现实中创造了动荡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