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普遍特征

就时间纵深而言，古典时代对连续历史的记忆，上溯一千多年，超过了希腊文明本身。赫西俄德知道有一个黑铁时代，这个黑铁时代从公元前12世纪的移民潮一直延伸到他那个时候；他同样知道之前还有一个青铜时代。古典时代的记忆还知道入侵事件，尤其是多利安人的入侵，也知道大陆和诸岛上的希腊人移民到爱奥尼亚的事件，这些事件标志赫西俄德的英雄时代已经随着远征特洛伊而走向了终结。古典时代的记忆包括了迈锡尼文明和米诺斯文明。它甚至还知道大陆的古人，也就是爱琴海人（Archipelago），还有小亚细亚（Anatolia）的古人，因为移民运动，这些人口已经更新换代或者被征服，此事可回溯至公元前1950年的亚该亚移民。可见，若是以记忆为指导，那么，希腊社会史的时间，就超过了几乎在同一时期发生的、对应的以色列历史，以及它对亚伯拉罕从伽勒底（Chaldaean）的吾珥（Ur）中出逃的记忆。

对一个社会的记忆并不是一种置身事外的知识搜罗，而是对特定事件的经验。当社会存在于进行回忆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所处年代的历史之中时，这些事件就构成了社会的要素。然而，并不是所有知识——哪怕是那些对这一文明秩序产生影响的知识——都统统突破了希腊社会的界限。例如，据希罗多德回忆，实际上希腊诸神的名字都来自埃及（2.50），希腊的字母表则来自于腓尼基人（5.58），可埃及和腓尼基都无法因此纳入希腊历史。这种观察貌似琐碎，但在方法论上是相当重要的，因为，根据权力组织去鉴别一个社会，以这种粗略标准去衡量别的还可以，放在希腊就行不通。希腊社会不存在一个持久的政治组织，统辖着一片尽管时大时小但疆界分明的领土。希腊社会其实是凭借一种对文明统一体的意识而构建起来的，它的边界是流动的，参与密度也不均匀。所以，希腊记忆的内容与它成长的历史进程须臾不可分。我们不妨稍为回顾一下这一历史进程的动态。

在12世纪的入侵之后，希腊大陆产生了类似于文化真空的东西。迈锡尼文明的负载者，大批大批被迫向海岛和小亚细亚沿海地区迁徙，其中也许还包括了在社会和文化上占统治地位的阶层。公元前9世纪，一个新的希腊开始兴起。这一新生始于小亚细亚城邦，在那里，“雅完（Yavan）之子”与“亚实基拿（Ashkenaz）之子”为邻（《创世记》，10）。在这一次迁移的边界地，诞生了荷马史诗，他们从这里出发，开始到处向岛屿和大陆灌输影响，为恢复元气的希腊人提供了一个对于共同过去的意识。泛亚该亚联手对付特洛伊的事业，成为泛希腊的文化纽带，甚至可说是政治纽带的生动符号。进一步说来，既然人的战争同时也是神的战争，那么，史诗就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神话，无论他们走到天涯海角，当地的神祇及其崇拜所带来的多样性（diversification），都因此被抵销掉。在这方面，荷马笔下的诸神——虽然不是这些神明本身——的功能可以媲美埃及的“一神多体”（summodeism），后者将埃及的各种太阳神，解释为在政治上至高无上的一神的不同方面。最后，史诗的语言是一统的因素之一，因为它抵销了方言的多样化。于是，希腊的新生，就从爱琴海东部蔓延到希腊世界，并通过这种扩张而创造了希腊世界。荷马是一名生活在小亚细亚或岛上的希腊人，是佼佼者中首屈一指的人物。爱奥尼亚沿海城市与邻近岛屿，是幸存的前希腊文化与亚洲文化两相交汇之处；这种生机勃勃的杂交文化，从此交汇点出发，蔓延了群岛的南部半弧，延伸到希腊大陆西部，远至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这个广袤的半弧外部，东面被吕底亚人、波斯人和腓尼基人团团围住，南面是埃及人，西南和西面是迦太基人和伊特拉斯坎人。在这个弧形的边界，除了荷马之外，还涌现出了旅行者和历史学家赫卡泰乌（Hecataeus）和希罗多德；诗人阿尔凯奥斯（Alcaeus）、萨福、卡利奴斯（Callinus）、阿尔克曼（Alcman）；哲学家泰勒斯（Thales）、阿那克西曼得、阿那克西美尼（Anaximenes）、赫拉克利特、塞诺芬尼、巴门尼德、毕达哥拉斯以及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这里是与亚洲军队短兵相接的前沿阵地，它主导了希腊现实历史；也是在这里，《伊利亚特》被一针见血地解释为伟大的欧亚战争的史诗，希罗多德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解释。对拼凑而成的共同希腊社会的意识不断成长，大陆的希腊人是最后一批加入者，尽管他们注定要在震慑亚洲威胁的斗争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拉凯戴孟（Lacedaemon）凭借军事力量，雅典则凭借智识和精神的蓬勃朝气，使希腊人成为希腊人。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处于边缘的北部希腊人，穿过马其顿跋涉而来，征服亚洲，传承帝国式的希腊主义，一跃成为霸权大国。(https://www.daowen.com)

我们已经说过，希腊记忆的内容与希腊的成长进程是不可分割的。凡是可以理解为古典时代当下的希腊社会及其秩序构成要素的东西，都永垂青史：地域的人口，还有他们的发源、迁移、语言和神话；这些人所参与的伟大的文明事业，诸如米诺斯和迈锡尼文明；克里特制海权和反特洛伊的亚该亚同盟这样的权力组织；当下城邦的先例；大迁移、欧亚冲突这样的典范事件；诸如神、神的名字和功能等符号形式的缘起。然而，这些异彩纷呈的内容，不是以官方记载或专题研究的方式，被历史学家摆布，而仅仅是以传统这种形式存在——如果我们可以用一个中性词来囊括所有与真人真事相关的史诗文学、英雄颂歌、赞美诗、神话传说和地方传统的话。公元前5世纪的历史学家，一旦搜集到这些千头万绪的资料，就会从中抽丝剥茧梳理出一个真实事件的来龙去脉。对于这种努力，我们当代的批判方法当然派不上什么用场，它靠的是比较、猜想和常识，即比较各种相互冲突的传统，巧妙猜想传说或神话的真实依据，常识则是用来重构一个可能的事件进程。因此，特别是对于早期来说，这种做法只能产出一个事实单薄、年代模糊的历史轮廓。然而，当我们的现代知识在细节掌握的数量和精确度上都大大超越古人的同时，希腊历史进程的希腊式建构，业已通过现代考古学的发掘，证实为大体正确。甚至对于远征特洛伊的具体时间，现代的方法只不过证实了古人的猜想是公元前1184年。

没有哪一条史实的线索是从传统这张编织物中抽出来的，除非有人设想出这样一个计划且有能力去执行之。所以，我们就从内容问题被引回到希腊历史意识的成长上。这一意识不是在希腊社会的成员中潜移默化而形成的知识体系，而是一种符号体系，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分别用这种符号体系来表达他们对希腊社会及其秩序意义的经验。因此，当我们神游希腊，一步步去探索希腊历史的创造之前，必须考察这种现象所具有的某些形式。我们的概览，应从希罗多德的《历史》开始，他是第一位在鲜活的传统将随着时间流逝，从生者的记忆中被抹去之前，竭尽其所能去保存它们的希腊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