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 希罗多德
哈利卡尔那索斯（Halicarnassus）的希罗多德生于公元前485年，卒于公元前425年。他的生平经历了希波战争，一直到伯罗奔尼撒战争早期。在他有生之年，哈利卡尔那索斯城归附于波斯，组织成僭政，处在一个希腊王朝统治之下。希罗多德既是波斯又是当地僭主的臣民，这种地位让他无法从政，而在一座自由的希腊城市中，从政对于一位出身富贵人家的年轻人来说，本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这也许是他早年献身于文学生涯，为此云游四方，搜集素材的一个因素，而这些素材都弄进了《历史》之中。从地理上说，他所知道的世界，从苏撒（Susa）到迦太基，从黑海到埃及。从政治上说，他的世界是居鲁士大帝（Cgrus the Great）以来的权力动荡。在他出生之前半个世纪，居鲁士造米提人的反，征服了吕底亚（公元前546年）和巴比伦（公元前538年），建立了波斯帝国；冈比西斯征服了埃及（公元前525年）；大流士一世（Darius Ⅰ）将帝国从印度河（Indus）扩张出去，重新组织帝国，镇压了爱奥尼亚叛乱，在马拉松，波斯人第一次吃了败仗（公元前490年）。在他的一生中，产生了提米斯托克利的海军政策；薛西斯的征服；萨拉米斯战役（公元前480年），在这场大战中，阿尔提米西亚（Artemisia），哈利卡尔那索斯和卡俄斯的女王，在波斯这一边独领风骚；提洛同盟的形成，并向雅典帝国的转型；雅典人在埃及的冒险；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在他晚年，他参与了图里伊（Thurium）的泛希腊殖民化活动，在那里成为一名公民。伯里克利先他而去，他卒于公元前425年。从知识上说，他的世界就是史诗文献、爱奥尼亚抒情诗，埃斯库罗斯和品达，从泰勒斯到赫拉克利特的爱奥尼亚哲学家的世界。他将这些多种多样的影响，都兼容并蓄到世故的理性主义中去，在位于亚欧交界的爱奥尼亚，比较文明的知识带来了这种理性主义。希罗多德熟知他的伟大先驱，米利都的赫卡泰乌的作品，也许还有其他现已失传的人种学文献；通过自己的研究，他将地理、历史、社会和经济事实的知识，以及他那时世界上流传的传统和民间传说的知识，集于一身，使《历史》既成为一个浪漫的仙境，又成为一个宇宙，自荷马以来世所罕见，少有匹敌。
希罗多德不是以推论的方式来提出他的历史理论，而是将几条散见于作品中的原则化成了言简意赅的公式。希罗多德的理论意图就来自于这些与历史关系的内容和形式并置的公式。某些原则是历史学家自己当成纲领声明传达出来的，其他的是由故事中的人物说出来的，与叙事水乳交融。一些放在作品的主要切入口，其他的放在行动的高潮中，还有一些似乎是顺便提到的。
《历史》以这样一句话开篇：
这是哈利卡尔那索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历史）的记录，着手这一研究，目的就在于，不让人所记忆（genomena）[1]的东西由于时间流逝而被抹煞，不让希腊人和野蛮人实现的丰功伟业失去光彩，特别是要记住他们相互战争的原因所在（aitie）。
要把握这个纲领的全部意思，一定要顺着它的思路一步步来解读。希罗多德的作品有一个明显的主要切入口：第一卷至第六卷探讨欧亚冲突，从开始一直到高潮薛西斯远征；第七卷至第九卷探讨的是薛西斯的战役，从准备，过程到短兵相接。对于这样的划分方法，通常的解释就是，它披露了作者写作公元前480—前479战争史的意图，故第七卷至第九卷才是作品本身，而第一卷至第六卷则具有引文性质。这种解释一定会引起疑虑，因为它怪罪一位希腊作者，说引文占的比例过重，足足花掉了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因此，更可取的是听听希罗多德自己对他这样做的看法。上文援引的纲领声明之后，故事本身就紧接着开始了：腓尼基人是冲突（diaphore）的根源（aitioi），因为他们把伊俄从阿耳戈斯拐走了。希罗多德探索的战争不是薛西斯的战役，而是欧亚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向上追溯到人类记忆之尽头，而在公元前480年的战役中达到了高潮。故而，纲领声明的三个部分，存在明显的联系。人的记忆不应由于时间流逝而被抹煞，因为希腊人和野蛮人的丰功伟业被保存在传统之中；这些事迹之所以惊人，因为它们是欧亚战争的事迹，而欧洲人和亚洲人都是人类。不过，为什么说这些事迹是惊人的，以至于不应让它们从人类的记忆中流逝呢？这个问题将由对战争本身的描写，以及对战争原因的探索来回答。
战争的各个阶段都是由典型的行动和反应所构成的。战争是由这些典型阶段连贯而成的一个整体。伊俄被腓尼基人拐走，欧罗巴则被希腊人拐走。这就是一个行动与反应的阶段，是“以牙还牙”（isa pros isa）。在下一阶段，希罗多德进一步发挥了这个问题。美狄亚被希腊人拐走，但是科尔基斯的国王要求赔偿损失；希腊人拒绝了，因为他们为伊俄被拐索赔而遭到了拒绝。这样，第二个阶段的行动，就与第一个阶段连起来，事情暂且搁下了。两代人之后，帕里斯拐走了海伦，人们都相信他不会给予赔偿，因为美狄亚被拐没有任何赔偿；希腊不断要求都被拒绝。希腊人就报之以远征，结果就导致了特洛伊的毁灭；现在这种冲突已经达到了世界大战的阶段，下一步轮到亚洲人来走了。这种冲突滚雪球般扩大，导致了两个世界的分裂，一个是代表亚洲的波斯，一个是代表欧洲的希腊（1.4）。然而，在这场伟大的世界冲突之内，还贯穿着无数的次级冲突。因此，人类战争的故事，不能限于希腊人和波斯人，而要囊括整个次要冲突网络，这些次要冲突在某些点上贯串成希罗多德时代两大领军者之间的斗争。这种叙事将扩展到整个已知世界，探讨“人大大小小诸如此类的解决方法”。“过去认为很大的，今天已经微不足道；今天很大的以前则微不足道。”“人的幸福（或繁荣，飞黄腾达，eudaimonie）决不会长久。”（1.5）对世界的描写可谓无微不至，无论是地理学的还是人种学的，都形成了故事的一个必要部分，因为地球在空间广延上是人类社会这个角色演出戏剧的舞台，是迟早到来的战争的舞台。
希罗多德从未提起阿那克西曼德和赫拉克利特的名字。然而，现在是时候回顾一下他们了，因为，来自希罗多德的历史动力（historical dynamics）概念，明显是沿袭宇宙动力（cosmic dynamics）这一概念的，而这个概念是由爱奥尼亚哲学家发展出来的。阿那克西曼德道出了这一原则：“无论事物的起源是什么，它们都将走向消亡，这都归因于必然性（chreon）；依照时间的法令，它们相互对侵犯（adikia）施予刑罚（dike）和补偿（tisis）。”（B1）赫拉克利特说：“一个人必须知道，战争是共同的（xynon，秩序之现实），权利（dike）是冲突，每一件事都根据冲突和偿还（chreon）来发生。”（B80）（原文与第九章的引文不一致，而对chreon一词的译法也与上文不同，请读者明鉴。——译注）无论做了什么，都是这场普遍冲突中的行动，成功的代价就是败在下一个胜利者手中，再轮到这个胜利者在兴衰链中掉下。希罗多德正是将这条原则转化为历史进程。克洛伊索斯（Croesus）以最精炼的方式道出这一原则，给居鲁士建议。吕底亚的前国王以埃斯库罗斯的口吻反思道：“我吃一堑（pathemata）长一智（mathemata）。”对转型这个命题做了一通长篇大论之后，他继续说：“如果你觉得自己并非凡人，你统率的军队也是如此，那我就不要给你什么建议了。不过，如果你知道自己是一个人，你统治的那些人也是人，你首先就要知道一点，即人类事务是一个轮子（kyklos），它转动着，不会让一个人永远都那么风光。”（1.207）
有一些例子说明了希罗多德对转轮原则意思的运用之妙。埃及国王阿玛西斯（Amasis）警告他的朋友波利克拉斯，一位过于成功的萨摩西（Samos）僭主，说神（to theion）是嫉妒的。他更喜欢成败交错，而不喜欢一帆风顺；因为他从未听说一帆风顺的人有哪个不是落得悲惨下场，一败涂地的（3.40）。然而，阿玛西斯建议以主动牺牲来打破成功所带来的可怕的威胁，却证明是徒劳；轮子按它本身的规律移动，不会被人的诡计骗倒。更为复杂的是大流士对西奇提亚人（Scythians）之战。巴比伦陷落之后，大流士决定把对西奇提亚人的战争作为他的下一项事业。两个因素决定了这个决策。王国财源滚滚，兵强马壮，挑起了国王一试牛刀的“欲望”；西奇提亚人是一个合适的目标，因为两百年前他们攻打过米提人，这种错误现在必须“以牙还牙”（4.1）。西奇提亚人，当他们得知黑云压城，便向邻近部落求助。但是邻邦拒绝了，理由是西奇提亚无端攻击了波斯人的土地，并且拿在手中不放，“神让拿多久就拿多久；现在同样是这位神怂恿波斯人以牙还牙罢了”（4.119）。然而，他们公正的节制，还不如波利克拉斯的主动牺牲对他们的邻邦帮助大。西奇提亚人在事件的过程中惨遭不幸。轮子转动的时候，让它保持转动的力量是有形的——一个渴望扩张的人手中的财富和巨大军力。西奇提亚两个世纪之前的成功，只是一个托词，用来掩盖王权的欲望，后者才是行动的真实动机。即使除去财富与权力，这一因素也可以被希罗多德单独作为一个让轮子转动的力量，在米提人戴奥凯斯（Deioces）的例子中就是如此。他充满了“统治欲”（erastheis tyrannidos），千方百计弄到了这个宝座，在这个位子上，财富和权力任凭支配，用于进一步的行动。（1.96）
这种赤裸裸的冲动，在阿托撒（Atossa）对大流士说的话中，更具有推论色彩。王后想煽动国王远征希腊。为什么，她问道，万能的国王慵懒地坐着，而不是为波斯去夺取更多的臣民和权力呢？一个年轻且拥有巨富的人，应该发扬自己的品质，这样波斯人才会知道他们是被一个人所统治——另外，战争的逼迫将抑制住叛乱之心。年富力强正是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因为，心灵随着身体成长，也会随着身体衰老，变得迟钝。（3.134）因此，扩张主义的冲动，乃是为人之本。因为从年轻到成熟，不顾一切后果进行扩张，乃是人的天性，所以才有战争；成为一个人，就意味着参与一场戏剧，构成这场戏剧的，是像战争一样的行动和以牙还牙的报复；慵懒地坐着，意味着衰老和死亡，因为，一旦冲动松弛下来，其他人的冲动就在叛乱中体现出来。这种无休无止的扩张，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历任统治者都保持一个民族的权力冲动，那么这种冲动会不会吞并掉一切人类社会，将它们并入一个帝国，从而终止冲突？希罗多德的答案是否定的。这种冲动不会变成堵住世界的石头，让一切帝国都走向灭亡；它在一定时候就会被抑制，战争将继续。在萨拉米斯战役之后，提米斯托克利告诉雅典人：“取得这场胜利的不是我们，而是神和英雄，一个人做了亚欧之王，招来他们的嫉妒。”（8.109）不仅希腊人知道它是一种事后之见，而且波斯人也心知肚明自己是在走向灾难。在普拉提亚（Plataea）战役前夕，波斯国王在宴会上告诉他的忒拜朋友，不久之后，他们当中很少人能够留下来。但是对此无事可做：“按照神的旨意发生的事情，是人力所无法扭转的，因为，最真实的反而没有人相信。很多波斯人都知道，但我们在必然性的枷锁中只能顺其自然。人之最大悲哀，莫过于知道很多，却又无能为力。”（9.16）希罗多德心中悲观主义和痛苦的暗流，罕见地冲垮了对惊天动地事迹的叙述。人被无目的的必然性束缚于扩张的游戏，无望逃脱失败之命运；他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至于为什么，则始终是一个谜。在希罗多德这里，因为沉浸在波澜壮阔的大场面中而掩盖了这种痛苦，而它将在修昔底德绝望与自负的气息中逼近爆发点。
事件的过程说明了这些原则，这些原则说明了故事的意义。这种相互说明的技巧，是希罗多德发明的历史编纂学方法。这与他将一个个故事情节贯串起来的风格配合得天衣无缝，总的来看，他对这一技巧的运用，跟荷马运用神的干预一样游刃有余。正如我们所见，这些原则可以出现在作者的反思中，在他讲述的传统中，在公开发言中，在夫妻之间的对话中，在餐桌上外交式的推心置腹中，在信函中。(https://www.daowen.com)
然而，希罗多德也可以绷紧他的方法，让它柔韧地随故事的跌宕起伏而一波三折，将它发展成一种更加正式的历史写作手法。有两个例子，这种方法的这些进一步的潜能在这两个例子中可谓有目共睹。薛西斯对希腊的大远征，随着一次宫廷会议的争论而拉开帷幕，国王的意图，以及正反双方的论点，都在一系列发言中提出来（7.8—11）。同样的开场，也用在大流士伙同他的朋友反叛假司美尔狄斯（false Smerdis）上。造反一举成功之后，七位国王开会决定波斯未来的政府形式，支持和反对各种政府形式的辩论，又是以一系列发言的方式提出来的（3.80—82）。在重大决定之前的关键时刻，安排一组发言，每个发言都说明问题的另一方面，这种方法提供了一个机会，给漫长的事件过程投去一缕意义之光。重大决定启动了这样一个过程，中途难免出现意料之外的波折，结果与本意相去甚远；发言中的论辩，可以系统地呈现出决定这个过程及其问题真实面貌的力量。这种方法在历史上的重要性，超过了希罗多德对它的运用，因为它毫无疑问也影响了修昔底德，后者用一对发言来凸显事件的意义。
远征希腊之前的争论由四个发言所构成：两个同意，两个不同意。开场白和总结这两个发言都是国王做的。薛西斯告诉长老会，他的意图是打通赫勒斯庞，惩罚那些曾经无端伤害过他父亲的雅典人。然而，惩罚的动机次于希腊人臣服之后将达到的远景目标。因为，雅典人和伯罗奔尼撒人一臣服，波斯帝国的疆域就将远及宙斯之苍穹；太阳底下的土地，莫非波斯之土；它们将并成一个国家，因为，据国王所知，一旦希腊人被铲除，剩下的民族就都只能乖乖束手就擒。国王之后是玛尔多纽斯（Mardonius）发言，随声附和国王的目标。波斯人已经扩张统治了撒卡依人（Sacae）、印度人、埃西欧比亚人（Ethiopians）、亚述人以及很多其他伟大的民族，这些民族没有得罪过波斯人，只是波斯人意欲增加自己的权力而已；希腊人毕竟给战争提供了口实，如果放过他们，那倒真是一件咄咄怪事了。此外，希腊人贫穷、组织涣散、战术拙劣，征服希腊这一任务简直易如反掌。无论如何，人们应该有冒险精神：“因为天上不会掉下馅饼，人所喜欢占有的一切都是来自于冒险。”剩下的贵族一点都不喜欢这个计划。经过一阵尴尬的沉默之后，阿尔塔巴诺斯（Artabanus），国王的叔父，打破了沉默，发言表示反对。他提到自己以前一些不堪回首的远征经验，诸如大流士对西奇提亚人一战，结局近乎一场灾难。然后他不动声色地反思了薛西斯的荒淫无度（hybris）。“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你看到神如何做到这一点，他无法容忍它们作威作福，但小东西不会招惹此祸……他喜欢把过高的东西弄低……因为神除了自己，不容忍任何人妄自尊大。”因此，还是韬光养晦为好。国王闻言恼羞成怒；如果阿尔塔巴诺斯不是他的叔父，那他将为自己的缺心眼而遭来横祸；国王还坚持远征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即使波斯人按兵不动，希腊人也将先动手。
在第四场发言中，远征的问题悉数出现了：统治世界的梦想与对这种荒淫无度的忧虑，国王的冲动与贵族的犹豫，轻敌将领轻率的赞同与对这种不负责任想法的警告，打通赫勒斯庞的技术问题与这一通途的弱点，在于它有可能被突然袭击所截断，带来灾难性后果。所有这一切中，首要的是坦承目标本身就是追逐权力，与攻击对象做错事没有关系。长老会休会，对帝国主义冒险的分析也就告一段落，似乎就要进入行动阶段了。
然而，行动不是马上就开始的。这场争论之后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情节。阿尔塔巴诺斯的论点开始涌上心头，薛西斯对他的决定左思右想；第二天天亮，他取消了远征计划，令贵族们不胜欢喜。不过，事情还是没有完。取消决定之前的晚上，国王看到一个幻觉，他不以为意，这个幻觉第二天夜里又来了。一个高大威猛的男子出现在梦中，威胁国王要垮台了，除非他回心转意，投入到冒险之中。吓出一身冷汗的国王恳求他的叔父披上皇袍，在他的床上和衣而卧，看看他是不是也会看到同样的幻觉；这个幻觉真的也威胁了叔父。神迹最终促使两人都选择了作战。因此，这个决定最终不是来自于理性的争论，而是出自于一个穿皇袍的人所做的梦。希罗多德不过是在讲故事，但是不难认识到赫拉克利特梦游者的理念，这些人与共同体相隔绝，生活在自己的私人世界中。长老会中的争论，共同体是反对冒险的；这就需要一个梦，将一个民族投入到灾难之中。还有，想一想柏拉图的真知灼见吧，他说一位僭主用行动实现别人只能在梦中做的事情。最后，长老会和梦的情节的构思，让人想起《伊利亚特》第二卷亚该亚人大战前夕另一个梦和长老会的情节。以这种文学方式，希罗多德将荷马的情节调包为历史的中介；它凭自己的心理学，在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之间架起了一道重要的桥梁。
第二组发言在秩序历史中具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因为它是保存下来的最早的对最好政府形式的辩论。政变成功之后，大流士和其他同谋开会决定波斯是采用君主制、寡头制还是民主制。这场争论的理念并不像它最初听上去那么搞错年代。我们不妨假设，这样一场争论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深谋远虑的，寄居在大流士宫中的庇西特拉图难民，对雅典寡头和民主派，以及他们高高在上的僭主，都有话要说。这类争论甚至在公元前6世纪就已经在希腊—波斯交界之处发生，尽管根据它们希罗多德形式的细节来看，它们倒是属于智者时代的。这是在一场冲突中凸现的主题，冲突的一方是国王与僭主，另一方是民主派和寡头。
欧塔尼斯（Otanes）第一个发言，表示拥护民主制（isonomia）。冈比西斯的荒淫无度是玛哥斯僧（Magians）荒淫无度的温床。平心而论，在君主制中是找不到什么好东西的。最好的人，一旦被赋予这种不受约束的权力，也将堕落得目空一切、充满嫉妒、胡作非为、践踏法律。另一方面，民众（plethos）的统治，是最好的，正如它的名字民主制所示，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官员通过抽签来任命，在其位谋其政，全民大会进行协商。一切善都出自民众，因此，应当增加民众的权力（3.80）。美伽比佐斯（Megabyzus）第二个发言，他同意君主制不好；但是群氓，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将更坏。改变一位君主的荒淫无度，代之以一个平民的荒淫无度，那将是不可容忍的。更好的办法是，将权力交给一群最好的人，而他们自己就属于这样的人（3.81）。大流士第三个发言，他同意美伽比佐斯对民主制的评价，但不同意他对寡头制的评价。大流士喜欢君主制。找不到什么统治比由一个最好的人来统治更好的了。这个人的判断力跟大流士自己很像。而且，其他政府形式都不稳定。寡头制在统治集团的成员之中产生嫉妒、敌意和宗派主义，导致暴力和流血；从无序（stasis）中兴起了君主制，由此证明君主制是最好的。又，平民的统治造成了反对公共的善的恶意和阴谋。这将持续到产生一位人民领袖（prostas）为止，他是人民的守护者，将成为一位君主。总而言之，他提醒朋友们，波斯的自由既不是来自于人民，也不是来自于寡头，而是来自于一位君主；他们不应拒绝祖宗成法（patrious nomous）（3.82）。
三个发言加在一起，有一个错综复杂的结构。他们依次争辩说君主制、民主制和寡头制是坏的政府形式，因为它们都有被统治者的荒淫无度败坏的潜在危险。按照同样的次序，他们又争辩说民主制、寡头制和君主制是最好的政府形式，因为统治者是最好的人，明智地追求共同的善。两条论辩主线的任何一条都无法让另一条失效；我们走在一个循环中，不分胜负。希罗多德打破了这个反逻辑推理的循环，他直捣黄龙，进入了更深的历史现实循环之中。每一种政府形式的好，最多都是昙花一现；当现实中的政府形式被荒淫无度所腐化，就要靠一位领袖的行动来力挽狂澜。好君主是君主制的药方，僭主是寡头制的药方，领袖（prostasia）是民主制的药方。一人统治让秩序重归于善；动态意义上的君主制是维持稳定的恒量，凭借静态形式的循环来持续。然而，实证观察无法为君主制说话，称它是静态形式，君主制本身也面临跟其他政府形式一样的腐败；在这一层面，哪一种政府形式更好这个问题，必须取决于具体的历史形势。实际上大流士求助过历史形势，他赞美居鲁士为波斯争取了自由，以及波斯君主制度的悠久历史，以此来支持自己的选择。然而，求助于历史形势，也还是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具体的革命形势中，是否会找到一位最好的人，可以动态地充实静态的君主制形式。这个最终的问题没什么好争论的；它一定要靠具体行动来解决。就像在薛西斯的争论中，历史性的决定不是来自于理性辩论，而是来自于现实本身的力量。大流士成为君主那是因为他通过诡计骗了他的竞争者。（3.83—87）这场争论就这样流入了历史过程本身，人类事务的轮子开动了。
轮子的运转是不可抗拒的。希罗多德的悲观主义，在西奇提亚人杀入奇姆美利亚人（Cimmerians）土地的故事中表露无遗。他更喜欢的是这一个故事，而不是事件的另一些版本（4.11）。人多势众的西奇提亚人大军压境，奇姆美利亚人寡不敌众，绝望之中，这个岌岌可危的民族进行了商议。皇族想保卫国土；平民想不战而逃，流落他乡；双方都无法说服对方。王侯们宁可一死，葬于这片他们曾经在此幸福生活过的故乡土地。为了做出了断，他们分为两个集团，互相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平民埋葬了皇族，背井离乡；西奇提亚人占领了这块荒凉的国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