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mos和Physis
智者思想史中最难缠的问题之一，就是Physis理念的起源问题。Physis，按照一般的译法，就是自然，天性，与Nomos，习俗相对立。智者革命性的、摧枯拉朽的力量，集中在以人真正的天性之名义，攻击政治秩序、文明传统、道德规范和宗教信仰上。影响显著，这种影响是通过柏拉图对智者的描写而显著起来的，以至于Physis-Nomos之争，成为一个历史编纂学的老生常谈，从而模糊了一个原本泾渭分明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将现存残篇置于问题语境之中来重构它们的意思这种方法，就显得特别重要了。[15]
在Physis的标题下去寻找人与社会秩序之本，前提就是，Nomos的原意发生了某些变化。从历史上说，这些变化源于秩序的符号化从神话向思辨转型。品达在残篇169中谈到Nomos，说它是“万物之王，无论是对于凡人还是永生者来说，都是如此”；赫拉克利特在残篇B53中说道：“战争（Polemos）是万物之父，万物之王；他让一些成为神，又让一些成为人；他让一些成为奴隶，又让一些成为自由人。”公元前5世纪早期的这些残篇，表明宙斯的属性（王，父）向思辨符号转型，在品达那里，这种转型依然向他的朱庇特虔敬一边倒，在赫拉克利特处，则充满对神性的人神同形符号化的冷嘲热讽。神与人的秩序，包括它在众多政治共同体中的历史多样性，由于它的神话的浑然一体性，之前一直被认为是宙斯的意志使然，现在，就其性质和效力之源而言，它已经成为思辨式探索的对象。
由于思这一新的中介，Nomos问题显示出一种复杂性，这在赫拉克利特的残篇B114中表露无遗：
那些用理智（xyn nooi）（在第九章中，作者将xyn nooi译为“用心说话”，在此处译为intellect，“理智”。——译注）说话的人，必须用那些对所有人都共同（xynoi）的东西，来强化自己，城邦是用法律（nomo）这样做的，而且更加强有力。因为，一切人法（anthropeioi nomoi）都是从一个神法（theios nomos）那里来滋养自己的——它无处不在，滋养万物，而且不仅仅是滋养。
这一残篇区别了神的Nomos和多种多样的人的Nomos；而且，神法一定要假定为等同于共同者，xynon，后者又等同于奴斯。可见，这一残篇要言不烦，囊括了全部一系列的理念，这些理念也许可以用以下方式来解说：首先，有一个共同的、超验的奴斯，它必须滋养那些以他的奴斯来思考的个人，也必须滋养共同体的法律。其次，人法只要是真正从神法中滋养自己，那就是一种正确的法律；不过它显然做不到这一点。于是，第三，事情就变成了Nomos屈从于一个人的意志，前提是，他是从神的Nomos中滋养自己的一个人（B33）。第四，拥有人的Nomos的城邦可不止一个；“人法”以多种多样的历史形式存在。
在这一系列理念中，包含了Nomos一词以下的意思：（1）Nomos是超验的神圣秩序；（2）Nomos作为一个城邦的政制和合法的秩序，与超验的秩序相一致——人民应为这种Nomos而战，仿佛它是他们的墙（B44）；（3）复数Nomoi，是指历史上现存城邦多样化的秩序；（4）Nomos是一座城邦在历史上的秩序，不管它是否与神的Nomos相一致；（5）Nomos作为一种秩序会活在一个人的心中，是一种“内在的法律”（nomos empsychos）——正如它会以立法者，或者柏拉图的哲学王方式呈现；（6）复数Nomoi，很有可能与法令意义上的nomoi有联系，自克利斯提尼改革以来它就被付诸使用，取代了早前的“规约”（thesmio）。
随着意义的分殊化，这些不可避免的问题已经呼之欲出：（1）历史上各种不同的Nomoi与神的Nomos的唯一性如何调和；（2）如何根据它们与神的Nomos的一致或偏离，来解释历史上的Nomoi；（3）活在哲学家心中的Nomos和身边社会的Nomos之间的张力。
在赫拉克利特之思所决定的意义体系中，并没有给反对Nomos的Physis理念留下一席之地。秩序的源泉是神的Nomos；人的Nomos从根本上说是正确的秩序，只要它参与神的Nomos。可见，physis一词出现在赫拉克利特残篇中，这与后来智者的界定可谓风马牛不相及；它的意思毋宁说是指一个事物或者一个问题的性质。Physis，天性，它的理念，作为一种自主的、与Nomos相颉颃的秩序源泉，只有当把超验的神的Nomos当作秩序源泉的做法式微之时方可形成；只有当生存方式意义上的哲学化被抛弃之时，这才可能发生在理论文本之中。
这个进一步的理论化阶段，就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前后，凭普罗泰戈拉一人之力而达到了，尽管普罗泰戈拉本人尚未引进Physis的理念。这位伟大的智者，在柏拉图笔下，是以教授政治艺术为业的教师。为了行之有效地履行他的职责，他不得不把城邦的Nomos当成是历史既有的，教他的学生如何成功地因地因时制宜。他的实质伦理学，如前所述，也许跟德谟克利特的相差无几，或者跟主流的一般传统也相去不远。然而，他将他内在论的相对主义，在知识理论上，与这种保守的墨守成规结合起来。这样，作为一名怀疑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他拒斥一切以超验经验为基础的思；特别是，他无法容忍你去思秩序源泉，以及它在超验的神法中的效力。赫拉克利特的Nomos之思，也就是神法，其要义被普罗泰戈拉根除了。然而，斩草除根遗留下来的一道明显的理论鸿沟，并没有被他填满；他并没有用一种内在的源泉，也就是他的智者传人的Physis，去取代超验的秩序源泉，而是让问题四处敞开，办法很简单，只要人相信它是有效的，无论是什么（在任何政治文明中），都可以当作是有效的秩序。
然而，如果从普罗泰戈拉这个独特的立场中只看到理论缺陷，而没有其他东西，那将是草率的。诚然，他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不过，当他承认人相信的就是有效的，他也许是出于对信仰的深切尊重，这种信仰是一种井然秩序的表现，如果不是它的源泉的话。这样一种尊重，也许与前思辨阶段将秩序当作是宙斯的意志，相去不远。根据希罗多德的反思，这种动机被认为是有可能的。希罗多德对冈比西斯（Cambyses）触犯和嘲弄波斯和异邦人习俗的疯狂，进行了反思（3.38）：(https://www.daowen.com)
对我来说毋庸置疑的是，冈比西斯疯狂透顶，否则他绝不会让自己嘲弄宗教和习俗。因为，如果让所有人从一切nomoi中挑选一个他们就会考虑最好的，那么，经过适当的检验之后，他们将让自己成为第一流的人物；他们也坚定地相信自己的nomoi是最好的。
如果接受语文学家的假设，认为这段话受到普罗泰戈拉的影响，那么，它确实是普罗泰戈拉立场的关键；因为这一章是以品达的Nomos是万物之王这一行诗来收尾的。理论鸿沟的经验也许不太尖锐，因为对于普罗泰戈拉而言，Nomos依然是人类信仰之王，而不是说人类信仰是Nomos之王。
在普罗泰戈拉身上，第一次出现了这样一种类型的思想家：对于超验现实，他是一位怀疑主义者，或者是不可知论者，同时，对于历史秩序，他又是一位保守的人。既然两种立场集于一身，引起了并且还在引起理解这位思想家的困难，那么就要好生回想一下，他这种情况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公元前4世纪临近尾声，这种保守的怀疑主义发生在皮浪（Pyrrho）身上，并且被他的怀疑主义传人沿袭下来。在西方文明中，宗教改革剧变之后，它发生在蒙田、贝尔和休谟身上。这种混合立场之难以理解，源于它的理论缺陷；似乎难以置信，一位在别处十分敏锐的思想家，竟会对前已述及的理论鸿沟视而不见。很有必要弄清楚：保守心灵中流淌着古风时代智慧的血脉，在一个从离经叛道发展到革命教条主义的智识狂飙突进的时代中，勉力维持着它。虽然可以在个体身上维持这种平衡，但保守的怀疑主义立场的原则却被动摇了；只有在不提出效力及其来源的理论问题的条件下，才能维持这种平衡。孜孜不倦的心灵，是不会见好就收的。当问题被提出来，这一立场顷刻就将瓦解，要么化为第二代智者的内在论教条主义，让Physis成为新的权威源泉；要么就是超验性问题复辟，如我们在柏拉图的《普罗泰戈拉篇》中看到的那样，苏格拉底与智者对立。
普罗泰戈拉本人让他的思想保持怀疑主义的悬而不决。他的智识纪律之强，使之坚持不用一个内在的Physis去取替秩序的本质，虽然对他来说无法接受的是，秩序的本质表现在超验性的经验之中。不过，Physis一词出现在他的作品中；它不反对Nomos，却具有一个重要的功能，那就是在旧的贵族伦理和它后来在智者的革命伦理中的用途之间架起一道中介性的桥梁。我们犹记得残篇B3：“教学（作者在前文中翻译为teacher，此处翻译为teaching，这一差别供读者参考。——译注）的技艺须得仰赖天性（physis）和训练（askesis）。”教学的技艺所必须仰赖的这种天性，是对传统希腊理念的普遍化，老一辈的诗人在他们作品的劝导部分提出，一个人的品质不是习来的，而是一种天赋，尤其是高贵的出身。教育可以发展这些天赋，但是没有哪一种教育技艺可以将它们移植到一个天生就缺乏它们的人身上。公元前5世纪，正值普罗泰戈拉有生之年，贵族的Physis观念，拥有了它的一名伟大的代表，那就是品达，他的颂歌充满了对自然禀赋，也就是phya，以及通过在比赛中获胜来证明自己是名副其实的贵族家庭后裔的赞美。但同样是为贵族和贵族德性大唱颂歌的品达，扩展了自然禀赋的意思，让它超越世袭的贵族天性，将其他类型的自然禀赋也囊括进来，尤其是他自己的诗歌天赋；他与他的对手势不两立，这些人通过学习来获得技艺，相信他们不需要自然禀赋，也就是神的礼物，也可以去实践技艺。具有这种普遍化方式的自然禀赋，是普罗泰戈拉的教育条件。它绝不再是贵族血统的附属品了，因为，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这位智者提出一个独特的观点，说伟大的雅典政治家的儿子们，都出奇地缺乏他们父辈的天赋，因此，对于他的教育技艺来说，不是一块好料。然而，将自然禀赋从它的贵族伦理学语境中搬走的同时，普罗泰戈拉却没有将它“民主化”为一种普遍的“人的天性”。他的physis，保持一种正面价值的口吻，它让自己的主人适于训练政治技艺。它不是一种反对Nomos的physis，而明摆着是让一个人在Nomos的范围之内走上成功人生的自然禀赋。显然不是每个人都拥有这种天赋，那么人们就可以谈论普罗泰戈拉的“天生贵族”观念，说天生贵族能够发展为他们城邦的领袖和城邦Nomos的护卫者。只有当Physis迷失于通往Nomos之途，Physis才会变成一种自主的权威秩序源泉，就像在柏拉图的卡里克利斯身上一样。不过，甚至是这样的离经叛道，“强人”伦理学还是烙着贵族制传统的痕迹，成为它的讽刺漫画。
好几次，physis进一步的意思都触手可及，这就是事物“天性”或“本质”之意。在智者以Physis反对Nomos的时候，这层意思变得十分重要，因为它具有一种权威，在于它是事物真正的天性，而蒙昧的人民只是相信（nomizein）他们是什么。这层意思的来源，要在爱奥尼亚之思的环境中去寻找。塞诺芬尼谈到彩虹的时候说：“他们叫做（kalein）伊里斯的东西，就其天性（pephyke）而言，是一团云。”（B32）赫拉克利特在残篇B1之中，提议去诠释词与物，“根据它的天性”（kata physin）一个个来分析；在残篇B112中他将智慧定义为“说出真实的东西，敏锐地根据（事物的）天性来行动”。两位哲学家都以辩论的口吻来使用physis一词，这对我们的问题十分重要。他们诠释或者坚持事物的“天性”，是因为他们在追寻真理；事物的真理与人民通常相信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按照这个严密的古风时代语言，“迷信”与“叫错事物的名字”仍然是一样的；对真理的哲学追寻，一开始是新词汇反对神话语言的一场斗争；因此，蒙昧人“叫”（kalein）彩虹做伊里斯。恩培多克勒的一句话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他们说（kalein）是对（themis）的东西不一定对，不过遵从习俗（nomo），我用同样的语言。”（B9，5）恩培多克勒，他的壮年大约在公元前450年，那时，nomos已经有了一种贬义，是叫（kalein）错事物名字的人的习俗。先前援引的阿那克萨哥拉残篇B17（对于某些问题，希腊人没有正确的看法，nomizousin）中，动词nomizein，取代了旧的kalein，有蒙昧人相信或思考之意。哲学家追寻事物真实的天性，即physis，这就迫使nomos，也就是最广义的不假思索的文明传统，陷入了蒙昧的普通老百姓的迷信这般境地。
沿着Physis和Nomos词义变化的脉络追溯，殊途同归，最后都集中在晚期智者的反义词配搭上。他们究竟是在什么历史形势下开始形成配搭的，仍然有待商榷。就资料来看，配搭似乎是在希波战争，弱小的希腊令人吃惊地战胜强大的波斯之后形成的。在为这场胜利寻找解释的时候，一种理念涌现出来：一支军队人数上的优势，本身并不能确保胜利；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军队的斗志，这种精神是靠制度，也就是靠Nomos形成的。这一理念，可以从希波克拉底的专著（Hippocratic treatise）《论空气、水、地》（Airs，Waters，Places）中搜集出来，这部作品的时间应在公元前430年之前不久。其次，论文的人种学部分（第12—24章），无名氏作者比较了亚洲和欧洲，考察了它们的气候、水文和地形差异，以及人的体形外貌和突出的性格特征的差异。在描述这些差异的时候，作者现在仔细区分了两种性格，一种性格产生于地形的气候和水文因素，属于“天性”；另一种性格产生于习俗和政治秩序，即Nomos。特别是，他反思了欧洲人的好战性格，和亚洲人更软弱、更平和的性情，在Nomos中找到了一个决定这种差异的重要因素：“欧洲人好战是因为他们的nomoi，他们不像亚洲人那样处于君主的统治之下。因为，那些生活在君主统治之下的人，必然是最怯懦的人。因为，人的灵魂具有了奴性，不愿意轻易犯险去增加别人的权力。但是独立的人（autonomoi）愿意且渴望铤而走险，不为他人，只为自己，因为，他们要为自己争取胜利的嘉奖。是故，nomoi，在勇气的形成中举足轻重。”（23）[16]
同样的论点，可以在希罗多德7.101—104中找到，更具有戏剧性。场景是薛西斯对他的军队和海军的一次检阅。薛西斯大呼过瘾，于是征求寄人篱下的流亡斯巴达国王戴玛拉托斯（Demaratus）的意见，希腊人是否敢与这样一支不可战胜的军队一战。戴玛拉托斯向这位国王解释道，在希腊人那里，贫穷是天生的（syntrophos），美德（arete）是习得的（hepaktos），是智慧和强大的Nomos的结果。因为他们的美德，他们不会屈从于给希腊带来奴役的国王。薛西斯对此番痴人说梦和答案报以微笑，对于人的天性，薛西斯有自己的理念。人数如此之少，人人自由，没有在一个人的统治之下，如何抵挡他的大军？如果他们都处于一人统治之下，他们也许会害怕他，激发出超乎他们天性（physis）的勇气，在鞭子的逼迫之下以寡敌众。但如果他们是自由的，那这一切都是枉然。在回答中，戴玛拉托斯与国王展开了讨论。拉凯戴孟“是自由的，还不是完全的自由；因为nomos是他们的主人；他们害怕它，甚于你的人害怕你”。他们的Nomos命令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它命令他们绝不可当逃兵，而要坚守岗位，直至胜利或死亡。
希罗多德的《历史》和《论空气、水、地》是同时代的。既然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相互影响，那么，两部作品不约而同都运用了Physis-Nomos的配搭，也许是因为它们有共同的源泉。不过，这些古老的文献都失传了，它们的存在，只能是一种假设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