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希罗多德
希罗多德一力承担的《历史》研究，其目的一般而言是保存记忆（tagenomena），也就是回忆或传统，具体而言是保存跟希腊人与野蛮人在希波战争中的伟大冲突这一史前史有关的传统。本文所关心的，不是《历史》那丰富多彩的细节，而是希罗多德所采用的方法，他是如何从他的资料中抽取出他认为是事件真相的东西来的。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对于欧亚冲突这一史前史来说，最全面的资料，非荷马莫属。但是希罗多德并不相信荷马，他多次质疑荷马的说法的正确性，因为希罗多德十分熟悉亚洲人对同样事情的说法。当他持批判态度时，就喜欢倒向亚洲人的说法，因为亚洲人的说法已经将希腊神话和诗的传统转化为新的纪实，这可是希罗多德所梦寐以求的。这一种转型的精神最集中地体现在从埃及传教士传给希罗多德的特洛伊战争纪事中。
这位历史学家问埃及人，《伊利亚特》中的荷马故事是否可靠；希罗多德发现，埃及人很想纠正他，告诉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以下便是他们的故事梗概：
海伦其实是被帕里斯诱拐的；希腊人确实是千军万马杀向特洛伊。他们派遣一位使者，要求归还海伦和被盗的珍宝。但是特洛伊人发誓，妇人及其财物都不在他们那里，而是在埃及，在普洛提乌斯（Proteus）国王手中。希腊人不相信特洛伊人，旷日持久地进行围攻。当他们征服这座城市时，发现特洛伊人说的是实话。接着墨涅拉俄斯就派人去埃及，将海伦和珍宝接回。
希罗多德宁愿相信埃及人，因为荷马的故事违背了常识。如果海伦真的在特洛伊，她一定会被归还给亚该亚人。普里阿摩斯和他的大臣，似乎都没有什么必要为了让帕里斯留着海伦，而疯狂到拿他们自己、他们的孩子和他们的城市来开玩笑。即便开始时他们头脑发热，但眼看自己节节败退，不久也会改变念头。更何况帕里斯在特洛伊也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很难想象，更年长、更英勇的赫克托耳，竟然会同意这个疯狂的政策。唯一的解释是，海伦真的不在那儿。如果希腊人不相信他们，那就是神要让特洛伊为她的错误行径遭受惩罚（2.118—20）。在此，希罗多德小心翼翼地将故事和论点加以区分，故事归功于埃及人，至于他所心仪的论点，则收入自己囊中。
这种方法的亚洲背景在《历史》的开篇更为明显，希罗多德大谈他从波斯人和腓尼基人那里得到的欧亚冲突资料。从波斯圣哲那里，他得到了这样一个关于冲突起源的故事（梗概如下）：
腓尼基人先惹了祸。他们来自印度洋，在爱琴海沿岸定居。他们在那里从事海上贸易，一次诱拐了阿耳戈斯王（the King of Argos）的女儿伊俄，将她带到了埃及。亚洲人的胡作非为，被希腊人，或许是克里特人的行为抵销了，他们诱拐了波斯推罗王的女儿欧罗巴。各不相欠。接着，希腊人从科尔奇斯诱拐了米提，开始惹起新麻烦。两代之后轮到了亚洲人，帕里斯拐走了海伦。但是现在，希腊人做了让他们备受谴责的事情，他们用武装侵略亚洲来抵销诱拐。
这一次，波斯人自己给出合理的理由来谴责（梗概如下）：(https://www.daowen.com)
波斯人承认，诱拐妇女是不对的。但是报之以强烈的复仇倾向，则是愚蠢的。审慎的人不会过分执著于此。因为很显然，这些妇女不是被强行诱拐的。亚洲人并不太关心他们妇女被诱拐的问题。但是希腊人集结大批军队，摧毁了普里阿摩斯的王国。从此之后，亚洲人以希腊人为敌。
希罗多德无疑是站在亚洲心理学家一边，因为他用伊俄被诱拐的腓尼基人的说法来支持他的波斯圣哲观点。根据这些老于世故的水手的说法，该女士跟船长私通，当她发觉自己怀上了孩子，就心甘情愿跟他私奔了（1.1—5）。
这两个例子足以说明问题。显然，希罗多德为了将他的资料转化为历史，采用和发展出一种方法，而这种方法在希腊文明和亚洲文明交界的地方已经广为应用。在波斯圣哲的说法中，事件的年代来自于很多希腊神话；为了服务于我们今天称之为“国家利益”的东西，对事实做一定程度的歪曲；运用常识，略加思考，一部合理的历史则呼之欲出了。在他从埃及人那里讨来海伦的故事这件事上我们看到，希罗多德引以为豪的是，他自己发展出一种亚洲式的论点，来证明他反对荷马而偏爱埃及人的故事这种做法是对的。
这种方法在几个方面引人入胜。当希罗多德直接把“神话”（mythoi）当作历史资料的时候，早期希腊史的洋洋大观，它与埃及、腓尼基和克里特的关系，就拉开了大幕——总的看来这在历史上是真实的。现代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发展出这些方法，无非是为了用神话和史诗来指引历史现实，这些方法已经无限趋于细致、精妙和复杂，并且常常在细节上造成很大分歧，但是程序的原理只有一条，是从希罗多德那里沿袭下来的。我们仍旧假设，神话集中在一个地方，就表明事情发生在这里——我们也期待文物挖掘工作会有重大发现。当荷马为阿喀琉斯的教育者取名菲尼克斯（Phoenix），为在伊大卡召开大会的国王取名埃及修斯（Aegyptius）的时候，我们不妨假设，正是因为迈锡尼文明与腓尼基和埃及都有联系，听者才能明白这种取名方式的深意。反之，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当埃及传教士炮制出一个海伦在埃及的冗长故事，并且将它放进他们的历史之中的时候，我们也不妨假设，他们对希腊史诗的不同周期相当熟悉，并且刻骨铭心。
其次，这种方法揭示出一场意味深长的毁灭，那就是理性主义的心理学摧毁了神话。根据希罗多德的文本，新心理学好像发源于亚洲边境；这饶有趣味地告诉了人们希波战争之后主导雅典的理性主义其中至少一个来源，而希罗多德当时正暂时寓居于这座城市。根据理性主义者的说法，毁灭意味着以手段与目的冷冰冰的一致作为正确行动的标准的发展。这不可避免要与荷马相对立。荷马的标准是参与宙斯和忒弥斯（Themis）的秩序。可见，希罗多德反诘荷马的历史可靠性，其中最突出者，非毁灭性莫属。特洛伊人不愿交出海伦这个故事不会是真的，因为没有人会愚蠢到为这种事而毁掉一座城市。荷马对无序病原学（aetiology of disorder）的关切，他的精妙分析以力求准确地解释这种蠢事为什么会发生，这在希罗多德看来，显然都是误入歧途。
第三，由此推之，这种方法作为希腊文明衰败的一种征候，也很引人入胜。希罗多德不仅仅对他的荷马了如指掌，而且一般说来，他也是他那个时代最见多识广、最有教养的人之一。如果连希罗多德都不再理解荷马，问题就自己来了：谁可以？只是早一代人，埃斯库罗斯还被荷马的精神境界打动；仅仅过了数十年，希罗多德在雅典就成了一位万众拥戴的作家，可见精神和智识衰落之快，令人触目惊心。后来由于柏拉图抨击荷马，问题更加引人入胜。如果希罗多德的解释代表了总趋势，如果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以这种方式来解读荷马，那么，柏拉图的抨击中，至少有一部分不是冲荷马而来，而是冲着误解荷马的那种方式而来。以荷马为“希腊人的教育者”的观念，经得起对公元前5世纪和前4世纪深入研究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