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节　老寡头

作为色诺芬著作的一部分，流传下来有一本叫做《雅典政制》的短小精悍的小册子，是用演讲这种文学形式来写的。关于它成文的时间，语文学家存在不同意见。过去的观点认为是在公元前431年至前424年之间。最近的观点则言之凿凿地说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前。如果更新近的观点，特别是弗里奇（Fritsch）细致的论证，[2]是站得住脚的（我相信是这样），那这本小册子就很重要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所提到的伯里克利的政策，没有受到战争事后之见的影响。就无名氏作者而言，小册子的一些细节表明他是一位雅典人，也许是海军中的一位高层人士，寡头上流阶级的一位成员，他作为一名政治移民，生活在一个到处都是难民和打心底里厌恶雅典人的希腊人的环境中。就其内容而言，这些虚构的演讲冷冰冰地向听众展示了雅典民主制的功绩，这些听众跟作者本人一样，对民主秩序深恶痛绝。它警告世人：个人在政治事务上的好恶，丝毫也不影响历史进程；雅典的秩序是为民主秩序度身定做的，哪怕这种景象是多么不道德，多么粗鄙不堪。

作者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他两相分裂的评价，对于总的历史意识的起源来说颇值得玩味，也是这种历史意识在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所具有的一种特定形式。当一个具体的政治单位，在保持其认同的同时，却迅速改变了它的社会结构、它的政策和价值的时候，历史过程的特殊问题就出现了。伯里克利的城市依然是雅典，但它不再由生它养它的贵族来统治了；雅典人民依然还在，比过去更有权力，但雅典不再接受荷马和品达的精神气质了；雅典还是希腊的护卫，但不再是在马拉松大获全胜的希腊重甲步兵（hoplites）的城市了；雅典的感召力在伯里克利身上发扬光大，但不再是阿提卡的感召力，并且十分危险地一步步成为比雷埃夫斯的感召力。因此，当历史偷走了一座城市的本质，一些人甚至不再承认它的身份；一头怪物取代了他们热爱的城市。针对这些浪漫主义的幽怨，小册子作者力申民主雅典的活力、明智的政策和战无不胜的生命力；世界末日尚未来临，只是历史在前行。然而，他也就只能坚持这一立场而已，因为他将城邦认同从过去贵族的精神气质转化为它作为历史中一个权力单位的存在。在过去它也有这种存在。从精神气质到权力这种根本性的转变，创造了一种关于历史的理念：历史是一种中介，权力单位在经历精神气质变迁的同时以此来保持认同。这种转变还创造了一种关于政治实体的理念：政治实体是拥有历史的，因为它们的精神气质在变化。对付这样一道难题，无名氏作者既无修昔底德的见识，也无修昔底德的纪律。修昔底德在描述精神气质没落的时候，绝不会强行加入自己的评价；他的视野和眼光也远远逊色于柏拉图，柏拉图把这一进程理解为文明的衰落。他的小册子显示了寡头的精神气质与民主现实之间的尖锐对立。同样的裂痕也贯穿在他的语言中，他一边使用荷马以来旧精神气质的语汇，一边使用新的智者时代的语汇。有时候他甚至在旧和新的意思上使用同一个词，比如，poneroi，通常是用作一个专门术语，指“下层阶级”、“无产者”，然后冷不丁又以“坏”这个旧的意思出现。[3]

这本小册子总的来说是一篇拉长了的辩论，辩论针对一种误解，以为雅典民主制的功绩可以根据寡头的精神气质来评判。不是说寡头的判断有问题；相反，作者向他的听众保证，他跟他们一样不赞成雅典政制，因为它以善（正直、最佳）为代价，来偏袒粗鄙的人民。但是，这种不赞成，不会抹煞一个事实，即雅典的政治实践，引起了寡头的严厉批评，却极为有望在内部加强民主，在国际关系中增加城邦的权力。

第一组批判和反驳关心的是下层阶级在雅典及其帝国中的至高无上地位。出于一个很好的理由，“粗人、穷人和人民”“理直气壮地”压倒了“杰出人士和富人“，那就是人民是海军的动力，而雅典的力量，仰赖的是海军，不是重型步兵。这样他们就顺理成章只承认抽签和选举出来的官员，允许在大会上大吵大嚷（1.2）。以上层阶级为代价来偏袒下层阶级，让他们致富，是一件切合实际的事情；因为，当粗人和穷人飞黄腾达的时候，民主就加强了（1.4）。因为，在每一个国家中，贵族与普通人之间都存在张力；最好的人最少放肆和不义，明辨道德是非；普通人则是高度的冷漠，不守秩序，无赖（poneria）（1.5）（在这里，作者对poneria的译法与前文是不一致的，请明鉴。——译注）。因此，只要最好的人被允许在大会上发言，决定如何处理事务，他们就会做对他们有利而不是对无产者（anthropoi poneroi）有利的事情（1.6）。普通人知道跟自己一伙的人将会说对他们“有用”的东西（1.7）。这样一个城邦不是最好的，不过民主制将很好地维持下去。因为，人民不愿意成为一个秩序良好（eunomia）的政制的奴隶；他们要自由、要权力，而不管政制的好坏（kakonomia）。“因为，你心中所想的不是好的秩序，而只是在什么条件下人民有权力和自由。”（1.8）读者将注意到，这场论辩取决于上文所讨论的转变，也就是从旧的精神气质向新的权力功利主义的转变。

同样的考虑也适用于处理帝国的附庸城邦。雅典人试图在帝国的城市中摧毁上层阶级，如果必要的话，甚至不惜捏造罪名。这位寡头对这种政策想必大皱眉头，但是从雅典的立场，这样做又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帝国城市的寡头们痛恨雅典的下层阶级，雅典的上层阶级支持帝国中的寡头。因此，劫掠、流放和杀害帝国的上层阶级，就加强了雅典的民主。诚然，帝国城市的财富由此将会减少，但是，这从政治上是更为有利的，将上层阶级的财富搜刮到雅典，让当地暴民刚够糊口，这样他们就没有时间和财力去发动革命了（1.14—15）。进一步而言，在雅典处置法律冲突是一个好政策，因为，按照这种办法，就可以万无一失地操纵裁决，使之不利于寡头（1.16）。如果诉讼由雅典的将军、海军将军和领事当场决定，那这些要人就会获得一种有损于雅典平民的权力地位（1.18）。(https://www.daowen.com)

第二组论辩关心的是雅典作为一个海上强国的地位。作者没有提到任何一个他所针对的特定指控，而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辩称，很清楚，这样一种海上强国的发展，一定在希腊各地引起了寡头的不满。于是，他极力指出海上强国对陆上强权的优势。首先他让听众平心静气，向他们保证说雅典步兵没什么好骄傲的；它根本就打不过第一流的陆军，它的力量只是刚好够对付附庸城市（2.1）。陆军再多也无谓，因为军事上的优势是由海军来保证的。岛上帝国的乱臣贼子不可能有成功之希望，因为他们无法像大陆邻邦那样储备力量；只要雅典人控制了海洋，他们要对付的，只是一些孤弱无援的敌人。处在雅典统治之下的大一点的陆上城镇，由恐惧来控制，小一点的城镇，则完全由需要来控制；如果进出口被截断，它们没有一个可以支持下去（2.2—3）。与一流对手作战，雅典人可以用他们的海军来运输，在有利条件下发动突袭（2.5）。从经济上说，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不会受到欠收影响，因为这样一种灾祸从来就打击不了他们整个幅员辽阔的帝国；全世界的奢侈品都通过贸易而掌控在他们手中；从丰厚的财政收入中，他们让自己的城市美丽起来，为群众提供了健身房和公共浴室；他们控制了国际贸易，由此控制了一切维持海军的原材料（2.6—12）。他们的地位只有一个弱点——雅典不是处在一座岛上。如果海洋的统治者是岛民，他们就可以打击别人而不怕遭到报复。比如，雅典的农夫和富人，他们在阿提卡拥有财产，就很害怕被敌人劫掠；这跟生活在城市和比雷埃夫斯的人民群众，却关系不大，他们在战争中不会损失什么东西。而且，如果他们生活在岛上，他们的民主制就彻底安全了，上层阶级的背叛奈何不了它，因为陆地的支援无法来到。然而，这一缺陷在很大程度上被一个精心设计的政策弥补了，这个政策就是将财产分配到岛上，万一发生战争，就将阿提卡留给敌人去劫掠（2.14—16）。

最后的结论，作者回到精神气质与权力的问题上。他坚持雅典人很清楚哪些公民是好的，哪些是无赖；在什么都知道的情况下，他们喜欢那些对平民有贡献、有用的人，不管他们有多么无赖，而厌恶那些好的人，因为他们让人相信，出身好，对于人民没有什么好处，倒是有害。另一方面，有一些个人，真心站在人民一边，尽管从天性上他们不属于群众（demotikoi）一类。作者愿意宽恕平民搞民主制，因为，每一个人，关心自己的利益，都应该得到宽恕；然而，那些尽管不是平民，却选择生活在民主制之下的人，就走上了不义（adikein）之路，他们深深知道，一种坏的秉性，在民主制中比在寡头制中更容易被忽略。

这本小册子，作为一部作品，很难称得上是一部杰作，无论是思想还是文笔。由于它不装腔作势，因此它作为一种信息来源还是有价值的，从中可以得知一位明智的雅典人对当时的政治的了解，以及他对不久就要在大危机中爆发的社会力量的理解程度。他对这些东西的了解之清楚透彻，可谓惊人；它揭示了一种共同的理解，而修昔底德的出色研究就建立在此基础之上。伯里克利帝国政策的主要特征都被和盘托出：刻意偏袒平民，因为它为海军提供人力；抵御伯罗奔尼撒陆上强国的防御性战略，包括任由阿提卡被人劫掠，而将精力集中在比雷埃夫斯，集中在将它与城市防御工事连成一片的长城上；对岛国和沿海帝国实施进攻性战略，以比雷埃夫斯要塞为基地；将阿提卡地主和农夫贬为相对于城市群众的二等公民；无情地削弱和摧毁帝国附庸城邦中的上层阶级，将它们转化为拥有“人民民主”的、像卫星城一样的东西；通过贡赋、贸易收入和法律费用而让雅典平民致富；甚至，尽管只是小心暗示，联盟基金被滥用于装修城市。进一步而言，在这里，一张社会阶级的画面展现出来，描绘了他们不同的生活方式，以及势不两立的恨意和多多少少已经公开化的战争。有利（sympheron）的范畴被引入，来描述和理解平民的动机。他们毕竟只想得到自由，按自己的方式生活；既然认识到群众想要自由，想感受他们的权力，摆脱贵族行为规则的限制，那么，区分不同类型的人，天生的贵族和天生的群众（demotikoi），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因此，秩序的类型，与在政治上和社会上占据主导的人的类型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些显然有些随意的分类，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奠定了基础，它区分了几种人，而这些人全都必须容纳在一个稳定、平衡的政制秩序之中。最后，执意去认识价值标准和权力游戏，从中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立场的先声。亚里士多德以他的哲学人类学为标准，发展出一种典范政制，同时他也认识到，在他那个时代的历史形势之下，这个典范政制是没有机会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