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城邦

理解希腊城邦，必须从族群结构出发，却又不可以止步于此。

必须从族群结构出发是因为，贵族gene创造出来的生存样式（style），我们在荷马的诗歌中就已经知道了。经历了所有的转型和民主化，直至公元前4世纪被马其顿征服，它始终都是主导的希腊政治文化样式。贵族的政治权力可以打破，但是它的文化却深入人心；希腊的民主化意味着贵族文化扩展到人民身上——尽管在渗透的过程中，质地有所稀释。我们切勿忘记，修昔底德笔下犯下暴行的人民，就是伯里克利黄金时代的人民；堕落的刽子手和阴谋家，就是那些表演和欣赏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戏剧的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深恶痛绝的、启蒙的、城市化的乌合之众，就是阿加德米学园和吕克昂学园得以在其中开枝散叶的人民。在希腊城邦的历史中，我们找不到戏剧性的文化突变，而在西方文明中，这种文化突变是随市民阶级的社会崛起而来的。随着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变迁，以及个性的发展，史诗让位于抒情诗，抒情诗让位于悲剧，悲剧让位于哲学——但是荷马社会的音乐和竞技文化（gymnastic culture），从荷马、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始终都是文化典范。

族群结构，数百年来维持了希腊文化的统一，却没有提供一种制度秩序，让它在这种秩序中发展。在众多的部落、氏族和gene之上，兴起了城邦，将这一切都兼收并蓄。城邦是自治的、非部落的政治秩序单位。

对这种自治因素的早期，如前所述，我们所知无几。当文献资料的流传逐渐丰富起来之时，我们也只能就社会变迁形成一些合理的推论，这可是文献形式和经验表达演化的基础。进一步而言，希腊文明的几个地区——小亚细亚和岛屿、内陆、西西里和大希腊（Magna Graecia）——它们的政治问题的性质，它们的发展步调，都不一样。城邦的历史不是统一的，这使得制度和理念因地而异，甚至在一个区域内部，也因城邦而异。只有在公元前5世纪和前4世纪希波战争之后，雅典变成了权力和文化中心，我们才发现对秩序问题的持续专注，且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达到顶峰。

最早的文献档案传达出的，与其说是强大的城邦意识衰落，毋宁说是旧贵族秩序衰落的印象。在内陆，赫西俄德的作品（公元前700年）破天荒第一次表明了对正当秩序（right order）的关切，但对城邦毫不在意，无论城邦在其他方面是何等重要。因为，赫西俄德站在受害者的位置上。他抱怨那些王公大人，说他们的腐败损害了自己的财产；他表达了工作这种精神气质（ethos）；但是对于统治和政制秩序却三缄其口。城邦在他心中泛不起半点波澜。在爱奥尼亚，从阿尔基洛科斯（公元前700年）到萨福（公元前600年）的抒情诗世纪，标志着灵魂生活的开端。但是又一次，它证实了贵族生活秩序的衰落，要解放个体的灵魂，而不是倾吐新的政治意志。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美尼的米利都之思（公元前650—前550）无非是透露了一种新的智识自由，它展开于政治文化的样式和张力瓦解之际。

在斯巴达和雅典，城邦意识形成的过程，第一次在大陆有了确凿的文献证据。这两座城邦的政治情势存在天壤之别。在斯巴达，正是麦西尼人造反的非常时刻，使提尔泰奥斯诗兴大发，作诗赞美保护和维持城邦的专有德性（specifc virtue），这不同于贵族的英雄主义。造反之后，欧诺弥亚（Eunomia，秩序女神，又译正当秩序。——译注）（公元前610年）已决，斯巴达转化为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军事组织，枕戈待旦，无时无刻不恫吓心存反念的臣民。在雅典，归咎于债务奴隶制的社会和经济疲弱，促成了公元前594年“解负令”（Seisachtheia）改革和政制改革。梭伦的诗描绘城邦的艰难处境，并且第一次表达了城邦的感召力，在于eunomia之原则，也就是正当秩序之原则，正是这种原则将各部分人民整合为一个城邦单位。(https://www.daowen.com)

这场改革之余祸，庇西特拉图（公元前561—前527年）的僭政，提醒我们梭伦的努力也许只不过是部分地解决了危机。这场危机从爱奥尼亚到西西里席卷了整个城邦世界，在公元前650至前600年僭主兴起的时期一发不可收拾。透过亚里士多德，我们可以了解雅典这些要靠僭主来解决的社会问题，它们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在庇西特拉图统治时期，雅典有三个派别：paralioi，生活在沿海的人，他们是经商的中间阶级，目标是“中庸的政制形式”；pediakoi，生活在平原上的人，他们是土地贵族，想要一种寡头政制；diakrioi，生活在高地的人，由小工匠、牧羊人和穷苦农夫组成，他们通过梭伦改革获得了自由，除此之外一无所有，他们穷困潦倒，心怀不满，由于血统不纯而担心丧失公民权。第三个团体diakrioi，自成一派，由庇西特拉图领导。[2]

庇西特拉图的行政管理，不仅人道（philanthropos）、温和，而且追求一种明确的政策。僭主贷款给贫农这些一贫如洗的自由人，这样他们可以建设自己的小农经济。通过这一措施，僭主将他们迁离雅典，散居于边境各地；如此一来，他就让穷人忙于自家农事，不让他们在城市中无所事事，游手好闲，对公共事务指手画脚。同时，乡村一心一意耕作，增加了私人的收入和公共收入。出于同样目的，他在乡村召开立法会议，农民不用浪费时间跑到城里。他尊重立宪政府，诉讼时出席法庭，与上流阶级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这些都有助于在城邦中保持安居乐业的大局。[3]这位“僭主”是一位政治家，他通过巧妙的政策和个人策略缓和了社会冲突，锻造的国家连穷人都觉得跟自己利害攸关。城邦渡过“僭政”之后，哪怕大搞暴风骤雨式的贫富冲突也不怕分裂。

僭主作为城邦调解者的功能，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证实。亚里士多德将政制史解释为“人民领袖”（prostates tou demou）的一种继替。“梭伦是第一个人民领袖，也是人民领袖的始祖，第二个是庇西特拉图，一位高尚而杰出的人。”[4]庇西特拉图之后是克里斯提尼和一长串人物，直至伯里克利。伯里克利之后，这一制度开始走下坡路，因为人民现在选中的领袖是克里翁（Cleon），他与上流阶级沆瀣一气，声名狼藉。克罗奉（Cleophon）之后，“人民（demagogia）的领导权连续落在那些夸夸其谈、哗众取宠、目光短浅之辈手中”。[5]“人民领袖”是公认的民主派领袖；贵族派领袖就没有产生相匹敌的头衔来。就亚里士多德的批判性观察而言，以伟大“领袖”为界，划出了雅典政制史的辉煌部分。它始于梭伦和僭主庇西特拉图，没落于克罗奉，终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狭义城邦的历史，相当于从城邦的感召力第一次发生动摇，到它被城市化民主制征服这一个时期。朝气蓬勃的城邦，从梭伦和僭政所进行的整合，到它被蛊惑人心者所瓦解，持续了差不多两个世纪。

雅典政制史的模式只不过是希腊政治史迷宫中的一盏指路明灯。它无法照搬到别的地区，哪怕是内陆的其他城邦。比如，在小亚细亚，政制史进程被公元前546年波斯人征服这一外部事件彻底打断。另一方面，在西西里，“僭政”远不只是民主化进程的一个过渡阶段，因为对付迦太基人和伊特拉斯坎人（Etruscans）还有非希腊土著人的前线岌岌可危，由强权组成一个更有效而持久的军事组织必不可少，这超出了单个小城邦的给养能力。最后是斯巴达。它既没有僭政，也没有发展民主，因为在麦西尼人叛乱之后，四海膺服久而久之僵化为“贵族”政制。

去伪存真之后，我们不妨这样来概括：城邦的感召力，就在于人民主动参与一种源于贵族制社会的文化。主动性在“人民”这边。这可能就是贵族制几乎销声匿迹的原因，虽然希腊文化的典范毕竟是由它来创造的。实际上，后荷马时代早期对贵族制感召力的那些表达，统统都失传了。只有当贵族制在民主制的冲击之下摇摇欲坠之际，它才大喊大叫起来；只有当贵族在城邦内部的政制斗争中落败而沦为一个“派别”的时候，它的感召力，才在麦加拉的提奥格尼斯（Theognis）（fl.c.，公元前545年）和忒拜的品达（公元前518—前442年）的诗歌中，找到了一种简洁而不失华美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