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同盟的失败

避免城邦走向极端自治，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让大地区统一起来的唯一机制，就是联盟。在整个希腊历史中，人们都可以找到城邦之间建立联盟的努力。在希波战争中，天赐良机给这场运动导致了暂时的军事联盟和大邦联的形成。然而，这种努力始终徒劳无功。同盟要么在危机升级之际解体，要么就退化为纯粹依靠武力来维系的联盟，霸权国一呈现衰败气象，就随时土崩瓦解。对这些建立联盟的努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联盟最终蜕变为让希腊臣服于马其顿强权的工具。

塞诺西辛的进程，没有完全破坏早期的氏族和部落渊源。在大地方，诸如多利安或爱奥尼亚，我们看到，与宗教单位一样的部落组建了城邦。这些新建的城邦之间，建立了最古老的同盟，氏族渊源在其中似乎扮演了一定角色。伯罗奔尼撒北部是这样，希腊中部和北部也是如此。一群城邦内部实际存在的氏族关系，促使它们通常在最强城邦的领导下，形成一个多少带点自愿色彩的防御同盟，联手对付其他联盟，它们还达成协议，互相之间尽量避免开战。

第二种联盟，其特征在于拥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中心。这一类联盟被称作近邻同盟（amphictyonic leagues）。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德尔斐近邻同盟（Amphictyony）。德尔斐联盟的成员起誓，在相互交战时不对成员城邦的城市赶尽杀绝，无论战和都不切断水源；他们还进一步同意全力保护德尔斐神庙。然而，这些协定（以及其他关于边界纠纷的仲裁，等等）不应乐观地理解为是国际组织的重要开端。如果我们把血脉和文明相同的两个相邻小城市之间所达成的，不因一块土地的纷争而互相灭绝的协议，解释成国际法的一项伟大成就，这显然不符合基本的希腊史实。当相邻城市同意保留一些房子，同意杀掉一半人之后停止屠杀，这没什么好欢呼雀跃的。相反，让人震惊的是，在走向民族统一的道路上，这些规则竟然差不多就是最大的成就了。必须以城邦之间长期进行的殊死斗争为背景来看这些联盟。诚然，它们让某些地方相安无事；但它们靠这些手段所维持的力量，却是用来发动一场联盟层面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对于联盟成员而言，幸免于难已经是万幸之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些联盟甚至走得很远，裁断负有义务的成员之间的争端。然而，判决并不是总被接受；败诉一方常常要诉诸武力；甚至民族危难之际也是如此。二次圣战（The Second Holy War）的发动，是因为佛西斯人（Phocians）不甘屈从于近邻同盟长老会对他们做出的罚款判决；他们抢掠德尔斐神庙的财宝用于军备，以此来对抗判决。随之而来的战争持续了十年，导致了马其顿的腓力的入侵，这是希腊沦亡的第一步。

近邻同盟分分合合，有的则永远分道扬镳。总的来看，除了彼奥提亚同盟（the Boeotian League）之外，近邻同盟对希腊政治事务影响甚微。世界政治中的希腊史是中心大国塑造的，它们是斯巴达同盟和雅典帝国。斯巴达同盟率先形成。氏族和宗教因素在组织中充其量只起次要作用。它的形成归功于斯巴达傲视群雄的军事优势，它无法容忍邻国组成独立的同盟。公元前549年的泰里亚（Thyrene）战役，导致了阿耳戈斯同盟的解体。经此一役，伯罗奔尼撒共同体以军事同盟的方式，事实上统一于斯巴达霸权之下。同盟作为一台军事机器的巨大效能，使之在希波战争之初一跃成为全希腊的霸主。希腊城邦同仇敌忾，将军事指挥权交给斯巴达人。然而，在公元前479年的普拉提亚（Plataea）和密卡尔（Mycale）战役——解除了希腊内陆的燃眉之急——之后斯巴达同盟证明难堪领袖大任。希腊内部烽火再燃，斯巴达对雅典的进攻日益凶狠，伯罗奔尼撒同盟内部也在互相残杀。

公元前478年，希波战争中的霸主之位转到了雅典手中，因为在避免波斯危险这一点上，雅典与岛上世界、与小亚细亚的希腊人最为利益攸关。一个希腊邦联形成了，它由爱琴海岛屿和沿海的城市所构成，雅典是霸权国，提洛是宗教和财政中心。这种新的邦联比斯巴达同盟更有前途，因为它不是建立在霸权国战胜联盟成员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面临一个异邦的危险而形成利益共同体的基础之上。它是利害攸关的政府之间为了作战需要而进行的一次联手（symmachy），是一种自愿的军事同盟。尽管形势和联盟结构这些事实，都有利于雅典支配其他所有成员，但是从它形成的状况来看，还是有望建立一个更稳定的联盟，可以扩大为一种泛希腊组织。然而，对波斯一战并不是很成功。而且，斯巴达—彼奥提亚抵制雅典战时同盟的扩张，也让它备受掣肘。公元前454年左右，联手的势头已经减弱至这步田地：雅典不得不放弃一切帝国扩张的企图。甚至在百般无奈之下，为了巩固现存之地位，雅典不得不索性将这种联手转化为雅典帝国。金库从提洛转移到了雅典，联盟捐税变成了纳贡，雅典法庭变成了高级法庭，受理成员城邦的诉讼，自愿因素不复存在，造反之声此伏彼起，不得不严加镇压。帝国变成一个霸权式邦联，总体结构类似于斯巴达对伯罗奔尼撒的霸权。公元前445年，即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三十年和约前后，两个邦联的存在得到互相承认。泛希腊的幻梦化为泡影。

接下来一个世纪，是智者的世纪，是修昔底德、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世纪，它目睹了希腊联盟的垂死挣扎。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年）以雅典的失败、纳入第二个斯巴达霸权（公元前404—前371年）而告终。斯巴达和波斯之间的战争以《安塔西达斯和约》（Antalcidas，斯巴达外交家。——译注）（公元前387—前386年）而告终；小亚细亚的城邦归顺波斯，其他岛屿和城邦则在斯巴达—波斯担保下获得独立。这是第一次，希腊城市的地位要由一个非希腊强权来担保。自相残杀的战争却还在继续，在公元前371至前361年短命的忒拜霸权之后，对佛西斯人的二次圣战招致了前已述及的马其顿入侵，结果，佛西斯在德尔斐近邻同盟中的位置被马其顿的腓力所取代。一位君主成为希腊邦联的成员。腓力用这个新位子来进一步干涉希腊事务，这种干涉至公元前338年德谟斯提尼率领的希腊全民反抗失败，以及马其顿霸权下的柯林斯同盟建立方休。斯巴达人，曾一度抗拒加入这个同盟，公元前331年也不得不屈膝。为了与波斯决一死战，为了亚裔希腊人的解放，全部希腊国家现在都团结在一个邦联之中。然而现在，历史行动的创始权，已经从希腊城邦传到了异邦的君主制手中。(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