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伦的秩序女神欧诺弥亚
提尔泰奥斯的勇敢可以让城邦安然度过一场致命的危机，但它不是文明秩序的德性。诚然，它也不是全然不排列秩序；因为，跟荷马的贵族制相比，民兵的勇敢，其先决条件乃是社会的民主化。然而，斯巴达的民主化仅限于氏族的自由人；广大人民始终是拉凯戴孟统治集团下的臣民。斯巴达从未发展出一种人民的政治秩序；它的政制，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是一种僵化的征服秩序。利益相互冲突的全体人民的秩序，它的符号是在雅典由梭伦发展起来的。他是一位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思想家和诗人；他留下了足够多的诗，这些诗告诉我们，他的理念是如何从公元前594年改革之前的危机到公元前561年之后的庇西特拉图僭政一路发展而来的。
在写于改革之前的一首哀歌中，梭伦反思了“我们的城邦”可能遭遇的命运。[5]她绝不会因为神的意志，而只会因为自己公民的错误而灭亡。人民领袖心术不正；对圣物和公共财物毫无尊重，到处偷盗；对根深蒂固的狄刻不屑一顾。但是，沉默的狄刻对这一切所作所为都了如指掌，她总是在最后一刻实施报复。触犯狄刻的后果，势必（aphyktos）表现为内部冲突。倒行逆施者相互勾结（synodoi），政府将沦落敌人手中，而人民将被卖到异乡为奴。公共的恶（demosion kakon）遍及每家每户；关上大门也挡不住它，它会翻墙而入；无论你躲到家里哪个角落它都能将你找到。忧心忡忡之下，梭伦总结道：“我的心灵（thymos）命令我教会雅典人这些”——倒行逆施（dysnomia）将给城邦造成许多的恶，而正确的秩序（eunomia）将让事物井然有序，各得其宜（eukosma kai artia）。Eunomia将约束倒行逆施、压制淫乱无度、减少混乱、平反冤假错案、中止宗派和内部纷争，将让“人类事务中的一切事物都合情合理”。
这首哀歌构思精巧，梭伦在别的诗中阐发的原则性理念都在其中。我们可以顺其指引，逐一去考虑这些主题。
这首哀歌以反思雅典危机的根源开篇。责任不在于神，而在于人的错误。这是伟大的神正论命题，沿袭了《奥德赛》的典范。只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梭伦比荷马走得更远。后来，当庇西特拉图僭政建立，他斥责他的国人，当他们由于自己的怯懦而遭难时不要归咎于神灵。雅典人自己给僭主保驾护航，现在则让自己沦为奴隶；他们像狐狸一样亦步亦趋，但他们一点头脑都没有；他们相信一个人的夸夸其谈，却不看看他的行为举止（10）。破天荒第一次，历史—政治进程看起来像是一条因果链；人类行动是城邦秩序与无序的原因。新的病原学的来源，在下面的残篇中一目了然：“暴雪和冰雹的威力发自云端，轰雷生于闪电；城邦毁于它的大人物，人民由于头脑简单而沦为暴君的奴仆。”（9）历史因果摹仿自然因果，这是由爱奥尼亚物理学家在当时发现的。
然而，我们离修昔底德的政治因果还很远。人的行动依然被嵌入到神统治的宇宙秩序之中。恶有恶报，因为被冒犯的狄刻将实施报复。这就是神正论方面，梭伦在向伟大的缪斯祈祷中对此进行的彻底探索（13）。请赐我财富［荷马的财富（olbos）］，他向缪斯祈祷，以及名望；有了钱，就会有他祈求的权力，可以“温情对友，无情对敌”。不过对荷马贵族美德的祈求，由于对赫西俄德的狄刻的关切而被软化：“财富，吾所欲——但取之有道；因为，狄刻总在纠错。”宙斯自己通过狄刻去监视人的行动；胡作非为、强取豪夺，会惹他生气，虽要假以时日，但必有一报；有的人早些，有的人晚些；如果他自己逃过此劫，他无辜的孩子和后代也要为他的错误付出代价。我们每个人，不管是好是坏，都活在一种错觉（doxa）之中，直到吃了苦头为止。病人希望健康，穷人希望致富；懦夫相信他们是勇敢的，丑陋的人相信自己很英俊。进一步而言，每个人都恪守自己的事业，希望能有所获——不管是渔夫、农夫、工艺人、医生，还是占卜者；他不畏艰辛、失败和薄利。不过，俊美健康，成功富有之善，并不取决于凡人的行动。茉伊拉和命运将好与坏都带给凡人；既然是永生者的礼物，那就必须接受。勤勤恳恳也会一败涂地，投机取巧也会大获成功。然而，这种事物的秩序并不是麻木不仁的；只有当人错觉中的愿望和追求，取代了对神的感受之时，它似乎才丧失了感觉。麻木不仁的来源是人的错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追逐财富，一切努力的最高目标，无以成为一条秩序的原则。追名逐利并无任何明确目的（terma）；因为，最富有的人比其他人倍加渴望赚钱；谁可以让他们餍足？诚然，财物来自于神；可是祸与之共在，并随财物易手而易手。
在梭伦冥想式的祈祷中，就像在提尔泰奥斯的哀歌中一样，城邦都以反对旧贵族的美德自居。城邦公民无法过上荷马国王的英雄生活。如果每个人都想扮演阿伽门农或者阿喀琉斯，其结果不会是一种贵族文化，而是一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是城邦的毁灭。在一座城邦之中，英雄式生存堕落为横征暴敛和僭政。对梭伦来说，这场冲突成为深刻地重新审视政治伦理的契机。其实，如果雅典贵族尽情利用他们在经济地位上的优势，那么危险就迫在眉睫，雅典将灭亡，荷马史诗的情景将死灰复燃。修昔底德在他的《历史》中，敏锐地指出，希腊最落后的地区，就是荷马笔下时代境况的写照。梭伦认识到荷马美德的真理所在；但他也知道，城邦需要一种新的节制。英雄天生的富有和英明神武，不再是人的美德了。“很多坏人富有，很多好人贫穷；但我们自己不会用美德来换取财富；因为美德永存，而财物，今天在一个人手中，明天就会易手于他人。”（15）真正的人的美德，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不像财物占有那样是有形的，而英雄就是靠财物占有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可新发现的美德究竟在什么地方？梭伦一展其宗教才华，拒绝做正面回答。人之美德无法通过占有有限的物品来践履。人通过行动孜孜以求的物品，只是表面的东西；它们属于他的愿望和追求的错觉。真正的美德在于人恪守统一秩序，只有神才知道它的全部。“正确判断的尺度是无形的，是很难知道的；可是，唯有它包含了万物的正确边界（peirata）。”（16）真正的美德是一种信仰的举动，相信未知的神的秩序，神一定会让那些抛弃了错觉的人根据狄刻行事。一方面，“永生者的想法，人是看不见的”（17）；另一方面，“谨遵神喻，言出必行”（34，6）。我们已经十分接近柏拉图的善了，虽然它是城邦秩序之源，却无法正面说出来。
错觉是无序的根源。抛弃错觉，是正确秩序，也就是Eunomia的条件。当人克服了对其错觉的迷恋，使自己的行动符合神那无形的尺度，那么在共同体中生活就将成为可能。这就是梭伦的发现。在他的正确秩序的中心，作为它具有促发作用的经验（animating experience），我们发现一种处于张力之中的生命的宗教性。这是激情四溢的、追求丰衣足食的人类欲望和由终极的、不可知的神的意志强加给这些欲望的尺度两者之间的张力。生命的两种成分，其中任何一种都不会因另一种而失效。梭伦既非中间阶级之典型，寻找中庸之德性，因为它符合自己的中庸地位；他也不是一位没落的提坦，听任自己的欲望被命运挫伤。他满怀激情地热爱生命的宏伟和丰足；但他将它经验为神的礼物，而不是通过有违神圣秩序的扭曲手段来实现的目标。一旦向超验性敞开，生命的激情就露出了错觉的真面目，而必须以秩序之名禁锢起来。
要将这种无形的尺度具体化，将它转化为行动的准则，这取决于城邦的存在。梭伦的政治学具体化为吁求，成为政治家的实践，平衡各社会团体之间相互冲突的欲望，从而使它们在城邦中和平共处，使城邦本身的生存成为可能。以下一个吁求的残篇十分典型：
平伏你欲火焚烧的心，
你已经得到太多好处，(https://www.daowen.com)
有度有节，
汝当切记（megan noon）。（28c）
在约束激情过度的相同原则指导下，他建议这样对待群众：
富足带来混乱，
当过多财富（olbos）一下子向人涌来，
他们的心可受不了这个。（6）
土地贵族可不想放弃任何特权，贫苦人民则贪望超出自己能力的东西，站在这两派之间，梭伦不得不加以平衡。他引以为豪的是，他给了人民足够的特权，有钱有势的人也没有因他的改革而吃到不该吃的苦头：“握住一个大盾，我就可以把两者都保护好，不会让任何一方占另一方的便宜。”（5）
然而，梭伦政治学最重要的部分是人自身的行为。他非但不得不充任这些相互冲突的社会团体的独裁者和立法者；而且他还不得不抵住诱惑，不要为了自己的好处而动用大权，自立为城邦的僭主。在他的辩护中，在他的长短诗中，他提醒批评者，另一个人“若是攫取了此等诱惑之物，又是一名利令智昏之徒，他是不会约束人民的”。上层阶级满可以称赞他是一位朋友，因为，“若是另一个人赢得如此荣耀，他是不会约束人民的，直到他搅拌牛奶，将奶油从中滤掉为止”（36和37）。这种诱惑是巨大的，因为人民多多少少都期望他来扮演僭主的角色；他们不仅对此宽宏大量，而且还认为他是一个大傻瓜，因为他没有利用这个大好时机。大多数人对他睥睨不已，因为他没有趁机大捞一把，他们叫嚣，如果先让他们暴富一下，哪怕当一天雅典的僭主，他们也甘愿接受此后的惩罚（33）。针对这些流行观点，梭伦自称问心无愧，因为他没有搞僭政而玷污自己的好名声（32）。诸如此类的批评和睥睨，一定令人不胜其烦，因为他偶尔感叹道：“要在大事上做到皆大欢喜，何其困难！”（7）他离开雅典十年，为的是逃避这些烦恼；对于公民们的评判，他骄傲地向“时间法庭”提出上诉（36）。
将这些评判抹去，是很容易的，但也一样是危险的。然而，我们敢说，就凭他的节制和这种节制的动机，梭伦堪称希腊政治最重要的个人。在人类历史上，很少有什么个人，像亚历山大或者恺撒那样的，拥有一种特权，去创造一种新的人的典型。梭伦就是其中之一。他创造了nomothetes，古典意义上的立法者这个典型，这不仅对希腊，而且对人类都是一个榜样。梭伦是一位政治家，不是超党派的，而是处于党派之间；他分享民有的激情，故而在政治中将自己视为人民中的一员；他可以以一位民享政治家的权威来处事，因为在他的灵魂中，这些激情都服从统一的秩序。他在城邦中创造的正确秩序是他灵魂的正确秩序。精神上的政治家的原型，在他身上活灵活现。梭伦的灵魂拥有一种独一无二的豁达和开朗。他可以分享爱奥尼亚人的悲观主义，奋笔写下：“无人快乐；太阳底下的凡人无不悲苦”（14）；他可以希望活到八十岁（20）因为他感到自己的心灵依然在成长：“当我老了的时候我就学到了很多东西。”（18）而且，他一生的传奇弥足珍贵，决定了后人对秩序的关怀，若是没有梭伦典范的一生，柏拉图的著作就难以想象了，而且一定是无法理解的。回想一下，在《蒂迈欧篇》中，柏拉图将《国家篇》解释为他生命中的梭伦阶段。城邦概念，“大写的人”，从根本上就是梭伦的城邦概念，城邦的秩序体现了灵魂的正确秩序；而哲学王概念，秩序之本质，则追溯至梭伦这个典范身上，他就是雅典秩序的实质根源。在梭伦和柏拉图之间，横亘着雅典城邦的历史——从通过梭伦的灵魂来创造城邦的秩序，到城邦拒绝通过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灵魂来革新而走向解体。人类的激情和神圣的秩序在正确秩序中的联盟土崩瓦解，化为恶魔的激情和挨过了柏拉图著作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