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结论

5.结论

以上文综述所援引的资料为基础，希腊历史意识问题现在可以勾勒出来了。

就古典时代记忆的时空广延而言，事实相当清楚——这些资料证实了我们在“总体特征”这一部分中所描摹的图景。当时被认为就是希腊的整个爱琴海地区，成为上演希腊历史的大舞台；这一出戏剧包括了迈锡尼文明和米诺斯文明，以及上溯至大约公元前3000年与前2000年之交的移民事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克里特社会被当作是希腊社会理所当然的一个部分的方式，尽管它显然不说希腊语。不仅此事没有丝毫踌躇，更有甚者，无论是在权力还是本质（substance）方面，米诺斯秩序都位列希腊秩序渊源之一。这就告诫我们，千万不要高估考古发现对于秩序与历史哲学家所关心的那些问题的重要性。希腊历史始于克里特人，这已经被古典时代的文字资料所证实。考古发现可以给我们对那一段历史进程的知识增色——它在这方面做得十分出色——但正是由于在希腊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记忆中对它的创造，这一历史进程方可存在。

这种记忆的结构性细节并不全都一清二楚。当人们更仔细地审视这种建构的两条主干（dominant motifs），也就是制度化权力（institutionalized power）和本质秩序（substantive order）这两种经验，严峻的问题马上就会产生。

首先，纵观希腊社会全过程，适合全希腊社会的持久制度并不存在，如此说来，对权力和战略的反思成为一条主干，岂不怪哉。爱琴海地区人民显然是把自己当作跟小亚细亚、伊朗、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埃及这些帝国组织的社会同类和同等水平的文明社会。如果希腊社会事实上没有可比的制度，那它至少也被认为是一个合适的候选，有潜力形成帝国组织的社会；于是，爱琴海地区那些短命、零星的权力组织，从它们出头之日起，统统都成为希腊秩序历史中的事件。这条主干确实够强大，足以将诸如希波战争中希腊人的“同仇敌忾”以及随后的雅典帝国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现象，与亚该亚人的特洛伊远征、克里特对爱琴海的控制联系起来，作为希腊权力的一系列表现。这条主干的建构力表明，若是单凭持久的制度的缺乏，或发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集中精力去探讨最好的典范城邦来下判断，那么就无法料想对一个城邦秩序水平之上的希腊社会的经验，竟可以达到如此强烈之程度。如此奇特的经验结构，兼具制度化与符号化，唯有在士师期（the time of the Judges）的以色列方可找到。面对大国的重重包围，人民被迫像其他民族一样拥立一位君主。这种对应性固然不可强求，因为希腊这一方缺乏信息——古典时代的作家没有把我们想知道的都说出来，也许是因为他们的读者已经知道这些。不过，有人还是在本应十分流畅的文献中觉察到一处奇怪的空白，生硬地卡在两种认识之间。这两种认识，一是认识到希腊社会为了生存和维系，需要一个共同的权力组织；一是认识到希腊人不是像亚洲人那样的种族，因此也不应像其他民族那样拥有帝国制度。

那么，相反的观点就值得斟酌了：透过上溯至米诺斯的反复无常的权力组织来认定希腊社会，只不过是一些不食人间烟火的思想家的一厢情愿，而跟希腊历史的真实进程毫无关系。这种说法很难站得住脚。因为，希腊记忆不是建立在古代的文字记载基础上，也许只为一个文人小圈子所专有。就此而言，希腊兴许比以色列更加可靠。就以色列而言，以色列和犹大王国中的广大人口，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先知所发起的争端，其实是可以存疑的。米诺斯和迈锡尼文明中存在的写作艺术，据我们所知，在多利安入侵之后的黑暗时代消失殆尽了，后来通过与腓尼基人交往才得以恢复。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在书写历史的时候，不假思索地从普遍流传于希腊社会的这些口述传统中，或者从被人转换成文字的史诗和赞美诗文学中取材，无论以文字形式保存下来的内容有多么古老，它也不会早于字母表的引入（可能是在公元前1000年以后）。可见，希腊历史的古典时代记忆，并不是将人民久已忘怀的事件作古风重构，而是对鲜活记忆的编纂，这种鲜活记忆的存在，证明希腊历史的延续性是真的。

特别是，希腊历史延续性的这种真实性，硬生生将自己塞入柏拉图的建构之中。在这个建构中，希腊秩序具有一个神圣的起源，并且必然要返回到最初的脐点。在此，第二条主干，也就是对本质秩序与无序的经验，决定对希腊社会的识别。因为柏拉图在《法律篇》中，不满足于将现实权力一路穷究至它的开端，而是引入了一个终极标准，那就是秩序的本质及其在历史进程中的起伏。现在，希腊社会透过米诺斯统治秩序的显灵而被识别，它的进程被理解为是本源性的本质的一种衰竭，直达柏拉图当下的希腊危机。若不是这些传统——什么克里特是希腊最古老的秩序，多利安秩序与克里特秩序如何唇齿相依，脐点如何从克里特转移到了德尔斐——本就存在，使柏拉图可以就地取材；又或者它们已经广为传唱，令柏拉图可以将它们融入他的符号体系之中而不必担心过于唐突，这一符号体系是决计发展不出来的。

可见，这个建构所用的材料，属于一个活在广大人民心中的传统；很有可能两条主干已经是希腊人关于权力与秩序的一般交谈的主干。不过，保留下来的还是正式的建构，具体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的著作。是什么促使它们的创作者以这些独特的形式来编纂希腊的记忆？

就动机本身而言，古典时代记忆的编纂者毫不讳言：它是对希腊危机的经验。希罗多德想一探究竟的是：希腊人卷入与波斯人殊死斗争的境地之前有何先兆；雅典人大战拉凯戴孟人最终导致让希腊人同归于尽的那场大动荡（kinesis）根源何在；柏拉图想理解的是本质秩序的瓦解，它使雅典不再适合扮演希腊联合体的霸主。然而，一旦越界，问题就愈加复杂。由于这些都是随后将要研究的主题，目前我应该做的只是反思中心的问题及其基本涵义。这个中心问题就是把一个社会的历史进程当作是一个周而复始的轮回这种观念。

然而，在分析这一历史进程观念本身之前，首先必须解决一个基本问题。迄今为止我们都在说什么希腊历史、希腊的历史意识、古典时代的历史记忆、希腊社会的历史进程、从米诺斯统治至柏拉图时代本质衰竭的秩序轮回，等等，想当然地以为这些语言可以合法地用于希腊现象的研究。可是，对秩序及其符号化之经验的批判性研究，没有什么符号可以被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哪怕是根据今天的习惯来使用。因此，在作进一步研究之前，我们首先必须确定，在本文中我们是否可以谈论历史。

历史这个术语，虽然出自于希腊语的historia，在它的现代用法中已经完全找不到古典时代的意思。当希罗多德说起historia的时候，是指他对某个主题的探究，今天有些随意地将它当成是历史的。汤因比有一次指出，他的书名《历史研究》，是研究而不是历史——假借了古典时代的historia。进一步而言，今天大家都知道修昔底德的著作叫《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但是这个书名不是修昔底德起的。如前所述，他感兴趣的反倒是对kinesis，也就是对希腊社会的大运动、大动荡的研究，这种研究是否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历史，正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上述观察足以表明，希腊的符号体系具有跟以色列的“历史叙事（historical narrative）”一模一样的问题。在以色列情形中，一方面是文本中出现的编年史符号；另一方面是解释符号形式所不得不采用的术语，我们不得不在两者之间做区分。叙事的创作者发展出来的编年史符号之中，没有一个术语可以视为history的希伯来对应词。因此，我们的用法对不对，就取决于一体性和分殊性这两个范畴；由于浑然一体的以色列符号体系包含了后来在基督教经验的轨道中分殊化和由新的符号来表达的意思，就说明可以合法地谈论历史。[4]希腊也是同样道理。经过基督教而创造出来的历史意义，在古典时代的记忆中是找不到的，但是，下文的问题却被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不那么分殊化的历史意识所包含，或是被柏拉图秩序的历史轮回大观所涵括。这种论点的确适于希腊，当然只能通过对文字资料本身的分析才好证明。此刻我们须翘首以盼证据的到来。

假定本文可以谈论历史，那么，现在就要来探讨主要的问题了，也就是历史轮回的经验和符号。

象征秩序周期性兴衰沉浮的符号体系，是宇宙论形式的社会所特有的。在上一卷《以色列与启示》中，我们研究了新年节庆（the New Year Festivals）和崇拜活动的符号体系。一年一度的崇拜活动，除污去秽，恢复社会的秩序，其涵义在于重演本源的宇宙起源活动，它从混乱中迎来了秩序。[5]这些定期的复归（restoration）活动，也透露出一种历史意识；不过他们不明言，反而极力不让社会衰落的经验达到意识水平。一个社会是在历史时间中经验着它的秩序的变迁，直至消耗殆尽而最终灰飞烟灭，而这个历史时间通过在崇拜中恢复原状（repris tination）的魔力而被废除。[6]我们今天称之为埃及社会历史进程的东西，对于埃及人来说并不是一种进程，而是生存于宇宙中心、以帝国方式组织起来的人，有节奏地重演宇宙的起源。旷日持久的骚乱和造反，比如发生在古王国和中王国（the Old and the Middle Kingdom）之间的，就不是秩序能够以新的形式中兴的一个历史时期，而仅仅是宇宙论形式的瓦解，它没有诞生任何东西，唯有希望同一种秩序最终能以某种方式复兴。它需要摩西式的存在的飞跃，来打破这种浑然一体的秩序经验，在上帝之下的当下，以历史的形式分殊出新的生存真理。诚然，对秩序的新的理解，无法勾销社会兴衰的史实；可以用宇宙论形式表达出来，同时又通过在崇拜中复归（restorations）来抑制和废除的对秩序衰落的经验，现在就得寻求新的模式来自圆其说了。这种新的表达，就含在更新换代的以赛亚的信仰之中，相信世界沧海桑田的剧变，将消灭物极必反的轮回；当这种信仰逐渐走入死胡同，跨历史的、末世论事件的问题，就开始从秩序与无序的历史阶段中分殊，这相应成为此世的（world-immanent）事件结构。于是，我们就符号的演化画出了一条线，从秩序的宇宙论节奏贯穿到历史阶段，[7]从宇宙论贯穿到末世论，[8]从在崇拜中复归贯穿到秩序在历史中的新陈代谢[9]。

问题马上就来了：希腊符号体系的结构，与上述秩序问题究竟有何联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希腊的历史轮回观是一种新的符号形式。无论是在宇宙论形式的近东社会，还是在历史形式的以色列，都找不到与之对应的东西。因为，美索不达米亚帝国和埃及帝国从未发展出一种关于在历史时间中有始有终的社会观念，而是保持了浑然一体性，受限对宇宙的神圣秩序，以及对各个社会参与宇宙的节奏的经验。以色列作为上帝选民而存在，它在历史时间中拥有一个开端，却望不到终结，因为，将以色列创造出来，使之成为全人类救赎之脐点的神圣意志，是不可颠倒，也是亘古不变的，超越了宇宙的节奏和历史的阶段。可见，希腊的符号体系既不属于宇宙论的类型，也不属于以色列的历史类型，它似乎两者兼而有之；这种显然具有中介性的结构确实激起众说纷纭。一方面，希腊人完全不具备真正的历史理念，他们从根本上是以永恒轮回的符号体系来表达自我的；另一方面，希腊人又是历史编纂学的始作俑者，特别是希罗多德，他是历史之父（the Father of History），而修昔底德的著作也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之一。只有穿越眼花缭乱的表层，直透符号体系的激发中心（motivating center），方可避免这种迷乱。(https://www.daowen.com)

通过与以色列的激发性经验及其表达的比较，就可以规定这一激发中心。希腊的历史意识，是由危机的经验所激发的；社会本身以及社会秩序的进程，是从回溯它的终点而构建起来的。而以色列的历史意识，是神启的经验所激发的；社会通过对启示的应答而构建起来，从这个开端出发，社会将自己的实存投射到敞开的时间地平线上。希腊意识透过对无序的理解而达到对真正秩序的理解——这就是埃斯库罗斯寻找智慧准则（formula）必经的苦难历程；通过西奈山启示和十诫，以色列意识始于真正秩序的知识。摩西的、先知的存在的飞跃创造了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存在的飞跃以历史形式发生，面向未来；哲学的存在的飞跃则发现了发生存在飞跃的社会的历史形式，以及这个社会的过去。这种对位法公式（contrapuntal formulation），让启示和哲学各自发展出来的两种历史形式的本质区别跃然纸上。言，即dabar，直接而充分地揭示了精神上的生存秩序，还揭示出它起源于超验的神圣存在，但又留待先知去发现此世的存在结构的冥顽不灵；哲学家的爱智则是慢慢地瓦解宇宙秩序的浑然一体，直至它成为此世存在的秩序为止，在此秩序之上是无形的超验尺度，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

希腊历史的延续性是否具有现实性，显然是一个已经解决的问题，只是由于这些公式而旧事重提。如果希腊社会的过去确实是通过古典时代的记忆及其符号体系构建起来的，那么在什么意义上说他们的历史对于前古典时代的希腊人是真实的？这一境况不是摹仿埃及吧？在埃及，我们在犹太教一基督教的历史回顾中所理解的历史过程，对埃及社会成员而言，根本就不是作为过程去经历的。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能是：古典时代的记忆并没有像摩西应答启示一样，构建出一个新的社会，而是以清晰表达出来的意识，将它脱胎的旧社会的历史推向顶点。古典时代的记忆引领我们返回到这一现象发生的秩序与历史之中。我们必须再一次强调，它不会发生在别的地方。因此我们的使命就是，穿越希腊社会的过程，去追寻最后定型的经验和符号的成长历程，而希腊社会被希腊时代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追认为它们的成长之地。下文将探究达到最终形式所经历的主要阶段，从克里特社会的宇宙论神话开始，途经荷马神话和赫西俄德的思辨，再到哲学家与神话的决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