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理论

修昔底德的同时代人，正如前文所述，并不苟同他的观点，认为发生了一场伟大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当他们说战争的时候，他们是指一系列的战役和战斗，它们都从宣战正式开始，以和约正式结束。当修昔底德说战争的时候，他是指一场运动，这场运动不仅是一系列的外交和军事行动，因为，在肢体冲撞和激情冲突之上，它还有一个方面的意义，扩展到道德沦丧和走形。在政治和军事行动的事实层面，雅典帝国先是一个如日中天的大国，然后在失败中沉沦；在修昔底德的历史编纂学层面，兴与衰不是在时间上此起彼伏的，而是在一个时间之外的意义构造中，互相交织在一起。它千头万绪，有时候读者怀疑，这位历史学家自己对他编织出来的模式，是否一直都那么有把握。雅典人当道，在肉体上和情感上都是一种力量的勃发，是霸权城市以弱小同盟和邻邦为代价的权力扩张；在道德上它冷酷无情，沉溺于背信弃义和满足贪欲，精神气质瓦解，道德沦丧，为后来的政治灾难埋下了种子。

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但它并非全部，修昔底德不是一名向帝国主义者发表演讲的说教式知识分子。诚然，侵略性扩张和精神气质的瓦解，是须臾不可分的；但并不能就此说，侵略性扩张就是不好的。在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的同时，它却提供了很多的机会，让人们大展拳脚，去证明他们的技术、创造力和想象力；雅典人的当道是一幅壮丽画卷，从海军称霸海洋到帝国城市富丽堂皇的建筑装饰；粗俗、残忍、凶暴，处处都卑劣下流，修昔底德与老寡头一样，清楚认识到这是为阿克罗波利（Acropolis）和伯里克利黄金时代的辉煌所必须要付出的代价。雅典，正如修昔底德所见，是历史中一座先进的城市，她的文明潜力若是没有对盟国和臣民的帝国主义剥削，是不可能实现的。不过又要提醒一下。修昔底德，尽管不是一位道德主义者，可也不是沙文主义者，以侵略者的文明优越性来为帝国统治正名。他显然是支持雅典的事业和革新活动的，可他被道德沦丧和肉体摧残吓破了胆，而这些东西中和了伯里克利、雅典昙花一现的辉煌，显然是一种必然。

当我们更细致地考量这种联系的明显的必然性，动荡更深一层的方面就绽露出来了。政治和文明扩张所具有的这种特殊形式，其责任不独在雅典。希腊抵御波斯的威胁，需要一支强大的海军，正如萨拉米斯战役所显示的那样。提洛同盟很乐意让雅典挑起强劲行动的大梁。海军力量集中于雅典，很大程度上归咎于一个事实，即提洛同盟的成员喜欢出钱，不喜欢建设、维持自己的舰队，并为之配备人员；它们用自己的金银财宝来为自己打造奴役的枷锁，当霸权城市以它们为代价而使自己的权力与日俱增的时候，它们自己却没有军事力量来抵抗它的侵犯。《卡利阿斯和约》（Peace of Callias）之后，波斯的危险已经没有那么迫在眉睫了，雅典的社会结构从马拉松的半贵族农业城邦转变为一个熙熙攘攘的工商业民主制，一个同盟的造船中心，一个海上大国。没有一位政治家可以冒天下之大不韪来逆转这一演化过程。雅典调整自身来适应新时代的迫切需要；现在前同盟不得不调整自己来适应新的雅典，听任联盟向帝国转型。

一个与伯罗奔尼撒联盟相关的类似问题出现了。伯罗奔尼撒人当然有理由害怕这个新的、还在节节上升的雅典强权。但是他们不得不视之为洪水猛兽，却是因为拉凯戴孟人及其同盟选择维持它们旧的生存模式。他们既无心，也缺乏这种想象力，通过同样激进地调整政策和政制秩序，来抗衡雅典的转型。权力的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希腊城邦中只有雅典懂得因势利导，拥有足够的胆量去顺应它。伯罗奔尼撒人、岛民和亚细亚的希腊人都倾向于把这种新秩序当作是违背正义的，把这种革命性的权力当作是一种僭越。

力量对比发生变化而引起的摩擦，修昔底德都一五一十细细道来，它们为历史学家提供了素材，来反思政治行动以及它与正义原则相冲突的因果关系。薛西斯远征是一个残酷的历史事实，是一个引发连锁反应的诱因。第一个后果就是提米斯托克利的海军政策，它挽救了希腊的独立。萨拉米斯大捷成为进一步的诱因，决定了提洛同盟具有延续性的海军政策，而这又引发了雅典的转型。公元前450年前后，雅典新秩序成为一个既成事实；它已经没有回头路了，这种不可逆转性成为帝国政策的一个动因。薛西斯远征、萨拉米斯战役、同盟的建立以及雅典的转型，形成了一条因果链，以霸权城市令人不安的权力告终；我们处在“第一因”（aitiai）领域，而有其因必有其果。然而，因果关系不构成正义和道德的论据。修昔底德并不期望，一旦波斯的危险解除，雅典群众就违背自己的利益，让出自己利润丰厚的财物和舒适的生活，解甲归田回到阿提卡，去做一个朴素的农民，生活在拮据的条件下。他们“被迫”组织了他们的帝国。一旦把心一横组织了帝国，就骑虎难下，不能放弃它，也不能取缔海军，摆出绥靖姿态，因为他们的前臣民将相互结盟或者与斯巴达结盟，对前镇压者实施报复；因此他们“被迫”无情地维持着它。然而，“被迫”胡作非为和横征暴敛，也依然是道德沦丧；将利益逼迫立为行动之法律，为违犯道德和正义之举正名，没有什么比这更加欲盖弥彰的了。

必然性和正义之间的冲突，由于雅典敌人蠢蠢欲动而进一步复杂化了。帝国城市和它的敌人之间不断拉大的权力差距，只有一部分是起因于雅典的行动；另一部分则起因于军事同盟成员和伯罗奔尼撒人的不行动。然而，在悲剧伦理中，不行动是在逃避狄刻；不以决断行动来顺应形势的人，是玩忽职守。如果亡羊补牢可以维持和恢复权力，那么坐等自己随形势变化而弱化，就是不道德的。由于不行动而相对弱化的权力，不能把它的不幸全归咎于一个抓住了时机的更强大的权力。修昔底德面临一个问题：正是雅典的才华、勇气和精力，挽救了希腊；正是一发不可收拾的力量的持续运转，带来了物质利益和文化成就，这些在一个同伴都相对慵懒的文明环境中，具有灾难性的后果。它是进步权力影响落后邻邦的一个长期问题。一个人或者一个社会，想将自己的精力用于正途，就应约束自己，彬彬有礼地与边缘的拖后腿者保持步调一致，难道这就是人们所认为的一般而言的社会关系，具体而言的政治关系的正义原则吗？特别是，当强劲的行动明确以服务于共同利益为中心之时，通过反抗来维持现状的人，是否危及了共同体的安全？修昔底德决定站在进步一方。对于迈锡尼国王阿凯劳斯的功过是非，修昔底德和柏拉图之间著名的意见分歧，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修昔底德把他看做是这个国家的恩人，他构筑了防御工事，第一次让迈锡尼安然不受侵犯，他建立了新的公路系统，组织了一支军事力量，比他之前的八位国王都更多地增加了防卫资源（2.100）。在柏拉图的《高尔吉亚篇》中，同样一个阿凯劳斯是作为一名声名狼藉政客的原型而出现的，他靠谋杀和各式各样的犯罪而上台。问题是，也许两张肖像都一样正确；在有的情况下，对立的性质要求采用残忍的手段来达到内心所欲的政治目的。

然而，拐弯抹角钻进这场伟大运动的结构和意义之中，终点却不是浅显的目的论伦理。手段始终还是因果秩序中达到目的的手段，而没有升华，使一种行动由于其目的有价值而在道德上被正名，从而具有了尊严；如果它们是犯罪，那它们在道德秩序中就始终是犯罪。只有在一个重要场合，也就是在葬礼演说中，修昔底德才提出了一个论断，打算在必然性秩序和道德之间的鸿沟上架起一道桥梁。此事发生在他让伯里克利申辩的时候：“没有敌人会感到羞耻，当他们是被这样一座城市所打败的时候，臣民也不会抱怨被一位不值一提的主人所统治。”（2.41）如果根据必然性秩序，这里一定要有征服者和失败者，主人和臣民，那么，毫无意思的寡淡，将由于征服者或者主人的尊贵而获得意义。权力的必然性仿佛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命运——主人与臣民一样承受着它；在主人的尊贵中，臣民在经验（或曰理应经验）的，有些像人的伟大的一种共同表现。显然，这种论断是浅薄的；对于预期的臣民，修昔底德自己提供了一些样板，他们宁可被灭绝，也决不去经验由雅典人的尊贵来做出的表现。可是，这种浅薄恰恰十分重要，它表明这种困境令人绝望。在修昔底德笔下，就算是一流的雅典政治家，也不会卑鄙到将道德伪善的微笑，涂抹在残酷现实身上。修昔底德可以做的，就是力挺雅典的骄傲；在他的悲怆中，可以感觉到他在必然性重负下所承受的痛苦，而这种必然性需要雅典为它的可耻做出偿还。(https://www.daowen.com)

这里无法解决这种冲突。在动荡理论中，可以触摸到的最深层是一种绝望。在必然性的逼迫下，雅典在非正义的泥沼中越陷越深。在道德人格沦丧的最朴实的意义上，辉煌的扩张是一种自我毁灭。这一过程，从公共领域蔓延到私人领域，以在国家事务中非正义行动成性开始，而以人与人关系的诚实、忠诚和羞耻心的瓦解告终。修昔底德以一位解剖学家解析病体的激情，描述了这一过程和它的结果；经过他的描述，我们练就一双慧眼，可以辨认出人格腐蚀所引起的绝望，这种人格的腐蚀，体现在公元前5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间里的智者残篇中，也体现在柏拉图刻画的智者身上。这条听从“好处”而违法乱纪的建议，这些口口声声正义是有利于强者的东西的刻毒信条，这些宣称强人统治是正确的因为他是更好的人的主张，这些说法律和正义是弱者发明来控制强者的“理论”——所有这一切，都是绝望的哀鸣，从未达到理论的自圆其说，反映了大动荡的道德混乱。各种各样的这些“错觉”说明了必然性和正义之间相互冲突的方面，这种冲突令整个时代都动荡不安。

甚至修昔底德的智识纪律，也无法全然避开这种冲突所造成的深刻的是非混淆。这样的反思俯拾皆是：撇开必然性不谈，事件的实际进程并不是不可避免的。诚然，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它并不必然是雅典落败。公元前460年代和前450年代的过度扩张趁损失还不大时见好就收；万一发生战争，就放弃阿提卡，任由它被侵略；通过控制海洋来维持帝国，这些伯里克利的政策可确保胜利。不过公元前428年他去世之后，在情绪化和野心勃勃的克里翁的领导下，坐失派娄斯事件之后最佳的和平机会；无论是克里翁，还是他的继任者，都不具备制约帝国主义暴民，阻止灾难性冒险的正直和人格。个人领袖的这种失败，输掉一场按军力对比本应获胜的战争，修昔底德倾向于认为是偶然的，是一种出其不意的不幸，给必然性秩序中手段和目的协作带来浩劫，这跟瘟疫阻碍了伯里克利精心策划的计划，如出一辙。

这种反思表明，在修昔底德心中，并不是很清楚理性和精神气质之间的联系。显然他的感觉迟钝了，就像他同时代的智者一样。他无法看到，权力和实用理性主义的领域不是自主的，而是人类生存的一个部分，而人类生存作为一个整体，包括了精神和道德秩序的理性。如果控制性的精神和道德秩序崩溃了，在实用秩序中，目的的形成就将受到激情的非理性的控制；手段和目的的协作可以继续是理性的，但行动将成为非理性的，因为目的不再根据精神和道德秩序而有意义了。当理性的腐蚀达到一定深度，使足够大比例的人民堕落的时候，根据理性来实施有效的领导，就寸步难行了，或许根本就不可能，尽管在更有利的条件下，首脑人物是可以实施这种领导的；更深的腐蚀就让具备这些品质的人——正因为他拥有这些品质——不可能达到领导地位；腐蚀到了最终程度，社会因其腐败，将阻止拥有这些品质的人产生，尽管他生来并不乏这样的天赋。修昔底德不愿意承认，社会的腐败和理性领袖的不可能两者之间存在联系。他无法或不想看到，一个社会及其政治体系注定是要走向灭亡的，如果它只能靠继承伯里克利人格这种奇迹来维持生存的话；他也不愿意承认，随着精神气质的进一步腐蚀，另一个伯里克利是难以从雅典社会中产生的。他也许从来就不抱这样一种理念：第一流的人并不在乎是否成为雅典的政治领袖，而转到了一种不那么令人作呕的追求上。

我们已经抵达修昔底德动荡理论的终点，可以进行总结了。在执行他的计划时，动荡的时间限度，似乎不得不扩展到战争正式开始之外。开篇句称“战争”本身就是动荡；不过，既然修昔底德想给出的不仅是军事与外交事件的关系，那他就不得不扩展意义的单位，他的做法就是将危机病原学囊括进来，须知危机是在实际的战事中达到高潮的。为此，他把从萨拉米斯战役到战争爆发这一段历史，也就是那五十年，插入第一册中（1.89—117）。这样一拉长，这场运动就成为随希波战争而来的城邦世界的大混乱，从公元前480年一直持续到公元前404年。对eidos，也就是这场运动的性质的探究，说明了一个复杂的两难结构的各个方面：权力与正义、必然性与道德、进步与退步、文明兴起与精神气质的衰微。修昔底德的才华展现在纪律之中，凭借这种纪律，他抗拒诱惑，不以任何理性化的努力去抹煞政治生存的两难结构。就凭这一项成就，他就堪称悲剧传统真正的继承人。不过同时，他的作品就其内容而言，却标志着悲剧的正式终结，因为它讲述了英雄之死的故事，这位曾经代表宙斯秩序，与权力无序的荒淫无度相抗的英雄，驾鹤西去。宙斯的狄刻从雅典秩序中消失了，悲剧情感从人民那里退缩回个人身上，他们作为沉思者，凭着对秩序标准的追忆，来衡量身边的无序，从而保留了秩序的真谛。

在此我们也接触到了修昔底德成就的局限性。值得将他的难题与马基雅维里类似的难题做一下比较。两位思想家对权力与道德的两难都十分敏感，两人都听任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必然性。不过马基雅维里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意识到，君主可以实现的只不过是外部秩序，真正的秩序则不得不由一位精神上的改革者灌输到共同体中来。修昔底德，与马基雅维里处于相同的政治行动水平，但是对他的伯里克利君主的替代选择显然毫无概念——他对此是无可指摘的，因为他对马基雅维里所拥有的救世主原型毫无经验可言。精神改革的人格，不仅不在雅典的现实中，甚至也不在修昔底德的想象中，这就清楚表明，一个政治文化年代已经不可逆转地走向了终结。城邦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一个新的秩序纪元随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而拉开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