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拟人说

自塞诺芬尼式的“适宜”始，新神学有意识地与神话划清界限。然而，在考量适宜的和不适宜的特色之前，我们必须搬掉一块绊脚石，自塞诺芬尼以降，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符号形式的哲学。

塞诺芬尼不仅呵斥诗人，因为他们将可耻的行为都归咎于神，而且塞诺芬尼还发展出一种关于这种诬赖之动机的理论，以及关于其中所含谬误的一种理论。神，在他看来，遭到了诬赖，因为人根据自己的形象来创造神。这种谬误，现代社会学家称为“拟人说”。根据孔德（Comte），人类思想史从拟人神学，经过形而上学，发展到实证科学。神话是神性拟人化的化身，随着眼界的拓展，它将被更合适的符号所超越，这种理论的提出，得归功于塞诺芬尼。既然这一理论的意义如此深远，我们必须简短地考量一下这个问题的性质。

将神话式的符号化描述为拟人化，这是一种理论错误。这种理论事先要做某些基本的校勘工作，才可以进行争论。显然，在希腊神话中，神从来就不会真的化身为人。神跟人的区别就在于他们是永生的；在生理上，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靠一种特殊的食品过活；他们被赋予众多非人的品质，比如卓越的知识和力量，隐形和变身的能力，等等。谈论神拟人化的化身，却绝口不提这些品质，这是不合适的，就像在一幅文艺复兴画中发现了一位“现实”化身的天使，而忽视了起码的一点，即人形生物飘于云端本身就是不现实的一样。然而，一旦做好了校勘工作，将拟人说的意思适当限制在神化身为偶尔具有人形的存在，像人那样说话和做事，我们马上就明白了一个根本性的理论问题：人的品质的部分转化（这不影响神的根本神性），一定与人对自己的理念有关。我们会问，是否只要神和人的领域不那么泾渭分明，人的品质就有可能转化为神？是否只有在关于人的理念不是太分明的时候，“拟人说”才是可能的？是否“拟人说”只能发生在它根本无从发生的时候，因为人可以被转化为神这种人的理念，当时还没有发展起来？正当可转化为神的人的理念最终形成的时候，“拟人说”却趋于消失？

历史事实就是，当灵魂及其自我意识开始涌现的时候，拟人说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正如在塞诺芬尼身上所看到的那样。就在这个时候，思想家们发现神的化身出了问题，尽管他们并不确知有何“不适宜”。“不适宜”的其中一部分，当然就在于将人的形状、声音和衣服赋予神；但是更为重要的那部分，在于将人那些被认为是“羞耻和不名誉”的举动归咎于神。一种新的、分殊化的人的敏感，将人之所非，认作神之所非。由于人们发现了灵魂以及灵魂的秩序为人所特有，故神一定要符合人的新标准。就连赫西俄德也有这个问题，尽管在他的作品中，这个问题还不是很突出，没有达到批判性讨论的水平。毕竟，《神谱》的故事是通过提坦巨人来消灭“不适宜”神祇的故事，是更适宜的宙斯及其狄刻之秩序降临的故事。塞诺芬尼，通过他对赫西俄德的攻击，在继续早期诗人开始的、净化神话的工作。因此，我们可以说，当神的举止跟不上更分殊化、更敏感的人，神的拟人化身将举步维艰。回想拟人说表现为神的符号化，是与人的自我理解中一个已经过去的阶段相呼应的。在自我理解的既定阶段内是提不出这个问题的，因为，在每一个当下，神的符号化，都与人所达到的分殊化程度相协调。例如塞诺芬尼因拟人说而批判赫西俄德的同时，自己却无所顾忌地将神符号化为一种存在，这种存在听、看、想，并且总是栖居于同一个地方。拟人说这个术语业已成为一个科学的陈词滥调，在它的背后深藏着人的理念分殊化的进程，与之相关的是超验性的符号化。

显然，这一进程有一种局限性。当人的分殊化推进到发现精神性灵魂的中央，也就是奥古斯丁意义上的“生物之灵魂”（anima animi）的地方，这一进程就达到了顶峰。在此向超验现实敞开的不可言传之处，在醍醐灌顶的灵魂中央，神性也不可言传。神秘主义的神是没有名字的，超越教义的符号化之上。在这一进程的顶峰，拟人说的问题分化为新的“神之唯名论”（nomina Dei）问题，以此来类推不可言传的“至善存在”（ens perfectissimum）的属性（predicates，通常译为“谓词”。——译注）。这一个问题，由于圣托马斯而得到一个专门名字叫“类推存在”（analogia entis），就此而言，塞诺芬尼对神话的批判，以及他的适宜性之说，尽管还比较粗浅，毕竟是第一次有意识地尝试去类推存在。[6](https://www.daowen.com)

将早期的众多符号解释为一种理性化建构是大错特错的，这种理性化建构，要以后来达到的分殊化程度作为先决条件，正如我们是在塞诺芬尼身上第一次发现了它。这一错误迄今还是历史误读的一种模式。我们必须简单考虑一下这种错误的一个现代变种，泰勒（Tylor）的泛灵论（Animism），因为，以罗德（Rohde）的《论灵魂》（Psyche）为中介，这种泛灵论已经成为误解希腊秩序历史的祸首。[7]

泰勒将塞诺芬尼的错误发展成一种历史编纂学的原则。“至于宗教教义和实践检验，这些都被当作是属于神学体系的东西，这种神学体系，不求助于超自然和启示，而是由人类理性一手炮制出来的；换言之，被当作是自然宗教的发展。”[8]将符号当作是历史现象，将灵感的超验源泉抛到一边，这种决心值得称道，它离经叛道（是由于一系列错综复杂的误解，在此一言难尽），竟以为超验性的符号化是“人类理性一手炮制出来的体系”。泰勒乘胜追击，创造出“古代野蛮哲学家”这个人物[9]，他卖弄最令人瞠目结舌的三段论本领，在“精神存在”这一教义中达到高潮。“在这里，我的目的就是以泛灵论的名义，去探究精神存在的深层教义，它体现唯灵论的本质，反对唯物哲学。”[10]

今天，不用说也知道，将这些观念投到原始文化身上，是搞错了年代。我们只说一句就好了。“野蛮哲学家”思“活体和死尸之间的差异”[11]，而在荷马那里，关于活体的理念甚至都还不存在；“个人的灵魂或精神”占有“个人的意识和其肉身主人的意志”[12]，而荷马史诗中的人物，也不具有个人的灵魂或意识，即便在柏拉图那里，意志的意思（顺便说一下，希腊语中没有对应的词）也还没有发展出来，以至于伦理学的问题只有在具体决断（prohairesis）之时才能被意识到。[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