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特与亚该亚社会

从组织的级别上而言，拥有帝国制度的大型社会，可以直接从众多相对原始的游牧部落中建立，而不需要任何过渡阶段。例如匈奴帝国，就是在与大汉帝国的对立中形成的；又譬如成吉思汗及其后人的蒙古帝国。这种帝国一旦跻身大国行列，就毁灭性地攻打高级文明，它们只能是过眼云烟；在人类追寻秩序真理的过程中，它们的角色只是边缘化的参与者。[1]超越部落水平，这种成长若想切实参与秩序的历史，市镇（town）和城市—国家（city-state）文化这一中介阶段必不可少。古代近东的帝国制度创造出了宇宙论形式，它们要么矗立在众多具有比较同质的文化的城市—国家之上，要么就矗立在城市安居乐业的人口之上，尼罗河谷就是一个特殊的例子。这些市镇文化，从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和尼罗河的河谷，一直延伸到爱琴海岛屿及沿海一带，它们显然是高级文明必要的母体。甚至在公元前3000年，这样的地方就有赫勒斯庞、西克拉底斯（Cycladic）、克里特和希腊内陆等，它们各具特色，与近东文明的繁荣遥相呼应。公元前2000年之前爱琴海文明带形成的过程中，克里特似乎扮演了主角，这也许是因为它优越的地理位置。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整个爱琴海地区，或者它的某个部分，都毫无走向媲美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更大规模组织的迹象呢？这就不得而知了。考虑到因果时滞（time lag），人们只能猜测这与下述因素有关：区域狭小、生活贫困，城镇人将其发展为大国的潜力也相应较低；岛上的定居模式更分散；内陆地区在地理上分割为比较封闭的地形，拥有难以逾越的高山和大海屏障。无论如何，公元前2000年之后，移民潮将亚该亚人带到希腊内陆，将赫梯人（Hittites）带到小亚细亚（Asia Minor），这个地区的内生式成长和组织的任何一种可能性，都被这场移民潮所扼杀，它们的展开足足延缓了数百年。在爱琴海地区，从希腊到巴比伦，都市文化到处遭受非都市入侵者的骚扰，唯有克里特幸免于难。这里我们发现，大约就在亚该亚人占领希腊的同一时间，内生的米诺斯文明取得巨大繁荣，从公元前2000年至前1700年的旧宫殿中可见一斑。[2](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