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诺西辛与族群结构（Gentilitian Structure）

在整个希腊文明带，城邦并不是作为一种统一的组织类型生长起来的。各种城邦，既不是同时，也不是在同样条件下组织而成的。建城进程的多样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在有历史记载的时期一个一个城邦分布的结构。

广大爱琴海地区的城镇聚居区倒退回公元前3000年。主要的迈锡尼文明中心，都具有城堡的形式，那是君主的住处，四周是开放式的聚居区，又叫做阿斯提。这种乌合的前多利安城市，绝大多数都在多利安入侵中沦亡——尽管在最重要的例子雅典身上，爱琴海居民区和后来城邦之间似乎保持了一种延续性。这种希腊式的城邦，也许是由来自希腊内陆的难民创造出来的，他们要么征服旧的居民区，要么在东部爱琴海沿岸的异国他乡中建立新的居民区。通过摹仿，这一新创造的形式从小亚细亚海岸推广到了希腊内陆。关于这种形式的动力，唯有任凭揣测。该地区的地形，常常被强调为农业腹地小城镇政治组织的起因，它相对比较闭塞。不过，佛里吉亚（Phrygian），吕底亚和波斯一个接一个征服了小亚细亚城邦，证明该地区完全可以并入更大的王国，只要有力且有意为之。摒弃地形因素，定居爱奥尼亚的难民群体数量之少，也影响了这一形式，因为他们不得不以这种方式组织起来。通过语义学可以表明，第一次建城的情势有些特别。组建城邦的“部落”称为phylai，而这种语言中有另一个术语来指称定居于某地的一个部落，即ethnos。这样一来，推而论之，也许就不无道理了：城邦的phylai本是军事单位，也许是舰队，它们在向小亚细亚跨海移民之际就已经形成。斯巴达的phylai——Hylleis，Dymanes和Pamphyloi——源于多利安移民的军事组织，进一步证实了这种可能性。前城邦时代社会组织延续性的中断，新的社会单位在移民过程中的成长，这些都可以认为是城邦的背景。

城邦建立的这一进程，也就是所谓塞诺西辛阶段，绵延数世纪之久，其中一些甚至到古典时代才告终。对雅典来说，塞诺西辛阶段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末才尘埃落定。所产生的城邦政制标志着告别早期部落政制，以及多利安征服之后的部落混居。然而，部落年代在城邦结构中烙印之深，使它成为塑造城邦内政外交史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直至城邦亡于马其顿征服为止。城邦各部分都保持着血缘关系秩序，不论这种血缘关系随时间之流逝如何幻化。所以，作为一座城市，城邦从来就没有像西方中世纪城镇那样，发展成一种由个体公民所组成的共同体，通过“同盟”（conjuratio）这种纽带团结在一起；作为一个地区性国家，城邦也从来无法像西方民族国家那样，扩展为一个由个体公民组成的民族。个体在他的政治单位之中，从来就没有获得过人格地位，而这种政治单位在基督教的人的理念影响下，正好体现了西方文明的政治型构；它通过城邦内部虚幻的部落的、更狭隘的血缘关系，总是保持着一种中介地位。(https://www.daowen.com)

雅典的例子将说明这个问题。家政共同体由父母和孩子组成，是最小的组织化血缘关系。家政共同体之上就是家族（anchisteia），它包括了三代人，从一家之长一直到他自己的孙子、他的侄子和侄女的孩子、叔叔的孙子。这帮亲戚形成了家庭中的一个单位和规定继承权利、送葬义务和葬礼的神圣法律。在anchisteis之上，我们发现了genos，这是贵族的家庭单位，只要外部情势（诸如遗产、社会地位等等）许可就会形成。贵族的家庭单位的联系纽带，是他们来自于共同的祖先以及祖先崇拜，而不管这种血脉相连真假与否。雅典的gene形成于希腊中世纪晚期，当时正值土地贵族在政治和军事上都占统治地位。每个贵族家庭单位都拥有它的宗庙、祭司、祠堂、公共库房和可能每年由抽签来决定的行政机构（archon）。Phratria是更大的共同体，由这些狭隘的血缘单位所组成，它也是通过同祖同宗维系在一起，结成一种血肉联系。共同体（Phratria）也有它的庙宇、崇拜、节日和涉及家庭关系的法律功能。最后，在共同体之上，我们发现了具有崇拜功能的部落。直至公元前508年克里斯提尼改革时，拥有共同体的成员身份都一向是雅典公民的前提。

族群的秩序经验，在公元前508年克里斯提尼改革的时候，充分展现出它的力量。这场改革旨在借助贵族家庭打破gene和氏族（phratries）的支配地位。为达目的，克里斯提尼将阿提卡地区划分为十个区域，将它们的居民组成了十个新的部落。每一个部落都进一步划分为十个区（demoi）。现在，公民权就取决于是否为其中一个区中的一员。与此同时，很多人都获得了公民权，而旧的部落只限于其宗教功能，最后的结果就是政制成功民主化，打破了旧的族群结构的权力。然而，被打破的仅仅是贵族gene的权力，而不是族群的制度精神。尽管是以领土为划分基础，区（demos）毕竟是由人组成的法团，就像过去的血缘关系一样。雅典人依然有他的公民身份，不过不是通过一种法律途径，让他这个人成为城邦的一员，而是基于他在一个区中的成员资格。于是，除了他个人的名字，他还带着demotikon，这个名字指明他所出身的区；不管他公元前508年原本住在哪个区，后来迁居到另一个区，demotikon都将跟随他及其子孙。区取代了之前的贵族家庭单位和共同体。说克里斯提尼将贵族的、族群的地位扩展到每个雅典公民身上，此话不假。在先前的贵族旁边，现在发展出了一个平民谱系，上溯至组建区之时居住于此的那位祖先。区的成员都拥有他们当地崇拜的英雄，就像贵族有它的祖先崇拜一样。他们根据神圣的法律形成共同体，就像gene和氏族一样。克里斯提尼民主改革所具有的这一形式，也许最好地展示了族群情感的力量，以及对任何一种要在更大政治共同体内赋予个人人格地位的理念的抗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