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节 柏拉图的《普罗泰戈拉篇》
德性可教吗？这是柏拉图《普罗泰戈拉篇》的议题。智者是教师；普罗泰戈拉专教techne politike，也就是政治艺术，向年轻人灌输对于公共和私人事务都十分必要的审慎（euboulia）。苏格拉底质疑政治的艺术和德性竟可以教；他以雅典政治家为例来支持他的质疑。这些政治家当然不会忽略对自己儿子的教育，然而却无法将他们的德性传给子孙后代。随之而来的争论发展出智者和苏格拉底之间在德性概念以及教育方法上的差异。普罗泰戈拉讲了一个普罗米修斯神话来提出自己的立场：
从前只有神，还没有会死的生物。造物的时候到了，神就将泥与火用各种方式混合在一起，将它们造出来。将这些生物从地里释放出来放到阳光下之前，神命令普罗米修斯和艾比米修斯（Epimetheus）配给它们相应的品质。艾比米修斯分配品质，当他给各种生物合理分配品质的时候，普罗米修斯审视了一下工作，发现他的兄弟已经将所有品质都安排妥当，却把人给忘掉了——人赤身裸体，赤着脚，没有窝也没有武器。普罗米修斯不知道给这种无助的生物提供点别的什么才好，他就从赫菲斯托斯和雅典娜那里偷来了发明技术（ten entechnon sophian），还有火。这样，人就有了维持生活所必需的技术（sophia），但却缺少在共同体中生存的技术，因为政治智慧是由宙斯保管的，放在他的密室中，普罗米修斯可没那本事闯入。有办法生火，人就是唯一拥有神祇的活物了；因为，普罗米修斯的礼物让人参与神的属性；只有他是神的亲戚。人不久就用自己的技术创造了语言和名字，造出房子、衣服，从大地上取得食粮。这只够活命，人分散而居，没有城邦，很容易成为野兽的猎物，因为他们没有共同行动的政治艺术，战争（polemike）艺术就是政治艺术的一个部分。[11]为了避免人类灭绝，宙斯派赫耳墨斯配给人们敬畏和正义，作为有秩序、有约束的友爱原则。而且，这些品质不应按分配其他技术的方法来分配。其他的技术，由一个人替其他人来得到，而这种品质，一切人都应平等享有，否则城邦就无法生存。
我们已经解释过，为什么在这里去思考普罗泰戈拉或其他智者是否曾经讲过这种故事，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我们必须当这个神话说出了智者政治德性理念的本质。首先它表明，智者不仅谈论人的天性，而且还作了严肃的理论努力，去进一步界定它。人属于会死的生物；他凭借发明技术的独特性（differentia specifica），从这些生物中区分出来；他被定义为匠人（homo fabre）。而且，这些技术与其他生物所配的天性，不在同一个水平，它们具有神的属性；拥有技术就使人具有了神性，成为神的亲戚——一种表现为神的“所有”和神的崇拜制度的品质。进一步而言，发明技术是一种创造性技能。普罗泰戈拉的普罗米修斯，跟埃斯库罗斯的一样，他并没有将一种又一种技艺赋予人，而是给他一种总的机能，来自己创造发明这些技艺。这样一来，文明的进步就变成了一种人类专有的成就；从人类文明史概念的形成中可见一斑。然后，埃斯库罗斯意义上的朱庇特的狄刻，被引为“敬畏与正义”的源泉，这些德性使政治秩序成为可能，无一例外地分配给所有的人。表面上看来，似乎智者的政治和历史理论吸收了埃斯库罗斯在舞台上遗留下来的问题。
普罗泰戈拉为了支持自己德性可教的命题，讲了这个神话。所有人都同等地得到了宙斯的礼物。对于普罗泰戈拉来说，这是真正具有决定性的要点——除非城邦所有成员都参与专门的政治德性，也就是正义（dikaiosyne）、节制（sophrosyne）、虔敬（hosiotes）、勇气（andreia）和智慧（sophia）（324E—325A），否则什么城邦都存在不了。苏格拉底的质疑是荒谬的，因为城邦的整个生命，伴随它从小就进行的教育，都建立在这一假设之上，总的来说这种做法是成功的（325C—326E）。虎父犬子的论点没有多大意思，因为苏格拉底忽略了一个事实，在每一种技术中，除了总的人的机能之外，也一定还有一种天赋（a natural ability）；不能保证伟大父亲的儿子就一定能继承父亲的天赋。因此，德性是可教的；他，普罗泰戈拉，就以人类的德性教师为业。他拥有一种让人“高贵和善”（kalos k'agathos）的知识。他坦言自己是一位智者，也就是人的教师，延续一种高贵的传统；之前，同样的职业是以诗人、祭司和先知的名义来从事的，诸如荷马、赫西俄德、西蒙尼德斯（Simonides）、俄耳甫斯和穆赛乌这些人。
然而，苏格拉底并不满意。他想知道，普罗泰戈拉列举的德性一览表是指整体中突出的那部分呢，还是说德性只有一种，这样普罗泰戈拉的列举就是一种同义词表。这个问题背后的东西，比第一眼看出来的要多；实际上，尽管这个问题本身的确重要，可在苏格拉底手中就变成了将普罗泰戈拉本人拖入困境的工具——作为一位教师、一位异邦人、一位绅士。
对这个一针见血的问题的坚持，为苏格拉底攻击智者通过演说来教学的方法开辟了道路。他提醒普罗泰戈拉，这番高论，像伯里克利和其他雅典演说家也说得出来；可是当这些演说者在演说的时候，他们就像书本一样，你无法向他们提问；如果你对他们的演说挑个小刺，他们就会以一场新的演说来回答你，你永远也无法将他们钉在一个问题上（329CCA）。他现在挑衅普罗泰戈拉，说他应比他做演说的雅典同事更有能耐，让他通过自圆其说的能力来显示自己的智慧。普罗泰戈拉答应了；不过当争论的锋芒转向他的时候，他就试图再次发表演说，结果苏格拉底威胁要离开。这是智者修辞学和苏格拉底追问之间的典型冲突，这也发生在《高尔吉亚篇》中，在那里，又一次苏格拉底威胁要拂袖走人。尴尬的普罗泰戈拉最后经过一番劝说，继续他的长篇大论。不过在这之前，他口气生硬地扬言，如果他总是屈从于对手在争论中给他定下的条件，他就不会名声远播，成为希腊人中的伟大智者了。这就暴露了他的弱点（353A）。
随之而来是讨论西蒙尼德斯的诗，这给了苏格拉底一个机会，可以借评论拉凯戴孟古风时代哲学，来间接攻击普罗泰戈拉。苏格拉底争论说，拉凯戴孟在希腊的优势，归功于他们高人一等的哲学。他们严守着这样一个大秘密。他们让模仿者以为，体操练习和武艺是他们成功之源，而其实成功之源在于哲学训练，使他们能够张口就说出那些著名的拉科尼亚答案（Laconian answers）。当他们想尽情争论，就先得将所有鹦鹉学舌者和异邦人统统撵走，然后和自己的圣贤（智者）相见甚欢；在这种争论中训练，就能产生完美的有教养的人来，他可以做到言简意赅——就像七贤一样，其中第七位就是拉凯戴孟的开隆（Chilo）。他们将第一个智慧果实献给了德尔斐的阿波罗：流传甚广的铭文“认识你自己！”和“过犹不及！”（342A—343C）因此，普罗泰戈拉被不留情面地提醒道，他是一位异邦人，在进行严肃的哲学讨论之前应被撵走，他自己的教育应从德尔斐的自我认识开始，知道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卑微地位，他的发言完全是“太冗长”了。(https://www.daowen.com)
最后，由普罗泰戈拉发起的关于诗的讨论，给了苏格拉底一个机会，坚持这场讨论不应进一步浪费在诗和诗的意思上面。这就像是大老粗们的娱乐，他们在一场酒会中相遇，就必须雇一位长笛姑娘，因为他们太愚蠢了，无法用交谈互相逗乐子。绅士谢绝这种娱乐；他们更喜欢互相交谈，通过在对话中互相检验来达到真理（347B—348A）。
被百般挖苦之下，普罗泰戈拉外表还彬彬有礼，内心却苦不堪言。苏格拉底对一个德性之争的问题与答案，让他快透不过气来了。这一追问的结果，就是苏格拉底的命题，即没有人会主动犯错，或者主动做坏事和丑事（345E）。如果他做了坏事，那也是出于对何谓真正快乐和好的无知。对坏事趋之若鹜，是因为它们的后果被误判了。眼前的恶，比长远的后果要更吓人，眼前的快乐被高估，是因为视角由于时间而同样被扭曲了。就像在空间视角中人们无法凭借表象来判断真实的维度，而必须直接用一把尺子一样，在时间对善恶的扭曲中，人们也需要一种量度技艺（atof measurement），来认识真实的比例。量度技艺（metretike techne）可以拨开表象的迷雾，让灵魂在真理中找到安宁，拯救我们的生命（356D—E）。因此，被快乐征服，其实意味着被一个人的无知所征服（357E）。低于自己就是无知；高于自己就是智慧（358C）。德性最终是一，那就是量度的智慧。
论辩到此戛然而止。对话录的结构是完整的，因为所有旨趣现在都一起集中在苏格拉底的结论中了。普罗泰戈拉从德性可教这一命题出发；苏格拉底质疑这个命题——他是对的，因为德性各有不同，不可化约为智慧，而只有智慧可以“教”。而且，即便德性可教，智者通过演讲来教学的方法，也不适于教授德性，因为他的口若悬河无法让普罗泰戈拉找到他口口声声可以教的德性到底是什么。然后，在辩论过程中，苏格拉底转向德性可教的立场——他又是对的，在不同的德性是各种各样关于善的知识的条件下。“知识（episteme）是高贵和统领一切的东西”；它无法被快乐所征服；建立在知识（episteme）基础上的智慧（sophia）是一切德性之本（352C—D）。如果德性是量度的技艺，那么它就是可教的，也只有这样它才是可教的。这个结论是假设式的。德性可教，如果它是一种知识的话；可它是一种知识吗？这个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苏格拉底自称意欲（prothymia）去廓清这个更进一步的问题；他之所以渴望这种最终的澄清，是因为事先念及（prometheia）生命之职责，他总是更喜欢普罗米修斯而不是艾比米修斯（361C—D）。普罗泰戈拉的普罗米修斯符号最后被苏格拉底接过来了。智者变成了迟钝的艾比米修斯，因为他不能事先想一下他最重要的一部分使命是什么，所以制造了混乱；苏格拉底，凭借量度技艺，变成了普罗米修斯，人的看护者。
柏拉图的普罗泰戈拉与苏格拉底须臾不可分。两位典型之间的对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只要我们按照苏格拉底的立场去看普罗泰戈拉的不足。然而，对话录并没有和盘托出这种见识，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苏格拉底立场的要义被廓清之前，对话戛然而止了。不过，虽然对话录中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依本文看，它可以百分百地推断出来。做这种推断，要简单提醒一下方法原则，那就是，我们一定不要在对话录中去找什么第一手的历史信息，而只要去找柏拉图所看到的理念的本质的信息。这可是我们的指导。对于用柏拉图的资料来理解智者的理念，我们不得不说这些话，这些话对于用柏拉图资料来理解苏格拉底的理念，也同样是适用。由于苏格拉底述而不作，对于他我们根本什么第一手资料都没有；他的理念的本质，是柏拉图和其他苏格拉底主义者经手的，这可是我们唯一的知识来源。现在，当我们试图断定，苏格拉底将德性与知识同一化，将智慧描述为“量度技艺”，究竟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就一定要搞清楚此事的来龙去脉。就此而言，重构“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的观点的任何一种努力，除了将人引入一个尽人皆知的矛盾之外，别无他用。这就是两个苏格拉底之间的矛盾。一个是“功利”的苏格拉底，他用常识忠告人们要诚实守法；另一个苏格拉底关心的是灵魂的健康和拯救。将德性与知识同一化，这个意思是否出于“原本”苏格拉底的本意，一定要弄个究竟，而办法就只有从《普罗泰戈拉篇》的文本中去推断。
量度技艺被小心翼翼地界定为一种技艺，使人减少扭曲的判断，而这种扭曲的判断源于时间视角。显然，这种视角可长可短；根据视程和预期结果，量度技艺将是一个高度分化的知识领域。不需要太多训练和劝说就可以理解，谎言过不了多久就会被戳穿，经商的不诚实行为将会破坏你的信用，不礼貌将失去朋友，过分沉溺于感官快乐将毁掉你的健康，让你脑满肠肥，怯战将使名誉扫地，到处都不守法将让一个国家无法无天。然而，如果这种反思是苏格拉底智慧的总和，苏格拉底对同时代人造成的冲击，就难以理解了——尽管很有可能他的大量对话，事实上是在探讨因短视而造成的扭曲判断。我们倾向于把这一点当作是毋庸置疑的：“量度技艺”真正的重要性，在于它适用于放长眼光，特别是最长远的那种，也就是至死方休的整个生命。在影响整整一生的普罗米修斯的智慧中，一切由于时间而扭曲的视角，都将被死亡与永恒的视角所纠正。智慧是一种量度技艺这个概念，是在与普罗泰戈拉的对话中发展出来的，就是那位凭证明“人是万物的尺度”而开始他的真理的普罗泰戈拉，[12]这绝非偶然。将苏格拉底的量度技艺，推衍到柏拉图神是尺度的反公式，可谓顺理成章。无论“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的说法是什么，他将德性等同于知识，其“本质”作为与智者相对立的一条原则，只有当时间的扭曲意味着由爱时间之外的尺度来纠正之时，才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