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修昔底德

希罗多德运用一种符合常识的手段—目的关系作为选择标准，将传统转化为历史；挑选出来的行动，经过巧妙安排，便构成了伟大的希波战争的缘起，于是希罗多德就将这些行动编织成了一种历史模式。修昔底德在世俗理性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他将权力的合理性作为行动的标准。希罗多德的思考，总的来说是常识、世故和斯文的，现在取而代之的是对传统中权力政治层面的殚精竭虑。从希罗多德到修昔底德的进步，如果称得上是一种进步的话，反映了雅典民主制正在不断走向巩固。行动的实用理性，不关心是否参与正确的秩序，都是一种危险的执迷，可能会发展为一种非理性的力量，对秩序构成破坏。希罗多德那通俗易懂的著作，就是这种危险的一个突出征候。希波战争以来，这种危险迅速成长，招致伯罗奔尼撒战争之祸，给整个希腊带来灭顶之灾。严苛的权力斗争理性，其实已经成为政治实践中的行动标准，而置希腊社会秩序于不顾。修昔底德迎合时代趋势，想要追根溯源，将希腊历史解释为一个最终导致他那个时代的冲突的过程。

在执行这个计划的时候，修昔底德在他的传统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往回追溯，目的就是要表明，希腊史上并不存在稳定、富有和强悍得足以推行强大权力的计划，或者发动一场大战争的政府组织。由于荷马并没有使用Hellenes这个词来统称希腊人，修昔底德就从中得出结论，认为希腊共同体十分弱小，老死不相往来，既无机会也无能力采取一种集体行动，因为这种行动以一个共同的名字来表达自身。由于使用，或毋宁说是不使用这种希腊名字的做法仍然可以在荷马身上找到，而他“生活的年代距特洛伊战争已经很久”，可见这些不起眼的条件已经陆续进入历史时间之中了。“古代”是弱的，因为那是移民的时代。小共同体缺衣少食，设备和技术都极其匮乏，人们随时准备拔地而起，一旦人口数量不胜负荷，就放弃他们毫不设防的地方，因为不管靠哪块土地生活，都是一个样儿。由于土壤良好，这种东打一枪西打一耙的政策是有可能的，也是绝对必需的，因为土地肥沃将不断引起新的侵略。没有贸易，没有船舶，也没有四周设防的政府组织，这就是游牧部落的生活的全部，在这种条件下完全是可能的（1.2—3）。

这种描述与大陆的前迈锡尼文明大体吻合。对于修昔底德来说，特洛伊战争证明转机已到，因为希腊人现在拥有了一支海军，且有能力结盟。海军力量蹿升，让人想起米诺斯帝国。修昔底德“根据传统”（akoe）而知道，米诺斯是第一个建立了一支海军的统治者。克里特国王运用这一权力手段，使自己成为希腊海的主人。他剿灭海盗，不管他们是希腊人还是野蛮人，他征服了西克拉底斯群岛（Cyclades），对他们进行殖民，将危险的开利阿人（Carians）驱逐出去。他对大海的军事控制，只是为了从平定的地方搞到收入的第一步（1.4）。

修昔底德知道，米诺斯的制海权要先于迈锡尼时代和特洛伊远征。克里特人清剿海盗，是希腊人定居海岸的前提条件。希腊人是内陆人，海盗袭击的危险一天不除，村庄就不得不建在大陆的腹地，以远离骚扰。米诺斯平息海乱之后，在沿岸安居乐业才成为可能，防御工事不断加固，最后大造船舰。对于远征特洛伊，修昔底德持谨慎的怀疑态度。他承认，发动这场远征完全是可能的，因为资源已经很可观。他提醒质疑者，《伊利亚特》中那些著名的地点一片死气沉沉，体现不出以前的雄极一时。不过，远征也不完全像人们所相信的那样，因为希腊人花了整整十年才完成对特洛伊的包围。行动如此缓慢的唯一解释就是他们的装备不足。大队人马在种田和当海盗，以保证军队给养；实际投入战斗的队伍可能很小，以至于根本没有机会攻城。也就是说，贫困依然是一个限制因素，使之无法组建一支给养充足、规模浩大的军队，来打一场轰轰烈烈的战役（1.5—11）。(https://www.daowen.com)

特洛伊战争之后的年代，发生了内部革命、新的入侵和新的移民，尤其是多利安入侵。在移民造成的这场新骚乱平息之后，当下的希腊才获得发展，人口迅速增长，这就使众多殖民地的建立成为可能。

谁若是凭那个年代有限的资料来重构一部希腊历史，那必定是妙不可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