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克里特社会
岛上社会的历史只能从考古资料中推导，这种推导不是什么时候都那么有把握的[3]。部落社会以原始方式共处，后来权力集中在一些酋长手中，他们想必就是克里特城市中心的创建者。克里特社会的第一次繁荣是公元前2000年伊始，标志就是旧宫殿的建造。最大的城市和宫殿是克诺索斯的，根据传统的说法，这就是米诺斯的所在地。由于找不到任何防御工事的痕迹，想必岛内一片和平，也不怕海上攻击。可见，该岛的内部秩序可能是一种教派联盟，克诺索斯的米诺斯被推为盟主，同时有一支海军来保证对外安全，根据传统的说法，这支海军是米诺斯缔造的。很难说海上霸权或者海洋帝国这种常用语，在多大程度上是名副其实的。当然这支海军必须强大到足以镇住海上的敌手，避免遭到他们的劫掠；不妨大胆假设爱琴海的海盗被镇住了，修昔底德将此归功于米诺斯。大获全胜的结果，到底是克里特垄断海洋掠夺，继而一鼓作气征服岛屿和内陆，还是它建立保护国来索取贡赋，只能任人去发挥想象了。不过这里肯定有一个商业帝国。与克里特来往密切的，已知有西部的意大利、西西里、巴力阿里岛（Balearic Island）和伊比利亚（Iberia）；在希腊内陆北至马其顿（Macedonia），与阿戈里斯（Argolis）过从尤密；东北至小亚细亚海岸；东至塞浦路斯、叙利亚和埃及。
公元前1700年，一场大灾难之后，第一次繁荣告终。可能是一场大地震，将旧宫殿都摧毁了。以新宫殿为标志的更上一层楼的繁荣，也在公元前1600年以灾难的方式告终。在第二次灾难中，海军主力也被摧毁，也许是毁于狂风恶浪。因为，公元前1600年之后，亚该亚的海上霸权异军突起：洗劫了家徒四壁的克里特，与埃及人建立直接联系，让亚该亚人腰板大硬，在公元前1570年驱逐了喜克索斯（Hykosos）。克里特复兴并重获独立，却永远丧失了海上支配权。公元前1500年，他们还跟哈特舍普苏特（Hathshepsut）和大图特摩斯（Thutmosis）时期的埃及宫廷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可是在公元前1460年左右，一位亚该亚王子统治了克诺索斯，可能还控制了整座岛屿。公元前1400年克诺索斯宫殿再度被毁，原因可能又是一场地震，不过更有可能是一场反亚该亚王子的克里特人叛乱。这是最后一次灾难。公元前1400年之后，克里特成为亚该亚人的一个移民区。米诺斯文明绵延六百年后走向终结。
米诺斯的秩序符号可不能保证追溯到它们的经验的源泉，因为找不到任何文字资料。米诺斯的象形文字和A线字体至今尚未破译；即便破译，对于我们的问题可能也无济于事，因为残存的记录就像是存货账目和簿记。[4]曾经存在过的那些文字作品，也许是写在莎草纸上的，已经失传。不过，既然克里特秩序以类似近东的符号来表达自己，那我们就可以认为这种总的类型是宇宙论的。不过这些只是可能性，事实并非一定如此，所以人们就可以说：米诺斯是一位神君（god-king），克诺索斯的迷宫是神的神圣居所。这种神圣性化身为动物（神牛）和人（米诺斯）。牛神接受人的牺牲，这记忆留在忒修斯的神话之中，以及废除雅典贡赋上（可见雅典的存在，以及雅典对克诺索斯的朝贡关系，至少都早在公元前2000年）。祭礼戏的一个阶段就是牛神本身被宰杀；那些渴望与神交流的人分享圣肉。献祭之后是斗牛（corrida），以示对神的虔敬。在此，奴隶和战俘可能会被用作斗牛士和祭品。图腾年代的元素保留在这些仪式中，对这些仪式的解读，可从柏拉图的《克里底亚篇》中获得。在该文中，根据从爱琴海过去的口述传统，斗牛和牺牲构成了阿特兰蒂斯秩序仪式（Atlan-tian rituals of order）的核心。[5]
牛神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高的神祇。母权制的米诺斯文明由一位女神来统治，她的功能类似近东万神殿里的神祇。她显灵为大母神Dictynna（后来希腊人的瑞亚Rhea或德墨忒耳Demeter），或显灵为处女布里玛托耳提斯（Britomartis），与神联姻［后来的神话中就是考莉（Kore），珀耳塞福涅（Persephon），阿耳忒弥斯（Artemis），欧罗巴和帕西淮（Pasiphae）］。集母亲与女儿于一身，这与神集儿子与情人于一身，是遥相呼应的。这里有丰富的神话——米诺斯和布里玛托耳提斯，狄奥尼索斯和阿里阿德涅（Ariadne），欧罗巴和牛形宙斯，帕西淮和牛神，其中糅杂着大母神、儿子与情人这些人物，图腾和拟人化符号，大地和动物世界的丰饶，世俗和上天的权力。穿透时间模糊的神、人和动物故事的纱幕，始终清晰可辨的，首先是米诺斯王宫Labyrinth，其次是米诺陶勒斯（Minotaur），帕西淮和牛的后代，以人为牺牲的神的化身。
每隔九年，米诺斯就不得不动身前往神的住地，为他的政府问卜，将来要做些什么。这处神的住地，就是米诺陶勒斯的居所或者宙斯的洞穴。前者更像图腾，后者则更拟人化。神话暗示了这种制度。一位君主从神手中接受九年的权力，权力用尽之日，就要重新接受任命，这样他就可以继续发挥作用。从九年一任可以推想，存在一种贵族的祭司组织，这些人也许是别的城市的首领，君主在九年之期对他们负有责任。连任是不一定的——君主参拜米诺陶勒斯可能会一去不复返。君主求神问卜这一礼仪，可能又一次回荡在柏拉图《克里底亚篇》为亚特兰蒂斯统治者安排的夜间审判仪式中。
将君主权力与他的神授、与司掌死生轮回的神勾连起来的符号，显然与近东相应的宇宙论形式不无关系。不过要说它是摹仿而来的，也失之牵强，尽管这里无疑存在许多的文化渗透，尤其是来自埃及的。在某些方面，米诺斯的符号跟苏美尔人的（Sumerian）等一样古老，甚至可以说五百年前是一家；在其他方面，它们所体现的也许只是共性之上的新发展。对某些秩序符号的思考将说明这个问题。
在祭牛这一牺牲中，使用的是双面斧（labrys）。神的居所Labyrinth，就是从这里而得名。Labrys原本是一块石头，据说是雄性神。它处于拜物符号的层次（fetishistic stratum of symbols），比图腾都要古老。这块石斧是在亚洲文化的早期阶段中发现的。既然它在克里特的出现，比起它在定居于美索不达米亚和爱琴海之间的人中出现还要早，那么，米诺斯文化和美索不达米亚文化之间在本源上就可能存在联系。两者的对应性让人联想到这种联系，不过它们只是发生在拜物和图腾的符号体系、神的动物化身、埃及地狱判官（Osiris）和塔慕次（Tammuz）这些司掌生死轮回的神的符号体系的层次上，而没有在帝国符号体系的水平上发生，尤其是没有以将万神殿理性化的方式发生。这种理性化，是通过服务于政治上的“一神多体”的神谱思辨来实现的。当然可以用缺乏文字资料来解释为什么看不到对应性，不过这很难打消人们的疑虑：这种符号体系究竟是否存在过呢？毕竟克里特社会从来就没有发展出需要这种符号体系的帝国制度——米诺斯的教派霸权并不是一种来自于征服的法老统治。超越第一个层次之上，可以找到与近东相对应的克里特符号体系，在第二个层次这种对应性消失了。还有第三个层次，克里特社会以近东所没有的方式去发展符号。一些表示神圣数字崇拜的符号的发展，是克里特所特有的。其中特别有趣的是鸢尾（fleur-de-lis），因为它显然是米诺斯文明的原创。这种三位一体的符号，与双面斧一起，在凡米诺斯文明影响所及之地，无不传遍，以至于米诺斯的势力范围有时也被称为鸢尾王国。(https://www.daowen.com)
对鸢尾的解释切忌牵强附会。以前谈论这个符号，仿佛它是人类在蒙昧的过去的一项神秘成就，比基督教三位一体符号的演生悠久得多，其实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凡是根据生殖术语来表达本源问题的地方，通常都对三这个数字感兴趣；一对生儿育女的夫妇，加上他们的后代，存在的本源通过这种三位一体而符号化，这其实再明显不过了。可见，父、子与一位女性的三位一体，是思（speculation，译文根据语境翻译为“思”或“思辨”。——译注）的永恒主题，即使在近东它从未达到将抽象数字符号化的强度。克里特人与鸢尾联系起来的一系列思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鸢尾的存在就已经证明，至少在祭司圈子里，本源和权力问题的阐发一定走得相当远，也许超过近东的拟人化神话。
通过与密切相关的毕达哥拉斯式四位一体相比较，对卷入鸢尾符号创造的智识过程，就可以形成一个大致的理念。四位一体，先有四个整数，增加到十，用点来表示，就形成了一个三角形：
在毕达哥拉斯派的誓约中，四位一体被奉为“无穷尽自然的根本与源泉”。[6]就这个符号的具体意思而言，对于头三个数字，亚里士多德留下了一种解释：偶数是无限，奇数是有限，而一是奇偶合一，因此是有限与无限之本源。[7]根据其他资料，偶数被认为是雌性，奇数则代表雄性。偶数是一种杂乱无章的元素，需要与雄性结合，从而规定自己确定行为。在这个建构中，单子是双性的，是本源，能够从混沌的统一体中释放出偶数和奇数。因此，三位一体符号所表达的，不仅仅是一系列的思。它可以将性的分殊、生成的表现、发源性的统一体、存在的表现统统符号化，它也可以将生儿育女的两性及其后代符号化。[8]无论米诺斯的三位一体本来是什么意思，这个符号的存在就表明，“无穷尽自然的根本与源头”之思，一定已经达到了高度的抽象。
这里有一个更进一步的明确征象：天象在米诺斯秩序的符号化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来自迈锡尼的一枚金戒，代表大母神的祭献，上面刻有一位女神，她坐在生命树下，各种符号环绕在她身旁，其中除了双面斧和鸢尾之外，还可以看出太阳、月亮和几颗星星（也许是星系）。这个集合有点像米诺斯的万神殿。而且，对于天象，思绪不妨飞得更远一些。就十字架符号而言，木棍将太阳这个圆盘一分为世界的四个部分，它不仅作为护身符在爱琴海和印度之间随处可见，而且它还是具有神性的神圣符号。形象地说，它从母神传到儿子手中，是克诺索斯蛇神的藏身之地。由于缺少文字资料，跟其他克里特符号一样，我们对十字架的意思也所知无几。不过，将这些抽象符号与神权联系起来，可是米诺斯文明所独有的；因此，不论真假，不妨大胆设想，这种独特性是走向抽象思辨的先兆，并在希腊文明的希腊阶段找到了它大放异彩的用武之地。
对于克里特社会的历史，尽管很遗憾我们对其中细节所知无几，不过一种秩序形式已经露出端倪，并在后来成为希腊社会的大问题。正如我们所强调的那样，市镇文化是文明社会的母体，切实参与了人类对真正秩序的追求。如果我们现在承认，创造一个接受超越种群划分的共同人性的社会，如市镇文化所做的那样，是迈向切实参与的一大步，那么我们就触及经验层面了，这可以激发起不止一种类型的拥有其秩序和符号的更大规模社会。原则上说，从巴比伦到希腊的整个市镇文化带，可以发展为一个巨型社会。相反，如果它发展为几个小的社会，那就必须在人的条件的局限性中去找原因——种族和语言的差异；地理上的政治分割，以人烟稀少的山川河流为界；政府组织能力有限，缺少能干的奠基者、继任者、行政管理者，缺少文书和藏书技术；建设和维持沟通体系之难；由侵略而引发骚乱；内部权力斗争；等等。在这方面，宇宙论形式的近东社会帝国制度，既表达了共同的人性，又将它局限于自己的臣民。诚然，市镇文化带从一端到另一端，在贸易联系和文化传播上保持了传导性，尤其是在宫廷层面；这种联系甚至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公元前14世纪的亚马拿（Amarna）时代，人们竟可以谈什么覆盖全地区的人类共同文明；[9]令现代人啧啧称奇的是，这种文明的传导性甚至在艰难时世中也经久不衰，如希波战争期间，取道叙利亚的阿拉勒（Alalakh），雅典和波斯的贸易联系未见中断。[10]然而，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帝国秩序只是朝参与人类历史迈出了一小步而已，它们对于文明社会的展开更多是一种障碍。
与这些反思的背景相映成趣的是克里特社会的独特结构：它的繁文缛节；优雅的男男女女，从宫殿壁画和瓶饰中可见一斑；岛上城市和平共处；下层阶级毫无造反迹象；对于利比亚、埃及和叙利亚的文化影响，它兼收并蓄；它自告奋勇担当爱琴海地区的文化传道士；它无所不用其极地用米诺斯的方式去剥削亚该亚人——这一切都不靠帝国的征服和强取豪夺。在这个得天独厚的岛上，小规模地生长出一种秩序，那可是柏拉图梦寐以求的全希腊的联盟；希腊社会就是从市镇文化带的这个角落中成长起来的，随着亚历山大的征战，从地中海到印度的世界便都被它希腊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