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柏拉图

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是伟大的传统的搜集者，也是希腊历史的伟大创作者，他们的成就不容抹煞，但是局限性也不可不提。两位作者都重构了希腊历史，目的是给他们时代的战争提供一个因果解释。然而，历史研究也可能抱着这样一种目的，那就是重新寻获过去对秩序条件的洞见，力图打破表面上不可避免的、导致一场接一场战争的因果链。从理性行动的因果关系之中，正如修昔底德所理解的那样，只能推导出一场至死方休的权力斗争。秩序的恢复只能求告于灵魂，灵魂向神看齐方可克己有序。这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观属于柏拉图。凭借与修昔底德一样多的历史知识，柏拉图创造出一种秩序理念，对修昔底德仅仅理解为战争游戏因素的那些力量加以约束，形成一种平衡。柏拉图的鸿篇巨制，将在本研究的第三卷中全面加以探讨。这里只是简单指出他在《法律篇》中提出的原则。

在雅典城邦急剧衰败之际，垂暮之年的柏拉图选择克里特作为他生平最后一篇伟大的政治对话录的背景。对话录的人物（dialogi personae）是拉凯戴孟的麦吉卢（Megillos）、克里特的克利尼亚（Clinias）和雅典的陌生人。对话者的选择，反映了希腊政治文化的历史结构。柏拉图自己说，雅典无名氏是希腊最富朝气的地方的化身，这些地方已经逐渐成长为希腊智识和精神的中心；斯巴达人代表更古老的多利安制度的政治德性和军事力量；克里特人代表米诺斯时期。自荷马以降希腊的复兴，多利安时代野蛮的、原始的、纪律严明的武士共同体，米诺斯海洋帝国神话般的绚烂辉煌，附体于这三位年高德劭的老者身上，他们在那座曾经是政治权力中心的岛上，讨论如何建立一个重振生机、健康向上的城邦。

三位老者在克诺索斯相遇，那是“一座非凡的城市，米诺斯在此称王”，他是神话中的立法者，从宙斯手中领到法律，带给他的城市。每到第九年，这位国王就要拜谒宙斯在伊达山上的洞穴，与神倾谈，然后回来制定法律。可见，克里特人和拉凯戴孟人被选作对话的参与者，不仅因为他们代表希腊的早期制度，更因为这些早期制度与神圣本源更为接近，且更近乎完美。柏拉图时代的克里特制度，据说还保留着神建米诺斯城邦的根本特征；而拉凯戴孟政制，按照亚里士多德，据说在很大程度是克里特的翻版。于是，《法律篇》中雅典的陌生人挑起对话，指出“在此等高贵的合法制度中长大”的两位仁兄，想必不会不喜欢讨论政府和法律的话题。三个人从米诺斯的城市漫步前往宙斯的洞穴和庙宇的途中，一致同意讨论这个题目。在这个构思中，柏拉图将对话主题嵌入对话形式之中的高超技巧，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标题是在希腊衰朽的生死存亡之秋，建立一个力挽狂澜的救世主城邦；化身于这三个人的希腊有生力量联合起来，而且还要求助于他们的米诺斯文明渊源，才能找到解决办法；当对话者重走从国王寝宫向神穴的现实求助之路时，他们就是在精神上依赖神圣本源。让我们强调一点，参与者的人数是三也许并非偶然，因为三位一体是克里特文明的神圣象征（《法律篇》624—25）。(https://www.daowen.com)

《法律篇》极之出色地表达了将古希腊人的秩序与其本源联系起来的那种经验。克里特依然是希腊神圣的脐点。作为脐点的这座岛屿，不是老年柏拉图珍爱的古玩，而是一种弥漫在希腊思想中的理念。在荷马歌颂克里特是“位于酒色的大海中央”的岛屿（《奥德赛》19.172.f）的曼妙诗篇中，一个海上霸国的脐点跃然纸上，令人神往。在乏味的战略考量层次，这个意象重新浮现在亚里士多德的描述中：“该岛位置优越，似乎天然要称雄希腊；它横跨大海，所有希腊人都是环岛而居。米诺斯借此而建立了这个海洋帝国。”（《政治学》1271b）我们犹记得，修昔底德认为克里特乃是位居战略要地的希腊文明的定海神针。这个理念在希腊文化中可谓根深蒂固，以至于神话将阿波罗的德尔斐神庙，也就是希腊世界的脐点的建立，与更古老的克里特中心联系起来。根据皮托（Pytho）的阿波罗颂歌，这位神灵是拉托娜（Latona）在提洛（Delos）产下的，是克里特的宙斯的儿子。为了寻找一块栖息之地，他长途跋涉，来到岩石丛生的皮托，在米诺斯时代，那里是大母神的圣殿。为了确保能在此地建一座自己的圣殿，他打扮成一只海豚，这是克里特的圣物。乔装打扮之下他混进游历到派娄斯（Pylos）的克里特人之中，把他们带到了柯林斯（Corinth）海湾，在皮托将他们组成一个僧侣团体，从此那儿就被唤作德尔斐。于是，通过它的脐点的神话，新的希腊就与米诺斯的过去牢牢联系在一起了。[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