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讨论的开始可指出一个事实：目前确有一种哲学自称是“由权威承认的一套学说”，并有“适当的、可信任的代言人”去宣扬其内容。在报告书中，这派哲学的代表没有占得地位的这一事实，即表明在目前生活中有很深的分歧。因为那种哲学是自称有神圣的起源、支持和指导的一种制度之哲学。它的学说是被认为有权威的，因为它渊源于超自然的启示。在报告书中被代表着的各种哲学明白地提出一个观点。依照这个观点，哲学的学说应以脱离超自然的启示而独立的根据陈述之，并且它们不需要任何特殊制度作为其机关。超自然的和神学的哲学是在中世纪形成的。在报告书中被代表着的各种哲学是在脱离或反抗那些支配旧哲学的陈述的种种态度和兴趣的方式中形成的。

大体上说，在哲学内部的这个分歧代表着现在生活中新旧因素间的分裂，代表超自然的和所谓世俗的两者之间的分裂。这种分裂所表现的种种状况于一个多世纪以前，曾导致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说那时代的人正徘徊于两个世界之间，一个世界已经死亡，而另一个世界尚无力诞生。

不过在陈述哲学的现状时必须注意到：关于哲学的目的和任务，在神学的哲学和有些世俗的哲学之间基本上没有相同的意见。但是在报告书中被代表着的各种哲学的学说，主要地，虽然不是绝对地坚持这种意见：哲学的首要目标在于获得关于存在或“实在”的知识，这种知识比较“个别的”科学所用的工具和方法得来的知识显得更广泛、更基本、更终极。依照这种见解，科学（除掉其中的数学）是研究现世的、变化的、偶然的事物；而哲学的目标则在获得关于永恒的、内在的、必然的事物之知识，这种知识是如此首要的和终极的，只有它能给予更低形式的认识对于真理所作出的要求以可靠的支持。

这里的重要之点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一个深沉的分裂的事实。由“近代的”对旧实践和旧学说的脱离和反抗所引起的生活上的分裂是如此广泛，以致没有事物不受其影响。在政治上，它表现在一切国家内导致政教分离的种种运动之中。工商业的发展使变动性代替了为过去一度风行的习俗所控制的、比较静止的状况。工商业的发展引进了种种兴趣和享乐，去和中世纪宗教控制时期所认为至高无上的那些兴趣和享乐进行竞争。关于自然和历史的知识，新研究方法的兴起，猛烈地摇撼了神学的哲学所赞同的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人类学、历史学的基础。在神学和科学、人间和天堂、世俗兴趣和永恒兴趣之间的分裂，曾引起种种特殊的区分。这些区分在“二元论”的形式之下，决定了所谓“近代的”哲学的主要问题。

不过，关于这些近代的哲学的最可惊异的事实是：一方面，它们表现出曾深受中世纪后的政治上、工业上和科学上种种运动的影响；而在另一方面又不放弃陈旧的、古典的见解，仍认为哲学的主要任务是追求比科学所揭露的事实更基本的和更终极的一种实在。其结果发生关于认识器官的种种争论，而形成过去几世纪以来哲学上的种种主义。因为有些哲学家认为哲学的目标和任务在于研究那在种种构成科学的正确认识的题材背后的和更高的实在，所以，“知识的可能性”在认识活动发生前所建立的认识条件等，便成为哲学的主要“问题”。实际知识越增加，互相冲突的种种哲学越忙于供给“知识的基础”，而并不利用已知的东西去指导哲学，以发现和完成自己的任务。哲学在最初因以获得其名称的追求智慧的工作，逐渐退居于幕后。因为智慧与知识不同，智慧是应用已知的去明智地指导人生事务之能力。哲学现在所处的困境之原因是：有用的知识越增加，哲学则越忙于完成其与人生无关的任务。

目前有些实际问题对于人生的关系是如此的深切，以致成为道德的论点。这些问题在范围上扩大了，在强度上加深了。它们在实际上涵盖着现代生活的一切方面，涵盖着家庭的、工业的、政治的生活。但是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哲学多半使这些问题退居于比较所谓知识问题的更次要和从属的地位。同时，实际知识和发明上与技术上的科学的应用又发展得如此迅速，以致所谓知识的基础和可能性的问题变为遥远的专业性的事务。忽略迫切的论点和过分重视对人生事务无关的论点的结果是：哲学逐渐为一般民众所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反过来又成为规定哲学在世界中的任务的一个决定因素。

如果哲学不管科学和重要人生事务上的变化情况，继续忙于研究知识的条件问题而忽略知识的后果这个重要问题，那么，哲学能做什么呢？其实，哲学应系统地研究科学的结果，应研究科学为什么变成现在这个状况，应研究科学方法为什么只能通过那些不容许科学研究应用于其上的社会制度去影响生活情况，应研究若容许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制度的研究之上，科学的效果可能是什么。这种研究才可能希望在社会中自由的、经过考验的、有事实基础的种种态度的培养上，起着某种作用，完成某种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