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教师应该在他们时代的前面还是在他们时代的后面？也许在思想上带有逻辑癖好的人将反对这个问题。他将指出还有第三种选择——教师们可以跟他们的时代并行，不前不后。人们也许要询问这个中间路线是不是教师们所应该走的一条最聪敏的路线。这个观念似乎是可赞许的，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如我在别的地方所指出的，时代本身并非一致，它是由各种相反的倾向混合而成。指出两三件熟悉的事情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我们在各方面听说有匮乏的经济和富裕的经济。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里两者并存，互相斗争。如果没有富裕，银行里就不会充满了金钱；工厂就不会空闲起来；棉花就不会被犁倒；牲畜就不会被摧残。但是如果没有匮乏，人们就不会失业；两千多万人就不会靠公家的或私人的救济度日；学校就不会关闭、班次加大；有价值的社会福利减少。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里，私人的和公共的目的与政策是互相冲突的。我所谓“私人”的意思是胡佛先生的所谓倔强的个人主义。我所谓“公共”的意思可以用这一事实来说明：胡佛先生在他做总统期间组织了“建设财团”以及其他公共行动的代办所，努力抵抗经济不景气的风浪。他以及赞同他在商业中强调私人创业与管理的人们假定政府的职责就是要帮助恢复国家的繁荣。在个人中这些矛盾在时代状态上也是典型的。让我再举一个比较接近教师职业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我国要执行公共教育政策。在实行这个政策时，我们在30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在中学和大学增加了五六倍的学生数目。另一方面，我们在这些学校里训练出来的这些年轻人现在在很大的程度上找不到机会来运用他们所学的东西。他们找不到职业。这种情况在教师们所生活的时代里看起来是一致的或平稳的吗？

事情的要点是这样的：时代脱了节，而教师们不能逃脱责任（即使他们想这样做）来共同把时代纠正过来。教师们也许像哈姆莱特一样把这当做一件可恶的事情，或者把它当做是一个机会。但是他们不能逃脱责任。游移不定是一种怯懦的选择方式。这里我并不是试图告诉教师们在我们的时代的各种对抗的倾向中他们应该站在哪一边——虽然对于这个问题我有我自己的信念。我只想指出：冲突是存在的，而且事实上它们正在加强这一组或另一组的力量。问题在于，让它们盲目地、躲躲闪闪地这样做呢？还是理智地和勇敢地这样做？如果一位教师是保守的，而且他想和在我看来是反动的力量结伙，而最后从我的观点看来这将会增加当前的混乱，但无论如何也让他理智地去这样做，让他在研究过这种情境并根据理智的研究作出有意识的决定之后去这样做。如果教师是自由派和激进派，那也同样让他如此。

如果我懂得这种情境，最好是促使教师们、家长们以及负责指导教育的人们这样理智地去理解我们时代的社会力量和运动，以及教育制度在其中所担负的职责。如果教师心目中没有一个社会目标，是不能成功的。我用这么大的篇幅来进行一般性的讨论，我想有些教师们有点不耐烦了。不幸，教师们有时喜欢听别人讲怎样去做，具体怎样做。但是懂得运动中的力量，懂得它们所指的方向和目标不正是理智地抉择和行动的先决条件吗？如果一个人不清楚为什么他要做这些事情，不清楚这些事情对于现实环境的影响是什么，不清楚它们的结局是什么，而只是做这一件事，做那一件事，做另一件特殊的事，这有什么益处呢？教育家们首先所能做的最特殊的事情就是某种一般的事情。首先所需要的就是要明白我们所生活着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要考察它的力量；要看出在争夺领导中各种力量的对立现象；要决定哪些力量是世界在其潜能中从过去遗留下来的过时的东西，以及哪些力量会指向一个更好的和更幸福的未来。如果教师在这些方面已经作出了决定，那么他就会不难去发现为了执行他的这些决定所必需进行的一些特殊工作。大法官霍尔姆斯曾经说过：理论是世界上最实际的东西。这句话对社会学来说，尤其是真的，而教育学是社会学说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