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信仰与教育
即便最有远见的人们也不能在50年前预料到近50年来事变推移的动向。乐观主义者所怀抱的种种期待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事变的实际动态曾有力地奔向相反的方向。上一世纪热诚的、怀着希望的社会理想主义者已被证明是如此错误，以致发生了一个极端的反动。一个现代作家曾建议悲观主义者应组织一个兄弟会，在一种社会的沙漠绿洲中过着共同生活。把在今日看起来已遭到悲惨挫败的旧信仰的项目列举出来，这是颇容易的一件事。
第一个项目是关于废除战争的期望。从前大家认为商业和交通的革命会打破那些使各民族相互感觉生疏和敌对的藩篱，并会建立足以保证持久和平的一种相互依赖的情况。只有一个极端的悲观主义者敢提出这样的暗示：相互依赖性可能增加摩擦和冲突的地点。
那个信条的另一项目是相信：随着科学革命所引起的知识的增进和传播，将有一个教化和理性的普遍的发展。因为大家曾长久地相信理性和自由是密切联系着的，所以大家认为在英国、美国和法国革命中陆续产生的走向民主制度和平民政府的运动，必定会继续展开，直等到自由和平等成为地球上每一个国家的政府之基础。
普遍愚昧和无教化的时代和专制压迫的政府统治的时代，曾被认为在实际上是意义相同的。因此牵涉到信仰的第三个项目。在社会哲学家中曾有这样一个信仰：政府的活动必然是或多或少带压制性的；政府的行动常是对于自然律的作用进行的一种人为的干涉。所以教化和民主制度的传播，会使国家的政治权力逐渐地但是必然地萎缩下去。大家假定自由植根于人性中是如此深固，只要有理性的教化的传播，自由会照料其自身，而最少的政治行动则限于保证外部的警察秩序而已。
应提及的信仰的另一项目，是大家相信工业革命引起的伟大得差不多无法估计的生产力的增进，必定会把生活标准提高到在实际上消灭极端贫穷的地步。大家相信，对于每一个身体上和道德上正常的人，都保证有机会去过一个适当的、自足的和自尊的经济生活。
在现在的情况中，事变的动态即足以证明这些殷切的期望怎样悲惨地遭到挫败。代替世界和平的是曾发生两次世界大战，其范围的广大与破坏性的严重，在人类全部历史上是空前的。代替着民主自由和平等一律的和稳步的进展，我们看见强大的极权主义国家的兴起，其彻底压制信仰和言论自由赛过从前历史上最专制的国家。我们看见：作为保证多数人自由的工具，政府在立法上和行政权力的范围与重要性的增大已是一个证明了的确切事实。代替着经济安全性的增进与消灭贫乏的运动的进展，我们看见工业危机在范围和程度上的大增加与工人失业人数的大增加。社会的动荡不安已经到了这般地步，如果不设法加以制止，那就可能引起革命。
在表面上看起来，悲观主义者看法好像是最正确的。但在我们得到这种结论以前，我们应考察理想主义的乐观主义者所根据的前提之真实性。这个原则肯定：更可欲的目标是为种种势力的一个复合体所完成的，这些势力的总称是“自然”。在实际效果上，接受这个原则就等于采取忽略人类智慧与努力的自流政策。结论是无根据的，直到我们已查明失败和挫折是信赖自流政策的结果；这个自流政策把那只有人类智慧和努力可能完成的工作委之于“乔治”，委之于自然和自然律。结论不能作出，直到我们已考虑到另一可能：如果我们承认在国际间建立和平情境，并在国内保证自由和经济安全的责任应为深思熟虑的人类合作的努力所完成，其结果将如何呢？就专门学术性的意义上来说，所谓放任政策是在应用上有限制的。但其有限制的和专门学术性的意义即是一个例证，足以表现一种普遍的信任，即信任非人格的种种势力，或自然有能力去做那应由人类智慧、预见和有目的的计划去做的工作。
在从前的时代里，并非一切人都是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的哲学等于积极容许那些自命为现实主义者并感到骄傲的人们造成事变，以产生由他们私人利益和阶级利益决定的那些结果。既然不用合作的和集体的智慧与努力去加以干涉，这就等于邀请那些眼中只有其私人利益的人们去作直接的和短期的干涉。其结果是批发式地毁灭和浪费了自然资源，增加了社会的动荡不安的状态，和为了所谓繁荣或暂时的、短促的现在，而把未来抵押出去了。如果“理想主义者”被误导而无所作为，“现实主义者”则在其有所作为上犯了错误。如果前者犯了错误，因为他们假定自流政策（他们称之为进步或演进）必然引导到更好的情况，那么，后者则是更有害的，因为他们关于自然律的信赖之坚持，是一定有利于其私人利益和阶级利益的。
双方都遗漏了一个前提或忽略了一个事实：科学和技术都不是非人格的宇宙的力量。它们只能在人类欲望、预见、目的和努力的媒介中起着作用。科学和技术有种种交互作用，在这些作用中，人类和自然共同工作，而人的因素又直接受到改变和指导。人类和物质情况共同参与工商业器具、工具和机械的发明与运用，这是任何人不想否认的事实。
但有人曾经在实践上（如果不是在言论上）否定人类对于其发明和运用的东西所引起的结果负有任何责任。这种否定使大家普遍拒绝从事大规模的集体计划。即在目前经济危机的时期，每天都有人嘲笑这种计划的整个观念，认为它是从目光闪烁的教授们或其他同样昧于实际事务者的脑袋中涌现出来的东西。殊不知，一切工业组织的成功，都由于其在一个有限范围内的持久的计划，虽然其目的是在获得利润。更不必说，由于无计划而信任自流，在经济的不安全和战争上，我们已付出高得可怕的代价。
我们拒绝接受在国家和国际事务上往前看和作计划的责任，这是因为我们拒绝把那些曾应用于处理物质事务而征服了自然的观察、解释和检验的方法，应用于处理社会事务，应用于人生关系的范围之内。结果，产生了我们的物质知识和我们的社会道德知识之间的一个极不平衡的状态。这种和谐性的缺乏是产生目前危机的一切悲惨情况的有力因素。因为物质知识和物质技术的进步已远远超过社会或人生知识与人类工程的进步。我们不能把曾引起物质知识的革命的科学方法应用到与人生有直接关系的事务上去，所以我们便让物质知识统治着社会活动。
世界的物质面貌的改变是如此迅速，也许没有理由对于我们的心理和道德知识的落后这一事实感到惊异。但是有理由感到惊异的一个事实是：在战争的浩劫、经济的不安全、民主制度的被威胁都证明有必要使道德和理智的态度与习惯去适应于世界改变了的形势以后，竟发生了一个确定的运动，使科学态度成为现在祸害的“替罪羊”，并认为回到科学和技术发展前的时期之信仰与实践，乃是我们的救世之路。
时常有组织地攻击科学和技术，把它们看成为纯粹物质的东西，认为它们篡夺着抽象的——因为把目的和实现目的的工具隔离开了——道德教训所应有的地位，这种有组织的攻击说明我们现在应面对的论点。我们应后退呢，抑或应走向前，并应用科学和技术的方法以增进人类福利？我们所以不能应用科学方法去增进对于人生关系和兴趣的了解，去在人生事务上规定计划和政策，如同在物质事务上应用技术一样，其理由在历史演变上容易得到解释。新科学从那些距离人生事务最遥远的事物上开始，即是从太空的星球开始。新方法从天文学上获得的胜利走到物理学和化学上获得的胜利。其后，科学又应用在生理学和生物学的题材上。在前进的每一阶段中，都遇到传统制度的代表们的坚决抗拒，因为他们觉得其威信是与旧信仰的维持联系着的，并感到其对于他人的阶级统治受到威胁。所以许多科学家认为其求得进行研究的一个机会的最容易的办法，是采取一种极端专门化的态度。其结果是这种态度表示：科学家们的方法和结论并不是，而且不可能是“危险的”，因为它们和人类的严肃的道德事务并无接触点。同时，这种态度又维持和证实人类与自然的旧的隔离论，并加深“物质的”和道德的或“理想的”之间的分裂。
因此，当科学研究从天文学和物理学上的完全胜利，以及在生物学范围内的部分胜利走到人生事务的范围内时，从前抗拒科学进展的那些利益和制度联合起来，对于科学的那个最高的和最重要的方面作一个最后的进攻。根据那攻势即是最好的守势的原则，他们攻击对科学的尊敬和对科学态度的忠诚，认为它们是现在一切祸害的主要源泉。例如在流行的书刊中可看见表示让步的这样一句话：“虽然科学态度时常导引到这样一个灾难，但科学态度当然是不应受谴责的。”从其上下文看起来，这里所谓“灾难”是指“导引到战争的错误……而这些错误则渊源于一个错误的真理论”。依照这个作家的看法，因为这些错误的根源是相信科学方法不仅能应用到物质事实上，而且能应用到人生事务上，所以不应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和结论错误地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
这段话在说明这样有组织的积极战斗的三个方面，是有典型性的。第一，它断言：像新近大战这样的种种灾祸是人们对于科学方法和结论的信仰之结果。第二，它谴责“自然”科学在人生事务上的应用，这就意味着：人类是在自然的外面和上面的，因此必须回到中世纪在科学发展前的、关于一切社会的和道德的学科中超自然的基础和观点的学说。第三，与事实相反，它假定科学方法在现在已经严肃地和有系统地应用到人生问题的研究之上。
我引用这段话，因为它如同许多反动派说的话一样，足以说明现在论点的意义。不错，自然科学的结果在造成世界现势上曾起着伟大的作用，不管这种作用是好的或是坏的。但是“自然”科学曾被认为是物质的科学，而把物质的和人文的对立起来。现在攻击科学的那些利益和制度，也就是为了一个超自然的中心组织，而努力在人生事务中维持这个悲惨的、分裂的那些利益和制度。日见显著的论点是：我们将往后退呢，抑或将进而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承认人文的和自然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性呢？
上述的一切对于教育有什么关系呢？要答复这个问题，请看下面这个事实：凡是从事攻击科学的人，都集中攻击学校对于科学与其在职业训练上的应用予以更多注意之政策。在科学和技术创造的今日世界中，他们竟建议教育应不顾科学和技术现已得到承认的地位。他们竟建议回到中古时代的教育理想，把所谓“自由学科”和文艺学科等同起来。在中古时代采取这种教育政策是很自然的，因为在当时尚没有自然知识，而文艺学科是通过学习希腊、罗马文化的成就，从野蛮状态提高起来的最现成的工具。他们回到中古时代的建议距离现在世界的事实是如此遥远，它忽视现实是如此明显，致使有人认为它是无益的空想而置之不理。但若如此轻视反动派的进攻，那将是一个悲惨的错误。因为这种进攻代表了那些把科学关闭在“唯物主义的和反人文主义”的房间内的势力。这些势力加强了那些使道德的“理想”在行动上变为无能，而让“物质的”作用不受人类指导的习惯和制度。
让我再回到从前说过的一句话。我说社会的理想主义者的基本错误是：假定所谓“自然律”是可信赖的，只需人们偶然的合作，即可达到其可欲的目标。要吸取的教训是：人生态度和努力是实现国际和平目标、促进经济安全、利用政治手段以增进自由与和平，以及发展世界民主制度的战略中心。凡是以这个前提为出发点的人，必定能看到教育在培养习惯和态度上的基本重要性；这些习惯和态度使个人能够和热望达到和平、民主与经济安全的目标。
当大家看到这个重要性的时候，大家也可看到在我们的学校中曾很少去利用科学和技术为积极工具，以培养态度和倾向，并获得必要知识，去处理今日男子和妇女的问题。在外表上看起来，在所教学科与其教学法上有颇大的改变。但试批判地考察这些改变，便知它们大抵都是对于现代世界迫切需要和论点的紧急让步和适应。现今教育的标准和方法，在大体上仍是科学和技术发展前的时期之标准和方法。
许多人认为这种说法有点夸大。但是让我们考察那些仍然支配着所谓“近代的”学科，即科学和职业准备学科的教学之目标。在大体上，科学是作为一套现成的知识和技能来教的。它的教学不能在方法上提供一切有效的明智行动的榜样。它的教学在大体上并未顾到科学实际进入人生的状态，并未把科学作为一个最高的人文学科去教，而是把科学作为牵涉到人生关系的“外面的”一个世界的学科去教。它的教学并未联系于科学实际进入现在人生的每一方面与情形。不消说，它的教学更未能联系到关于人生事务的科学知识在战胜自流的状态上可能做的事情。科学的方法和结论将不能在教育上取得基本重要的地位，直等到大家把它们看成为并利用为指导集体的和合作的人类行为之最高工具。
关于所谓实际的和职业的科学在教育上被利用的情况，我们可提出同样的批评。反动的批判家主张应把职业学科教给一般民众；这些民众，依他们的说法，不能提高到“理智的”境界，只能做有些人必须做的有用工作，而他们受了职业教育后，可把那种工作做得更有效些。这种见解表示一个公开的和明白的企图，要回到封建时代的观念和行动，“理智的”和“实用的”，自由文艺和卑贱工业的二元论的区分。维持这种使世界遭受祸害的区分论之反动措施竟被认为是一种验方，一种灵丹妙药，而并不被认为是社会的和道德的庸医的杀人之术。如同关于科学的事例一样，最重要的事情是向前迈进。如同在科学上的进军一样，在技术上的进军应打破古代和中世纪的教育实践与理论在自由和职业之间所划出的鸿沟，而不应把由鸿沟造成的空间或窟窿作为自由社会的基础。
在对社会必要的和有用的职业中，并无内在的东西把它们分成为“学术的”专业一类，和低级的、卑贱的、不自由的职业一类。如果现在依然有这种区分的话，那是从前人类关系的阶级构造之残余。这种区分是对民主主义的否定。当一个重要的，或者惟一重要的教育问题是使带着职业倾向的教育充满着真正自由的内容时，竟发生（不管你相信与否）一个由赫琴斯（Hutchins）校长所赞助的运动，即降低职业训练的地位，使其在传授专门技能的特殊学校中实施之，从而使其与自由教育完全绝缘。用一个自由的精神去鼓舞职业教育，并使其充满着一个自由的内容，这并不是一个梦想。在有些地方的学校中，所谓“实用的”学科的教学，常充满了科学的理解和其在社会的、道德的应用上所固有的意义，这是一个已证明了的可能性。
如果在上述的讨论中，具体提到民主信仰的话很少，那是因为这些讨论对于民主观点的关系在大体上是显而易见的。在过去，当民主的人生哲学和民主制度初步形成的时候，在这个国家中的种种情况使人相信民主制度对于人类是如此自然的，对于其本质是如此相宜的，所以若民主制度一旦被建立，它自然会长久维持下去。在这里，我不能重述那些曾给予这个朴质的信仰以打击的种种事变。这些事变包含在对民主主义的每一有意的攻击中，包含在嘲笑其过去失败的每一言论中，包含在对其未来表示悲观的每一言论中。我们应严肃对待这些攻击和言论，因为它们都企图建设民主主义，但不顾达到这目标的具体工具。
民主主义不是一条容易采取和遵行的道路。相反的，就其在现代世界复杂情况中的实践上来说，它是一条极艰难的道路。在大体上说，过去实行民主主义的情况颇良好的这一事实给我们以应有的勇气。如果我们的勇气应是明智的而不是盲目的，那么，除了有勇气，我们还应认识这个事实：民主主义成功的维持，严格要求利用最有效的方法去求得和我们的物质知识大抵相称的社会知识，并去发明与利用和我们关于物质事务的技术能力大抵相称的社会工程的形式。
这便是指示给我们的任务。如果用堂皇冠冕的名词来说，这个任务是使科学人文化。这个任务不能在具体上完成，除非作为科学的果实的技术亦被人文化了。只有把任务仔细分析，把智慧应用到许多场合中各式各样的问题上，使科学和技术成为民主希望和信仰的侍仆，才能具体执行这个任务。这个动机鼓舞着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忠诚心。但是除了联系着希望和努力，我们还应养成观察和了解自由的、广泛的、有训练的态度，使这些态度成为和科学方法的基本原则血肉相连的东西，成为习惯的不知不觉的东西。在这个成就中，科学、教育和民主动机合而为一。希望我们能肩负起这个时代的任务。因为这是我们的人生问题。只有通过人的欲望，人的了解，人的努力，这个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194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