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的需要

在一个在某种形式之下终身致力于教育的人看来，叙说一些可以解释为攻击我们教育系统的事情，是一件不愉快的事。但是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里，鉴别性的批评是寻求进步和利用学校所已有的许多好东西的必要条件。而且基本上并不是批评教师，而只是批评他们在它之下工作的系统。我高兴地相信，在我国，从来没有过这许多教师像现在这样受过相当的训练，而且力求在专业上提高自己。但是这个系统的结构不仅使得他们的工作混乱，而且也使得他们的思想混乱。我所要说的是指这些事情。

说这个系统是一个系统这仅仅是一句客气话。事实上，它更多地好像是一个拼凑物，其中的碎片还没有形成一个款式。它是一个新旧事物的拼凑物；有过去未经改造过的遗留物，也有由于新的条件之下介绍进来的新东西。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育系统的社会控制以及其行政管理等等。结果，介绍进来的新学科使得课程分裂成为一些各不相关的部分，而且造成了杂沓的现象。过多的学科和过多的教程，结果是一片混乱。

有人竭力主张作为一种弥补的方法，再回复过去严格而狭窄的课程。讨论这是否需要，这是无用的，因为这根本是不可能办到的。现代世界的力量存在着而且它们将继续影响学校。对于一个工业化了的和技术的社会所提出的要求是不能忽视的。即使在我国，旧式的教育是为少数特选阶级而设计的一种教育的继续或模仿。大约在30年的时间内，中学和大学已经增加了六倍多。这样突然的增加是任何国家里史无前例的。它的成员开始并没有为旧系统所适合的那种阶级的社会背景、传统或需要。为了适应于他们的需要，增添了新的学科和新的教程。但是它们是被零零星星地介绍进来的而没有一个统一的目的。而且旧的学科也继续保持着，很少变动，和新的学科在一起。结果，只有那些具有强烈的自然倾向的学生，才能清晰地意识到他们自己的才能和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学校成了一个堆积物而不是一个系统。

在那些条件比较好的学校里，训练和教学的方法在三十年左右的时间已经革命化了，而且大多数变得好一些了——虽然我国大部分的农村学校仍然处于一种成为公共耻辱的情况之下。在这些学校里，较之往常更多地承认个人的性格和更多地适应个人的需要。但是在我们的大城市里，它们的学生非人道地聚积在一起，它们的班级过于拥挤，在这种情况之下，更多的是改变了教学的一般精神而很少对学生有实际的影响。方法仍然大部分是机械的——有时甚至比在许多旧式的农村学校里还要更机械些。最糟的是在学校里没有把学生当做有理智的人看待，而对他们个性的激发毋宁说是偶然的而不是有指导的。

最近学校里的毕业生中间有许多人现在发现他们自己处于一种可悲的停顿状态，没有职业，也没有前途。这当然不是教师们的过错。目前有这许多仍然在中学和大学的青年男女对于他们的前途感觉到痛苦、困惑而没有保证。这也不是教师们的过错。有这许多的青年人在理智上没有独立的见解；没有确定自己方位的远大眼光；对经济和社会败坏的原因没有洞察力；对他们自己的未来没有摆正方向的方法。这是教育系统的过错。失业已经是一件十足的坏事。而当这些青年人不明白他们的生活处境，而且不仅在职业上迷失了，并且在理智上和道德上也迷失了的时候，罪恶就更加加重了。

我并不是说学校应该培养学生懂得那些使成熟而有经验的人们发生困惑的问题。但是我却要说，教育，如果它是真正的教育，应使这些学生，当他们被输送出去的时候，对于他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它的动向，以及他们在这里所要起的作用等等要具有某种统一的看法。学校应该已经给予了他们以进入他们当代世界的某些在理智上和道德上的钥匙。为了达到所谓文化上、职业上和纪律上的目的所学习的一大堆学科（它们又是互相冲突的），加上所用的方法部分诉之于个人力量，部分使他们的思想与行动僵化，这样便很坏地准备这些青年人去对付他们所面临的处境。在别的国家里，经济上的不安定，加上对社会的力量与运动缺乏洞察，这样便已经使得青年成为法西斯主义的最现成的和最热心的拥护者了。如果同样的事情不在我们这里发生，我们将很幸运。

以上所述是一般性的。但是任何一个知道一些我们学校情况的人，只要考虑一下学生仍然在耗费多少时间和精力以单纯地去积累知识和获得一些机械的技巧形式，他就能够把上面一般性的陈述具体化。再者，这些开始被识记下来，后来又记不大清楚的知识又不是根据什么特殊的原则选择出来的；大部分只是因为过去是如此教的。也没有企图根据一定的选择和组织的观点把整个结构拆开来仔细检查一遍，使得所输送出去的学生意识到他们所学的东西对目前世界的意义。

至于方法，目前每一个人的主要需要是思考的能力；观察问题、把事实和问题联系起来、利用和享有观念的力量。如果青年男女走出学校而具备着这种力量，一切其他的东西都可以在一定的时候增添进去。他将在理智上和道德上明白自己的职责。但是在这一大堆所必须“学习”的东西之中把个人的思考能力埋殁了。结果，我们的公民中有太大的一部分人在离开学校的时候没有批判鉴别的能力；完全受特别宣传的支配；随着当时最高的呼声从一个计划方案转向另一个计划方案，动摇不定。许多已经避免了这个倾向的人们发觉要重新开始他们自己的教育。与此相联系的，我还可以说，我们目前的系统在提供有指导的补习教育的机会方面是有很大缺点的。对那些已经离开了学校的人们的补习教育应该早就成为公共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样说并不是轻视当前在“成人教育”方面所作的努力。

在现存的、对于学校系统的社会控制和它的教育工作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关系。事实上，现存的这种联系是有害于学校的真正教育工作的。从全国总的情况来讲，目前的校董会并不是整个社会利益的代表，而只是社会上一个特殊阶级或集团的代表。他们把他们自己比作是劳工的私人雇主，而教员则是被雇用的男女。

这种情境反映在学校的行政组织之中。一方面，在行政职员和课堂教师之间很少有真正的合作。前者制订教程、准备讲义和规定教学方法。后者则接受命令，而且随着这种接受命令的程度的增加，他们在职业上的首创性便被挫折了，而他们自己的工作变成常规的和机械的了。在另一方面，这些行政人员在他们的职业上是依靠他们过分地符合于经济阶级的欲望的；校董会是社会控制的代理人，而在校董会里占统治地位的是这个经济阶级。

现在应该清楚了，为什么我并不是笼统地对教师们进行控诉。学校的缺点是我们社会的混乱在学校内部的反映。它反映着社会的无计划性和漂泊不定。而这种反映并非消极的。它又为进一步延续它所产生的这种社会的和经济的情况而服务。我并不是说，在这种情境之中教师和行政人员都是没有骨气的。在现在事态中，最重要的是要替这些勇敢而明智的教育家们肯定在改造社会秩序的进化过程中学校应该担负的一定责任。这一肯定对教育的进展是必要的，对社会也是必要的。但是它遭遇到报纸，特别是在赫斯特系报纸的诽谤运动。它也遭遇到一个压制性质的立法活动。参与这些运动的人们，对于造成更大的社会混乱的责任是巨大的。在社会事务中，从其最广泛的意义来讲，即在政治和经济的事务中，最迫切需要智慧的时候就在这时候，有人竟企图甚至还要减弱现存的这一点社会理智。只要我直接的权力还存在，“身后之事，于我何干”。像过去成为任何顽固的巴本王室的国王的行动原则一样，现在成为他们的行动原则了。

（193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