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为了本文的目的，以上所述指出我们有必要在直接经验的事物（如果日常经验的意义可以推广到包括诗人和道德预言家的那种比较特别的经验的话，我们可以把这种直接经验的事物称为日常经验）和某些别的东西之间加以区别。对于这种别的东西我们将给一个什么名称呢？它可以被称为物理的题材，意思是指物理科学的材料。但是这个名称只能把这个问题弄得明确些，而并未解决问题。而在这里，我再回到关于这个特别讨论的特别准则上来：这个准则就是说：“无论我们是古代人或现代人，我们只能涉及在某种意义之下被经验到的事物。”从这个准则的立脚点来看，问题在于用一种被经验到的事态去发现在物理题材和日常经验的常识对象之间的联系。当直接经验有一个特点，即人们相信它有无限扩张的可能性时，活动、享受和痛苦构成直接经验的一部分；而对于这些活动、享受和痛苦所依赖的条件的关心，也是这种经验的一个统一的部分。此地所提出的假设是说：物理的题材在它自己独有的性质中，代表着直接经验中我们享有和避开事物时所依赖的那些条件。除了深入它们所依赖的条件的方法外，还可以设想其他超出直接经验的事物以外的什么方法吗？

众所周知，控制特殊事情发生（无论是产生它们或是防止它们）的惟一方法是去认识它们的联系。也是众所周知的，现代科学不同于古代科学，致力于确定这样的条件而和这些条件的发现连带着创造了各种的技术，而且通过这些技术，被经验到的和可经验到的事物的范围已经无限地扩大了。每一个研究哲学的人都知道，希腊哲学把用“动力因”（efficient causation）去解释事物的办法从属于用“形式因”和“目的因”（formal and final cause）去解释事物的办法。换言之，它关心于用定义和分类的方法去陈述事物是什么和（用它们所服务的目的去说明）它们为什么是如此的，而不关心它们是怎样存在的这个十分从属的问题。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于把哲学史同哲学理论所产生的文化状态孤立起来看待，他们还不能把这件不可否认的事实，和产生与防止特殊对象的技术当时尚不存在这一事实联系起来。至少当时的技术还没有超出艺术和工艺的范围，而这种艺术和工艺无论如何还是过去经验的产物，或过去一直所已经经验到的东西的产物，而不是科学洞察的产物。在这些情况之下，知识分子所能做的事情就是尽可能地充分利用特性、本性或本质；这些特性、本性或本质借它们自己所有的所谓非理性的或“固有的”存在，“使事物成为事物这样的东西”。空间、时间、运动的联系在现代科学中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在我们已经在经验中证明我们能够利用它们来控制经验之前，它们只能作为具有次要意义的东西出现。

“对象”一词是非常模糊的，这不是什么新发现。它用来指通常经验中的棍棒和石头、猫和狗、椅子和桌子；用来指物理学中的原子和电子；用来指（如数学中的）具有逻辑上潜存的任何一种“实体”。虽然大家都承认它的模糊性，但是现代认识论的整个支流的产生却是由于假定：在前两种情况之下，“对象”一词是具有共同的一般意义的，否则，物理学的题材和日常经验的事物就不会显得是两个对手了，而哲学也不会感觉到有责任去决定谁是“实在”和谁是“现象”，或者至少有责任来建立一个计划，使它们得到“调和”。所谓“科学的对象”和“常识的对象”有什么关系的问题，在现代哲学中占有一定的地位；这无论如何证明了在“客观的”和“主观的”之间的区别突出表现出来的这种情况，而这种情况在古代哲学中还是未知的。它指出，现代哲学是“客观的—主观的”而不单是“主观的”，至少我们把它作为一个经常出现的问题而这样察觉到它。我建议，如果我们不把物理科学所特有的材料称为“对象”，而用“科学的题材”这样一个中立性的名词去代替它，问题的真正性质就会大大地澄清。它本身并不会得到解决，但是至少我们会避免现在阻止我们去求得解答的那种含义。我们在此地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设：即科学的题材代表着享有和不享有直接经验的事物的条件。我们应该准备从它的优点方面来考虑这个假设。

真正完备的经验哲学要求用经验去决定在物理题材和直接知觉、使用和享受的事物之间所存在的关系。历史上的经验主义由于它陷入了感觉主义，显然不能满足这个需要。满足这个要求的一条明显的道路就是明白承认直接经验包含有丰富的、可能的对象，而且把它们当做它本身非常重要的一种直接因素。在直接经验的观念和尚未实现的那种经验对象的观念之间是没有不一致之处的。因为后者这种对象是作为可能性而被经验到的。每一种计划、每一种预言，乃至每一种预报和预测都是一种经验，在这种经验中，某些尚未直接经验到的对象作为一种可能性而被直接经验到了。而且如我们在前面所暗示过的，现代经验已经达到了这样的范畴，在这个范畴内，直接被知觉、被享受和被忍受的对象被当做是一些指明某些尚未经验到的东西的标志，或者被当做是实现这些可能经验的事物的手段。由于历史上的经验哲学不承认这个事实，所以它不能解释科学方法和科学结论中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即在概括本身作工夫。

因为科学方法和科学题材把高度抽象的或“理论的”思考和直接呈现的具体感性材料结合了起来，而且所得到的结论的概括性直接依赖于第一种类型的思考的出现。现在在现代哲学中，正由于人们已经把科学的“对象”和直接经验中的对象对立了起来，因而产生了现代哲学中的这个本体论上的问题（即到哪里去寻找“实在”的问题），同样，由于人们已经把经验的东西仅仅和认识方法的两个因素中的某一个因素等同了起来，因而便产生了现代哲学中的这个认识论上的问题：“概念的”和“知觉的”的关系；感觉和悟性的关系问题。按照我们的假设来讲，所区别出来的这两个方面之间的区别和关系依赖于这个事实：即所经验到的（已经经验到的）东西是在它和能被经验到的东西联系起来的时候才具有认识上的重要性的；换言之，它是预报、预测的一种证据、标志、测验等。而在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利用已经被经验到的东西，即可感知的东西，我们就无法有效地去决定可能经验的对象。预测、预见、预言依赖于利用现在“所与的”东西（即无疑地已被经验到的东西），把它作为一种预兆或对未来前途的参考。这是一种投机性质的活动，对于未来的一种赌局。但是这种赌局是从属于一定的控制技巧的。虽然每一次投射出一个可能的经验对象时，都超出了已被经验到的东西以外的，因而是带有冒险性的；但是这一事实的意思并不是说，每一观念或被投射的可能性都是具有同等成功的机会的。一方面是观察的技巧，而另一方面是运算（广义的）的技巧，两者都已经发展起来了，以求获得有效的合作。这两个因素的交互活动构成了科学的方法。如果不是习惯势力影响的缘故，我们很难置信为什么经验主义者没有在很早以前就看出：为直接的感知所提供的材料是有限的，而且实质上在人与人之间和世世代代之间都始终是一样的。即使我们把为人工工具所提供的、附加的感觉材料也计算在内，但是它和经常产生的科学题材扩充的程度比较起来，还不是成正比例的。如果不是“理性主义的”这些认识论也同样未能解释科学知识增加的情况（而这是现代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感觉主义的经验主义者这种显著无能的情况早就会促使它消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