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对教育的挑战
凡曾阅读霍勒斯·曼著作的人都知道他是进步的教育之鼻祖，这不仅是因为他的关于应如何对待儿童的观念在当时是很进步的，不仅是因为他主张在学校中和在师生关系上应有一个亲切的和人道的气氛，而主要的是因为他是预言家，肯定免费的公共教育对于民主的生活方式，或引用他自己的话，对于“自治政治的共和制度”的存在与维持是绝对必要的。
在他服官若干年后所发表的一篇重要演说中，他称他虽然深信男人和女人有自治的能力，他也知道它只是一种能力而已，并非完全天赋的才能，他又称让一切人受公共教育是使能力变为实在的惟一方法。
他说：“教育是我们惟一的政治安全；在这个船以外只有洪水。”他又说：“公共学校是人类的最大发现。其他社会机关是医疗的和补救的。这个机关是预防的和解毒的。”
专就其提倡的制度——即是用公共税收来办的公共学校系统，训练教师的师范学校等——来说，霍勒斯·曼的理想虽未完全实现，但于近百年来已实现到一个可惊的程度。不过，霍勒斯·曼所要解决的问题现在仍然存在。在很大的程度上，我们现在已有他所要争取创立的制度。但是现在我们依然有一个问题，也许是比以前更迫切、更困难的问题，就是如何使教育制度适应民主社会和民主生活方式的需要之问题。就学校作为政治民主的安全之工具来说，我们的确不能停留在我们已有的成就上。
霍勒斯·曼在一篇演说辞中曾提出一个问题：儿童们在学校中受教育，是仅仅为了他们自己和其私人利益呢，抑或是为了那些在成人生活中等待他们的社会义务和权利呢？我们今日可提出同样的问题。
依我的看法，关于民主主义的观念，我们所能犯的最大错误，是把民主主义看成某种固定的东西，看成为在观念上和在外部表现上都是固定的东西。
民主主义的观念本身，民主主义的意义，必须不断地加以重新探究；必须不断地发掘它，重新发掘它，改造它和改组它；同时，体现民主主义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制度必须加以改造和改组，以适应由于人们所需要与满足的这些新资源的发展所引起的种种变化。
没有生活方式站着不动或能够站着不动；它或者往前走，或者往后退，往后退的结果是死亡。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主义不能站着不动。如果它要继续存在，它亦应往前走，去适应当前的和即将到来的变化。如果它不往前走，如果它企图站着不动，它就开始走上导引到灭亡的道路。
因为民主主义为了要继续存在就必须改变和前进，所以我想我们有民主主义对于教育所提出的挑战。在百年前生活情况简单的时候，当社会团体是乡村和小社团的时候，当改变近代社会的最大多数的发明尚未出现——至少对于生活方式尚未发生大影响——的时候，并非毫无理由提出这样的观念：认为个人生来即有一种民主的热望；有了这个天生的根性和倾向作为基础，学校教育便能使个人在民主社会中完尽其在生活上的义务和责任。在今日的复杂广大的情况中，这样一个观念是错误的。只是当年轻的一代在学校中学习过了解起着作用的种种社会势力、它们运动的方向和交叉的方向、它们产生的后果、若它们被知道并为智慧所控制它们可能产生的后果的时候——只有当学校提供这种了解的时候，我们才能确信学校已迎接民主主义对于其所提出的挑战。
我们的学校已完成这些事务吗？它们未能完成这些事务到什么程度呢？除非它们完成这些事务，否则这船在洪水中便不是安全的船。这船将为外界势力的洪流所卷去，摇荡，飘流，无目的地随着近代生活的潮流而旋转。如同民主主义为了继续存在必须行动，往前行动一样，在民主社会中的学校亦不能站着不动，不能满足于和满意于其已有的成就，而应愿意从事于学科、教学法、行政的改造，包括那有关师生关系和学校与社会生活关系的更大组织之改造。如果不能这样做，学校便不能为民主主义继续存在所需要的那些势力获得明智的指导。
只是当学校使青年了解社会势力的运动与方向，了解社会需要和满足这些需要所能用的资源的时候，学校才能迎接民主主义的挑战。我用“了解”这个名词而不用知识这个名词，因为不幸有这样多的人们把知识和“传闻的知识”等同起来。传闻的知识是关于事物的间接的知识，我们不能保证在“关于事物的间接的知识”中将跟着产生了解——明智行动之源泉。关于事物的间接的知识是静止的。我们不能保证在任何分量的传闻知识中，即便传授得更巧妙，也将会形成明智的心理态度。的确，任何态度的形式大抵都委之于机遇，委之于校外影响个人的种种情况、环境、接触、交际、压力等。
我的意思并非说我们可以不要知识和传闻的知识，即能有了解；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能保证；如同我在上面所讲的，知识的获得和积累，将能培养那些足以产生明智的行动之态度。
我记得在许多年前，当我在中国的时候，有人告诉我那里最初一次选举的进行是很老实的。在举行第二次选举以前，布来斯（Bryce）著的《美国民主政治》的中译本出版了。关于政客，竞选机构，塔曼尼厅（Tammany Hall——该厅在纽约，系美国民主党的俱乐部——译者）及其他类似制度怎样操纵选举，使中国有了传闻的知识。这种知识在中国的政客中培养了一种态度，但不是明智的，或对社会有益的态度。
知识、传闻的知识和了解的区别并非一个复杂的或哲学的问题。一个人可能知道汽车的全部构造，可能说出机械的一切部分的名称，并知道它们的功用。但除非他知道机械怎样运动和怎样操作它，如果它运动得不对，他也知道怎样使它运动得对，他不算了解这个机械。在任何范围内，你可同样作这个简单的比喻。
了解应是与事物怎样运动和事情怎样做有关联的。了解在其本质上是联系于动作的；但传闻的知识在其本质上是脱离动作的，或偶然在彼处与此处联系于动作。
近年来，我们听到许多关于学校与生活隔离和克服或减轻这种隔离的种种方法的话。我要强调的论点是：学校的隔离亦即是知识和实践的隔离。因为社会生活不管它在其他方面的意义如何，永远是正在进行着的并产生着结果的种种活动的复合体。
所以我要问，我们学校的学科、方法和行政在使知识、传闻的知识和技能联系于社会上事情怎样做和可能怎样做的情况时，这种联系工作已做到什么程度。因为只有在知识和行动的结合中，教育才能培养关于民主社会继续存在所必需的目前种种的社会势力、运动、问题和需要之了解。
例如，让我们考虑两种好像要打破知识和社会行动的隔离之近代教育倾向。第一种倾向是社会学科在美国学校中所占据的日益重要的地位。
社会学科，比较学校中所教的许多其他学科，对于社会生活好像有更密切的关系，所以社会学科在课程上的增设与注重应是学校系统迎接民主主义挑战的之一个工具。
但是具有决定性的问题是：社会学科的教学，不管是经济学，或政治学，或历史学，或社会学的教学，仅是注重关于目前社会传闻的知识呢，抑或是联系于已做的事情，要做的事情和怎样做事情呢？如果第一种教学的倾向占优势，我能想象更多的社会学科在课程中的增设只能加重已经很繁重的课程之负担，其列入课程中的原来目标，其培养在一切范围内（这个复杂范围目前包括政治的，但亦包括其他的）的良好公民资格的目标便消失了。
为了说明这个论点，我可提及那假定是特别训练政治的公民资格的学科——公民学。我想，社会学科的这一方面有被淹没在混杂的社会学科的大洪流中的危险。在最初设置公民学的时候，我想大家对于传闻知识的神奇的和魔术的力量都怀有信心。有些人相信：只要学生们学习联邦宪法和州宪法，学习一切行政设置的名称和职务，学习政府机构的其他的事情，这样便准备了他们做良好的公民。但在学生中间有许多人，恐怕在我们中间也有许多人，在学习了这些事实以后而进入成人生活时，常会变成熟练的政客和政治机构容易夺得的俘虏，变为政治的歪曲宣传和其偶然阅读的报纸的受骗者。
在学校中也曾获得少量的知识或传闻的知识，但这种知识并未联系到实际上；我恐怕它现在仍未联系到政府在实际上是怎样运用的，政党是怎样形成和管理的，政治机构是什么，给予这些机构和政客以权力的是什么等。如果学校不仅给学生以关于政府机构的形式的、解剖学的知识，而且使其了解其他地方政府怎样通过给予特别恩惠和讨好工业权势以执行其职务，那么，在事实上，在有些都市里，这可能是危险的事情。
在以“在理性面前退却”为题的一篇演说词中，郎塞洛·霍格本（Lancelot Hogben）说：“当你自问，为了增高、减低或维持人口的某一确定水平而应该做些什么时，你立刻发现你要知道一大堆不同的事物，但若你想解答一个更普通的问题，如人口怎样增加的问题，则不需要知道这些事物。”
人口问题确是社会福利的一个重要问题。但它牵涉到的原则可应用到政治的全部范围。如果在学校中各班学生都问：“为了在各州、各地方、全国内给我们真正民主的政府，应该做些什么呢？”我想，的确我们应考察许多事物，并且研究这问题所获得的知识将更多于当我们把民主政府看成为一个既成事实，而不问其如何工作或应如何工作时所获得的知识。
作为课程的一部分的自然科学，虽然不是社会学科那样新近的发展，但也是相当新近的。自然科学曾作一番斗争才在学校中取得立足之地。它们在争取地位时要克服陈旧的、古典的、数学的、文学的课程所作的抗拒。
的确，在近代生活中，自然科学比较从前传下来的许多学科，对于实际生活和人生关系有更密切的关系。可以毫不夸大地说，科学，通过其在发明和技术上的应用，是近代社会中产生社会变化和形成人生关系的最伟大的力量。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它引起了150年来人类共同生活情况的大革命；并且从机器时代进入电力时代以后，科学还可能引起更大的社会变化。
其次，关于学校教材与生活的隔离，和与之对立的、能使学生了解社会势力，并在民主主义的维持与发展中发挥明智作用的学校教材与生活的结合这件事，我要问：如果科学给予人类的资源能用以增进普遍的民主的社会福利，那么，科学的教学联系于科学的现有和可能有的社会结果已达到什么程度呢？我知道科学的教学已有很大的改进，但我恐怕这种教学常把科学看成为一个单独的、隔离的学科，并且还有许多人，包括许多科学家在内，相信“纯粹”科学若联系于社会实践，它将被玷污。但若没有这种联系，学生对于目前正创造着和将来可能改造人类社会的种种势力，将获得很少的、明智的了解。
我不知道我是否特别关心于选择共产主义等问题。我恐怕对于这问题的过分注意将给人以这样的印象：我们或早或迟必须作这样一个选择。就我所能看到的来说，维持民主主义的希望在利用科学给我们的巨大资料，去开创一个不仅是物质丰裕和物质安全的时代，而且是文化的机会平等的时代，是每人有充分发展其能力的平等机会之时代。
除非学校的科学教学能使学生了解那些形成社会的势力，并了解有组织的智慧或科学怎样能被应用于有组织的社会行动之上，否则民主主义的前途是不安全的。有组织的智慧的资源在目前社会中正起着作用，但是它是在不利于维持民主主义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情况中起着作用的。如果单在一个时代内，心理学和自然科学能系统地和有机地联系于学生的了解，使其不但了解社会现状是怎样的，而且了解它怎样可能被合理地指导，那么，我对于民主主义的前途将没有什么忧虑。
也许有人认为我忽略了一个事实，学校不仅在知识的获得上花了很多时间，而且在技能的获得上花了很多时间。在一个竞争的、贪欲无厌的社会里，学校如此重视知识或技能的获得，这是不足为怪的。但可以说，各种职业教育（包括专业教育）的运动是近四十年来教育的最显著的特征，它给予这样的动向的统一性，比较任何其他事物所给予的都更多。
这种对职业和专业教育的重视，如同对社会学科和自然科学的重视一样，也好像反驳了我们的学校是和现代生活隔离的一种说法。
但是重要的问题是：整个职业教育运动是跟社会生活的什么方面和情况有最密切的关系呢？显然，今日这种运动的目标是在为青年准备就业或谋生。这种准备在技术方面可能是很有效的，但毕业生并不能了解那些工业或专业在今日社会生活中所占的地位，也不能了解这些职业和专业能做些什么，使民主主义成为一个有生命的、继续生长的东西。
在我看起来，设置特别的学校，称之为“劳动学校”，使它们培养近代社会中劳动竞争的领袖，而这些学校又须不断斗争以维持其存在，就是我们的教育系统中颇可忧虑的事情。在一个真正民主的教育系统中，在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中，劳动的历史、劳动的意义、劳动的可能性等，不应是整个教育计划的一部分吗？或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怎样能解释医药专业（除掉某些显著的例外），为什么要衷心地反对医药的社会化，反对使公共卫生成为公众的共同资产呢？我们怎样能说明为什么有许多受过所谓适当的专业教育的律师们，常是某时某地和最反动的政治的和社会论点之辩护人呢？
这些问题至少是值得提出的，即便我们不能求得其答案。这些问题好像指出，在很大的程度上，工业的、职业的、技术的专业教育之运动既未能使青年了解什么是目前的社会势力与需要，又未能使其了解可能做些什么去保证一个永远成长的民主生活。
霍格本在上面提到的演说词中说：“政治家和文学家的训练不让他们预见那些他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所形成的技术势力……科学家和技术家的教育使他们对于自己行动的结果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这些是很强调的话。它们指出，在我们的教育系统中有一个大鸿沟。实际指导民众事务的人们缺乏预见，因为他们不了解那些在实际上形成社会技术的势力。在另一方面，一般科学家和技术家的教育又使他们对于自己活动的结果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因此，没有人考察现有的改良社会所必需的知识之资源。
我提出的问题是：教育家的职务是否在使学校给予的教育能使毕业生离校后具备考察现有的改良社会的知识。
今日欧洲不信任代议政府的理由之一是：有些人感觉政客们只是说得好听，写得流利，辩论得有力而已，但是当他们遇到危机和有采取行动的必要时，他们便不能胜任了。如果我们能拯救我们的国家，使一般人免于对政治发生反感，免于对那些能说话、能辩论，但不知道怎样行动以处理其社会问题的政客们发生反感，那么，牺牲纯粹知识的一点纯粹性，让它随处为其和行动的关系所玷污，这可能是有代价的。
教育（如果真正是教育的话）必须有养成态度的一种倾向。养成在明智的社会行动中表现出来的种种态度之教育倾向，是不同于灌输教条的教育倾向的，这正如确定明智的目标是不同于向空中随便乱放枪，而幻想无论如何总会有一只鸟儿可能飞来碰上其中某颗子弹的。
在无目标的教育和灌输教条的教育之间，有一种中介的教育。这种教育使教材和求知识的方法联系于对事情怎样做和可能怎样做的了解；其方法并非要使人浸染于某种最终极的哲学，不管这种哲学是来自于卡尔·马克思或墨索里尼，或希特勒，或其他任何人的；而是要使个人如此了解现在的情况，致使明智行动的一个态度将从社会了解中产生出来。
在细目上，在今日人生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家庭的——具体关系的整个范围内，我真不知道什么是民主主义。我欣然作这种自卑的坦白，因为我猜想没有其他的人知道在完全具体的细目上民主主义是什么。但是我确信这个问题是今日教育家最要予以严肃注意的问题。
什么是民主主义的真正的意义？在现在复杂的生活中，它的结果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能解答这些问题，其次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将给予学校工作以什么方针，以使整个民主生活方式的丰富性与完美性得到发展？依我看来，这些问题的集体合作的研究是进步教育现在的突出任务。
（193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