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世界中的民主与教育
民主主义和教育的关系是一个极密切交互的关系，这是显而易见的。民主主义本身便是一个教育的原则，一个教育的方针和政策。如果说，一个竞选运动在教育那些参加选举的国民上的价值大于其在直接的、外在的选举结果上的价值，那并不算什么新奇的说法。我们的竞选运动在实际上的教育价值并不如其可能有的那么大，但在大体上，它确曾起作用，使全国公民了解在社会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些什么问题，有些什么被建议的、足以应付今日论点的各种方法和政策。
墨索里尼曾说，民主主义已过去了，完蛋了，因为人民对于自由已感到厌倦了。在这句话中也有点真理，并不是民主主义真的完蛋了，至少我们希望不是如此的，而是人们对于自由、政治自由、责任、义务和接受政治自由所牵涉到的负担，真的有点感到厌倦了。在这里有一个意义更深长的教育的原则和政策，它对于社会的每一成员在实际上（如果不是在文字上）提出这个问题：你愿意做一个自由人，站稳自己的双脚，接受作为社会的一个有效成员所应有的责任和义务吗？
亚伯拉罕·林肯曾说明与社会支配和政治权威的每一贵族政治形式相反的民主主义，特别是不能涵盖全部民主主义的政治民主主义之意义。他说，如果没有得到他人的同意，这就是说，如果没有让他人表示其需要，其欲望，其关于社会事务应如何进行和社会问题应如何处理的意见，任何好人或聪明人都不能治理他人。
一位妇女告诉我，她有一次问一个很有名的美国政治家，如果他是上帝，他将为这个国家的人民做些什么。他说：“啊，那确是一个问题。我将先考察人民并决定他们需要什么，然后试图给他们什么。”
她说：“啊，你知道，我已预料到你将要给我的答案。有些人在给他人什么以前，要询问他们需要什么。”
询问他人喜欢什么，需要什么，有什么意见，这是民主观念的一个要素。我们对于这个民主政治实践是如此的熟悉，所以当我们行使给予答案的权利时，我们并不常想起那个实践。那个实践是一种教育事务，因为它要求我们成为民主社会的成员，负责考虑我们作为个人有什么要求，什么是我们的需要和困难。
费利克斯·阿得勒（Felix Adler）表示大致相同的意见。我不引用其原文，但其大意是：“不管一个人怎样愚蠢，有一件事他知道得比任何别人都更清楚，就是鞋子在什么地方夹痛他自己的脚。”因为知道自己的困难者乃是个人，即便他在其他方面无知识或不乖巧，所以和贵族政治的概念正相反的民主概念是：必须积极地而不是消极地征询每个人的意见，使每个人本身成为权威过程和社会支配过程的一部分；必须使每个人的需要与欲望有被记录下来的机会，使其在社会政策的决定上起着作用。当然，与此同时，实现民主主义的另一必要的特点是：互相讨论与互相咨询，并最后通过综合和归纳一切人的观念与欲望的表现而达到社会支配。
选票和多数统治是社会支配的外间和大抵机械的符号与表现。它们是手段，是在某一时期找到的最好办法，但在它们的底下有两个观念：第一，关于自己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自己福利和那个社会秩序的关系等，个人有权利和义务去形成其信仰，并表达其信仰；第二，在与他人处于平等地位时，每人作一个人计算，最后产生社会的意识，作为多数人观念的共同表现。我想，也许我们只是在新近才认识到那种观念是一切完善教育的本质。
即便在教室中，我们亦开始认识到：在仅是教科书和教师才有发言权的时候，那发展智慧和性格的学习便不会发生；不管学生的经验背景在某一时期是如何贫乏和微薄，只有当他有机会从其经验中作出一点贡献的时候，他才真正受到教育；最后，启发是从接受关系中，从经验和观念的交流中得来的。
在我看起来，那个原则在教室中的实现，便是作为教育过程的民主主义的意义之表现，没有这个教育过程，个人不能完全照顾自己，如果他有点可贡献的东西，他亦不能对他人的社会福利有所贡献。
从前我说过，民主主义和教育有相互的关系，因为不但民主主义本身是一个教育的原则，而且如果没有我们通常所想的狭义教育，没有我们所想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民主主义便不能维持下去，更谈不到发展。教育不是惟一的工具，但它是第一的工具、首要的工具、最审慎的工具，通过这种工具，任何社会团体所珍视的价值，其所欲实现的目标，都被分配和提供给个人，让其思考、观察、判断和选择。
如果没有输电管把电力送到作坊和工厂，把灯光送到家庭，大发电站的发电机还有什么用处呢？在某处的中心，不管存在着怎样好的理想、资源、过去的经验结果和过去的人生文化等，只有当它们被执行和分配后，它们才是有意义的。不仅在民主社会中是如此，在任何社会中亦是如此的。当然，在民主社会中，其特殊目的和目标必须如此分配着，致使它们成为社会成员的心理和意志的一部分。因此，如果民主社会中的学校要成为真正的教育机构，它对于民主观念的贡献是普及知识和了解，简言之，使行动的力量成为个人的内在智慧与性格的一部分。
我想我们从欧洲的反民主的国家中可以学习一件事，就是应严肃地准备我们的社会成员，使其力尽民主社会的义务和责任，如同欧洲反民主的国家为了实现它们的目标和理想，严肃地形成其人民的思想、心灵与性格一样。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效法他们的普遍的宣传政策，滥用学校、无线电广播、新闻刊物等去灌输独一的观点，而压制其他一切事物；而是意味着：我们应严肃地、认真地、大力地利用民主的学校与学校中的民主方法，并应在自由的精神中教育国家的少年和青年去参加一个自由的社会。也许因为我们距离欧洲的扰攘的局面很远，可从在那里发生的可怕的悲剧中吸取教训，所以我们更严肃地对待民主主义的观念，询问我们自己什么是它的意义，并采取步骤，使学校成为标准自由人明智地参加自由社会的更完善的工具。
我不屑告诉读者，约在一百年前，我们的免费公共学校制度的创立和提倡之原因，是因为当时如霍勒斯·曼（Horace Mann）和亨利·巴纳得（Henry Barnard）等人曾认识到：公民需要参加他们所谓的共和政府；公民需要受教育，而这种教育只能通过免费教育系统来实施。
如果你阅读当时人的著作，你便知道当时的学校是那么少，是那么穷，其实际上课时间是怎样短，并根据霍勒斯·曼所说的，一般富裕的公民只顾自己孩子的教育，而漠视任何人的教育之态度是怎样普遍。
我们可回忆他严厉地控诉富裕的阶级漠视民众教育，并有力地指出：他们正走着危险的道路；不管他们自己的孩子受了怎样好的教育，如果不让民众受教育，民众将腐化下去，最后则富裕的阶级与孩子也蒙受其害。他说：“我们并不想以这里的多头暴君去代替海洋彼岸的独一暴君。”除非我们使公民受教育，否则我们将有多头的暴君。
我特别提到霍勒斯·曼，因为他和另外一些人的观念与理想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了。我想，即便霍勒斯·曼，亦难预想到比我国某些地方现有的更优良和更宏大的学校计划、学校建筑和学校设备。就机械的和外部的方面来说，这些教育政治家于100年前所争取的事物，在颇大程度上已实现了。我这句话应略加修改。我们知道许多乡村学校，特别是在落后的各州的乡村学校，是多么的贫穷，其设备是多么的简陋，其学年是多么的短促。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就已有的最好成绩来说，霍勒斯·曼等人的切近的理想已经实现了。不过，我们今日有的教育和民主主义的关系这一问题和百年前提供学校建筑、学校设备、学校教师和学校经费的问题是同样尖锐和严重的。
如果，如众所周知，民主主义在整个世界中已处于或多或少的不稳定的地位，甚至在我们国家内亦有力量日增的许多敌人，我们不能轻易假定民主主义必将继续下去。如果我们真有这种想法，其理由之一是：我们对于民主主义的观念感到如此满足，致使我们有意无意地在祖先建国时或在南北战争废除奴隶制时建设民主主义的工作已完成了。我们想象它已建立起来了，我们只须坐享其成罢了。
我们虽然未曾明白说出，但我们认为民主主义是静止的，好像遗产可以传授的东西，好像可以支付和取用的一笔存款。我认为我们已经过的危机将是有价值的，如果我们从此吸取教训，知道每一世代应重新建立民主主义；知道民主主义的性质和本质并不是可由某一人传给另一人或某一代传给下一代的东西，而是要根据我们逐年参与的和逐年变化剧烈的社会生活之需要，去重新创造的东西。
关于现在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问题，当人们往后看，好像过去有我们今日所应做的榜样时，我感到愤怒和真正的忧愁。我希望对于尊重伟大的美国传统，我并不后于他人，因为传统可能作为一个情绪和一个观念从某一代传给下一代。我们从过去继承了一个伟大的和宝贵的遗产，但是为了实现它，为了从观念和情绪方面去解释它，我们应用大力使这个传统体现于我们在现在情况下彼此交互影响的社会关系之中。由于生活情况的改变，维持民主主义的问题变成新的问题，从而加在学校上，加在教育制度上的责任不是仅仅陈述这个国家的开创者的种种观念、希望和意向等，而是要教导青年，使其知道什么是一个民主社会在目前情况下的意义。
日前我阅读了一段话，称这个国家现有过半数的工厂工人都在50年前所没有的工业中做工。这意味着，专就工人数目上来推论，有半数的旧工业已被淘汰，而为新工业所代替。说这段话的一个科学家指出：在每个工业中，每个工人所做的工作都直接、间接地渊源于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物质科学的进步。换句话说，在物质世界中，在物质商品和物质事物生产的世界中，过去50年来知识和科学的进步，已使人类的活动发生革命性（革命性这个名词并非夸大）的变化。
在这些情况之下，除非我们把传统和遗产审慎地改变为现在社会或社会关系的实在，否则我们怎么能想我们能依赖过去科学和工业发展之前所形成的优良、高贵的遗产去生活呢？
在百年前，霍勒斯·曼和其他教育家工作的时代，美国基本上还是农业国家。我们所最熟知的物质生活种种事物在当时尚不存在。铁路刚刚开始有，但是我们熟悉的其他伟大发明仍隐藏在未来的暗影中。即便在那些更早的日子里，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已预料到制造工业的过速发展可能给人类带来灾祸，因为他认为占有和耕种自己土地的农民是任何民主社会的脊椎。他认为农民能支配其自己的经济命运，所以能站稳自己的双脚，能做一个自由国家的一个真正自由的公民。他害怕人们丧失了经济独立的安全性而须依赖他人时所可能发生的后果。
即便属于另一学派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在说到法官时也认为凡控制法官生活资料者亦控制其意志。如果这话对于坐在审判席上的法官来说是正确的，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对于一切人来说必定也是正确的；由于工业上和财政上的急剧变化，我们现有的经济情况，使千百万人民对于其生活资料的情况只有最小的支配权。这当然是需要个人和公众考虑的一个问题，但这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它是一个民主主义前途的问题，是一个在大多数人处于经济不安全情境中并在经济上依赖于他人意志，至少是依赖于雇主所安排的条件的这种情境中，民主主义如何能获得安全的问题。
我提出的这个论点是许多方面中的一个，说明教育和民主主义的关系，在今日所采取的形式异于过去许多教育家假定“只要我们有足够的学校，有校舍，有完善的学校设备和有受过训练的教师，保证共和制度的必要教化将自然随之而来”的时期所采取的形式。
今日教育问题是更深刻、更尖锐、更困难的，因为它要面对近代世界的一切问题。新近我们看见为了反对和抵抗法西斯的、极权的、专制的国家的侵略而组成的民主国家的军事联盟之活动。我不拟讨论这个论点，但我要提出几个问题。当我们假定我们和其他某些盟国的人民是真正民主的，我们已完成民主主义的目标和目的，而我们所应做的一切只是站起来抵抗非民主国家的侵略的时候，我们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不幸都知道在德国和意大利的新近的种族歧视的情形。但我们能完全没有种族歧视并已建成一个完美的民主社会而足以自豪吗？我认为我们对黑人的待遇，我们的反犹太主义，我们对于国境内的外来移民的与日俱增的（至少我恐怕它是在增长着的）严重的对立，便是这个问题的一个充分适当的答案。在这里，关于教育，我们有一个问题。我们的学校做了些什么去培养消极的容忍性，使我们不容于种族不同或肤色不同的人呢？我们的学校做了些什么去积极地、进取地、建设性地培养民主社会所需要的相互了解与善意呢？
我们反对，正确地反对，极权国家为了压制一切自由与自由研究所作的虚伪宣传之潮流，但在这些关系上，我们的情况又怎样呢？我知道在许多学校中有奇异的宣誓仪式，6岁以上的儿童都站起来并宣誓效忠于国旗，效忠于国旗所代表的一个不可分的国家、正义和自由。我们把符号当做现实的代替品，这样自欺已到什么程度了？我们的公民、立法者、教育工作者认为只要使儿童背诵誓词，即已灌输了爱国主义，他们这样欺骗自己的良心已到什么程度了？他们知道什么是效忠和忠诚吗？当政党竞争和阶级区分依然使我们的国家处于或多或少的分裂状态之下的时候，他们所谓一个不可分的国家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一个不可分的国家吗？背诵口头誓词便在教育上保证了一个不可分的国家之存在吗？
关于自由和正义我亦可提出疑问。我们做了些什么事情，使自由和正义的观念从形式的仪节中变为学校里男孩和女孩的理解、识见和真正的忠诚？
我们反对，正确地反对，借口对祖国忠诚而灌输夸大的、片面的民族主义，但青年不能完尽其所承担的伟大责任，直到我们的学校明了在一切生活关系中，什么是爱公众的精神和良好的公民资格。
我们有理由惋惜，正确地惋惜，欧洲极权国家依赖实力的政策。我们做了些什么去培养青年的观念，使其认识智慧和了解的方法、善意和互相同情的方法对于实力的优越性呢？我知道在许多方面，我们公共学校是值得赞扬的，因为它们做了许多事情去打破阶级区分，去培养对于更伟大的人类的情感，去培养把人类都看成为一个家庭成员的情感；但是我不相信我们已做了能够做和需要做的事情，去打破使人们互相分离的、通常的势利心和成见，我不相信在这个关系上，我们的学校已做了其能够做和应该做的事情。
谈到实力作为解决社会论点的方法时，我们不幸地只需观看我们国内外的情势。在世界的现状下，显然有一群与日俱增的人们认为能保证我们安全的惟一办法是增进我们的海陆军，并使我们的工厂永远准备制造军火。换句话说，我们也相信：实力、物质的粗暴力量，到底还是最好的、最后的依靠。
由于我们在世界中的幸运地位，我想，如果我们利用我们的资源，包括我们的财政资源，去建成一个真正的、实在的、有效的民主社会，我们便能在国内和对世界其余的部分保卫民主制度，这种保卫比较信仰实力、暴力、战争所能给予的保卫是更可靠，更持久，更有力的。我知道我们的学校做了很多事情去灌输和平观念，但我有时怀疑，这种教育是否超越了情感爱好阶段，而进一步使青年认识和平在世界中的实际意义，认识合作、善意、相互了解的意义。
我曾努力唤起你们首先注意民主主义和教育间内在的、重要的、有机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从教育或学校方面和从民主主义的意义方面看出来。我曾试图随便举些例证去说明在准备青年使其参加建设，永久重新建设——因为我已说过这种工作不能一次完成——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时，学校有些什么问题。在结束时（如同我在开始时）我要说，归根到底，民主主义的问题是个人尊严与价值的道德问题。通过互相尊重，互相容忍，接受关系，总结经验等，民主主义到底还是惟一的方法，使人们能成功地进行我们全体都牵涉在内（不管愿意与否）的实验，人类最伟大的实验——在这共同生活的实验中，每个人的生活，在最深刻的意义上是有利的，对自己有利，同时也有助于他人的个性之培养。
（193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