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与对社会改变的抵抗
近四个世纪以来已经表现出一种不断增加的对权威的反抗，首先是在权威所表现出来的形式方面，然后是反对这个原则本身。它的一切重要的形式曾经无一幸免地被攻击过。这种攻击首先是直接反对教会和国家的一些主要的制度。但是教会和国家联合起来所施加的控制深入于生活的一切方面，既在信仰方面，也在行为方面。所以，对宗教与政治制度的攻击便扩充到科学和艺术、经济生活和内政生活的标准与理想方面。因为这种实际的攻击运动像一切其他这类的运动一样，必须要在理智的根据上为它自己辩护。最好的理智上的辩护就是攻击，因此，辩护变成了系统的说理，于是便发展了一种社会哲学，它批判任何权威控制的观念。
这个理论系统为了便于大众的接受而产生了一些标语和口号。有一个口号由于经常重复，而占有了一个广泛的社会和政治观念的地位。在许多人看来，它本身就似乎是一个深奥的社会哲学的概述。按照这个公式的讲法，一个重要的、理智上的问题就是区分成为两个分隔的领域：一个是权威的领域而一个是自由的领域；这个公式的另一半就是主张这个理论上的区别也是实际上鲜明的区分。这个公式还有一个必然的结论。权威“领域”中的内在倾向在不正当地扩张它自己，侵入自由的“领域”，因而设置了压制、虐政，用今天的语言来说，组织化了。所以通行权必须是属于个人自由这个观念和这个现实方面的；权威是它的敌人，而社会权威与社会控制的一切表现都被热诚地监视着，而且总是被猛烈地反对着的。虽然如此，既然自由的领域是有其界线的，因而当“自由”蜕化为“放纵”的时候，那就要恰当地诉之于权威的作用来恢复平衡。
这个公式像大多数流行的口号一样，之所以时髦而有影响，是由于这个事实：它似乎对一个突出的问题提出了一个答案，而事实上它是回避了这个问题；并且由于迟延了求得真正解决问题的努力，它在各种竞争的势力中有时临时支持某一种势力，有时又支持另一种势力，但总是对两者都是有所牺牲的。因为即使当我们从表面价值上接受了它自己的条件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解决这两个假定的领域的正确范围这个根本的问题，这两个领域的正确的边界还是一个经常纠纷的问题。
真正的问题是权威与自由之间的关系问题。但是当人们开始认为权威与自由分别发生作用的领域是互相分隔的时候，上述这个问题便被隐蔽起来了，而它的答案便成一种托辞。实际上，权威代表社会组织的稳定性，个人借此而获得方向与支持；而个人自由即代表有意识地促使产生变化的各种力量。需要经常注意的问题就是如何把这两个东西，权威与自由、稳定与变迁，密切地和有机地结合起来。用不是把两者结合起来，而是把两者分隔开来的办法来求得答案的这种思想，当任何时候要去实行它时，它就使人走入迷途，而阻碍着人们的努力。广泛地采纳这种错误的和使人迷误的观念，是产生当前世界混乱状态的强有力的因素。
这个把人类生活与活动的整个领域区划和分配为自由与权威两者公式的真正意义不在其理论上的陈述，而在于它与近几百年历史事件的关系。作为一个纯理论的公式，它要求具有一种内在的确实性和普遍的适用性，我认为这是荒唐的。但是当我们把这个公式当做是一个历史时期的记录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于是这个公式达到了表明近几世纪来西方文明显明危机的符号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它代表着一个重大的历史斗争。在它的两重性中，它一方面赞扬着一度曾经统治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那些制度的崩溃；而另一方面它表明了新的社会的和理智的力量的兴起。旧的传统和既存的社会组织抵制着这种人类生活和社会中的新生力量，把它们当做是危险的东西；乃至把它们当做是争夺过去原来为它们所独享的权力和特权的死对头。这个公式并没有提供一个解决这个历史斗争的手段，而它所提出的解决办法只是把这个冲突本身的性质做一个理论上的副本而已。把这个公式当做是理解与行动的指针，如我所说，这是荒唐的。但是作为历史事件的一个符号，它却具有深刻的揭示作用。
不幸，当这个斗争才开始进行的时候，新生力量对于既存的制度就倾向于按照它们自己的估价来加以接受，即承认它们是权威这个原则的必然表现。新兴运动，当它发觉这些既存制度是具有压制性质的时候，便反抗权威本身，而且开始把权威理解为内在地在个性以外的东西；内在地与自由是敌对的；内在地与明显表达与利用自由时所引起的社会改变是敌对的。结果，当这个新兴运动应该获得打破已经变得僵硬而顽固的系统和解放一直潜伏着个人能力的功劳的时候，——由于它实际上否认了一切权威和社会控制的具体表现所固有的重要性，它使得这种实际上在任何过渡时期都具有的混乱状态得到了理智方面的培育。如我将在后面指出的，这个新兴运动尤其没有承认：使它本身具有生命力的这种力量本身，即这种被组织起来的理智的力量，是具有权威性质的。这就是我想要提出的一些命题。
第一，因为我认为历史的考察指出：个人主义哲学把权威与自由、稳定与变迁对立起来，这是错误的。但是它发觉权威在组织制度上的体现是如此地外在于激动中的新需要和新目的，以致事实上成了具有压制性质的东西，这是有道理的。由于掌握了权威而具有权力的人们和阶级与变化着的和新鲜的性质，即作为变化之根源的首创性，发明力和进取心等等在过去是敌对的。为人们所已占有的权力具有更多的压制性和障碍性，因为它不仅是在物理方面的，而且对于本来属于权威原则的想象、情绪和意志等方面也有着支配的力量。在这下面，它不是在社会组织与个人之间、在权威与自由之间的冲突，而是在个人结构本身中的保守因素——这些因素所具有的力量是由长久以来根深蒂固的习惯传统的惰性所产生的——和在个人构造中起解放作用的、可变化的和革新的因素之间的冲突。这是在新旧之间争取权威力量的斗争；这是在关于保持过去所创造的价值的力量，与产生人类相互结合的新信仰和新模式的力量之间争取权威力量的斗争。它也是在个人的集团和阶级之间的斗争——在那些由于占有权威的权利所赋的权力而享有利益的人们和那些发觉他们自己被排斥于他们认为所应该享有的权力与享受之外的人们之间的斗争。新旧之间必然要互相适应，在由于保持既存的东西而来的稳定性与由于个人的新需要和新努力而产生的可变异性之间，必然要互相协调——这种必然性是生命组织本身中所固有的，或者说是它的一部分。在前几世纪进行这种调整的必然性，已经在人类文化的舞台上以无可比拟的程度表现着它自己。把这种历史的和相对的斗争转化成为在权威原则与自由原则之间的内在的和固定的冲突的哲学，如果这种哲学为我们所接受和实行，就会把权威当做纯粹的限制力量并不在其指导之下去实行自由。在很大的程度上，这种麻烦的情况描绘了我们当代的事态。
让我简单地说明一下，我把这种斗争称为是属于个人，而且由于个人的利益而需要彼此协调的一些力量之间的斗争，这是什么意思？把个人的结构和有利于变异与区别个人不同的人性因素简单地等同起来，这在心理学上和在历史上都是愚蠢的事情。使人们附着于既有状态的习惯势力是个人构造中的一个真正的部分，而且主要的乃至是一个更加强有力的部分。当传统和社会习俗已经融会于一个人的活动构造之中的时候，它们事实上对于他的信仰和对于他的行动就具有了权威作用。这些发挥权威作用的势力在个人中是如此普遍和如此深刻的一部分，以致我们没有想到或感觉到它们是外在的和带强制性的。由于它们构成了个人的习惯信仰和目的的一部分，所以就不能把它们当做是与个人相敌对的东西。它们支持着他，并给予他以方向。它们自然强迫他对它们忠贞而且激起他对它们的热诚。所以，如果我们对于体现习俗传统的权威制度进行攻击，这自然会引起个人的抱怨；深深地抱怨这是对他本身中最深刻和最真实的东西所进行的攻击。
人类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千千万万年，他往往大部分总是满足于事物的现状的。即使对于在我们看来是专制力量专横表现的社会组织也是如此。从不可知的年代以来，人类的性情就是把属于长期传统习俗的东西归之于神圣的来源和受着神圣的制裁。个人不是追求变迁，而比较普遍的是害怕变迁。如果我们把权威与自由、稳定与变迁彼此对立起来，是有道理的，我们就势必要得出结论说：在人类历史的较大一部分时期内，个人是比较喜欢权威和稳定的。
这种事态已经反映在理论之中了。一直到最近为止，公认的主张是：权威是自然存在的或者说是超自然地存在的。在这两种情况之下，它是凭借着宇宙内在的构造，以及作为宇宙一部分的个人的内在的构造而存在的。在哲学中，把社会权威说成是自然存在的这个概念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在后期，这个基本的观念又为斯多噶派所重述，他们是以一种半唯心、半唯物的形式重述出来的；这种形式曾经是——而且现在仍然是——强烈地抓住大众心灵的手段。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家们重述了亚里士多德的主张——但带有一个重要的修正。他们认为：最后的权威必须在自然的、超自然的主宰中和在人类的救世主中去寻求，因为只有他们才有这种权威。这种权威在神圣制度下和神圣组织下的教会中有其地面上的代表、解释者和代理人。
即使在世俗王朝兴起向教会的最高地位挑战的时候，这个基本观念也并没有遭到怀疑，更谈不到有人向它挑战。世俗王朝仅仅宣称：它也是由于神圣的权利或权威而存在的，所以在今世的事务中它的权威是最高的，以别于在来世灵魂的事务之中。即使当人民政府开始兴盛的时候，他们也以一种削弱了的形式继续主张着这个旧的观念：上帝的声音现在就是人民的声音。
新科学为了企图扫清它的荆棘道路，而断言：它是按照上帝的样子思考上帝所思考的东西的。新经济力量的兴趣又威胁着现存政治制度的最高权威。但是这个新兴的经济力量也宣称它们享有最高权威的权利，因为它们是自然法则的纯粹而真实的表现——而不同于政治的法规和制度，因为它们不服从于经济力量的运动，从而是专断的和人为的。经济力量，通过它们的代表、解释者和代理人——即官方经济学家和工业家们——宣称它们有神圣的特权统治一切人生现世的事务。这类经济学家、工业家和财政学家乃是旧帝王神圣权利的新觊觎者。
从这个简略的历史考察所产生的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可以为任何在这个领域内的深入研究所证实——就是说：把个人和十分有利于变异与变迁的力量等同起来而在其结构中排除那些习惯保守的力量，这是一件新鲜事情，也是一件晚近的事情。用一般的名词说，这样的等同乃是一些特别的和特殊的历史事情的表述。可以把这些事情压缩一下，概述出来。在自然科学中的新方法与新结论以及其技术在工业生产和商业物资交换的新方式中的应用，受到了掌握实际社会权力，并宣称在五花八门的人事领域中具有绝对正当权威的教会与国家的制度代理人的挫折和限制。在这个冲突中，新兴的力量为了替它们自己作辩护，把权威这个观念本身仅仅限于宗教上和政治上的权力，说这些力量和这些新兴力量的自由表达是敌对的，而且断言，只有它们才代表着和促进着个人的利益及其自由。在这个讲演开始时所提到的那个公式，即把权威和自由划分成为两个分隔而独立的领域，而在疑难的情况之下个人和自由是基本的这个公式——这个公式纯粹是这个历史冲突的产物。
结果便形成了一种社会与政治哲学，它怀疑任何形式的权威的真实性，它认为没有一种形式的权威不是个人在他们的私人才能中的有意识的需要、努力和满足的结果，没有一种形式的权威不是受这些有意识的需要、努力和满足所制裁的——这种哲学在经济学上采取了放任主义的形式，而在一切其他社会的和政治的事务中采取了个人主义的形式。这个哲学宣称它应该享有自由主义这个包含比较广泛的头衔。
在我看来，清楚地产生了两个一般性的结论。第一，新兴力量是通过个人的媒介而发生作用的。与这种新兴力量联系起来看，原来行使权威的、组织起来的权力的旧形式，便显得是外在的和带有压制性质的，而结果它对一切重要的社会改变都是敌视的。第二，这种新哲学倾向于大声疾呼地反对权威这个原则本身，以致使得个人失去了方向和支持，而方向和支持无论对个人有机的自由而言，或对社会的稳定而言，都是普遍不可缺少的。
结果便是目前这种混乱、冲突和不确定的情景。这种新哲学大声斥责权威这个原则，而断言有必要把权威的行使仅限于为维持警察秩序所需要的最低限度，但同时它事实上却把追求个人利益的私人需要和努力上升到最高权威的地位了。结果，这种新哲学就在它断言它是完全地和忠诚地维护个人自由的原则的这一举动中，已经真实地在为一种新形式的集中权力的活动进行辩护——这种新形式的集中权力的活动是指在经济方面的，这种新形式，（把事情说得适当一点）一贯地和坚持地拒绝给予在经济上没有权力和没有特权的人们以真实的自由。经济上的权力作为一种社会力量而产生了，它反对着乃至憎恨着它开始产生时权威所具有的力量，而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改变，但同时这种经济权力却又反过来变成了一种有组织的社会制度，抵抗着一切进一步的社会改变，因为这些社会改革与它本身是不一致的，是并不再支助它的现存的利益的。
由于这些理由，所以我肯定说真正的争端不在区划权威与自由、稳定与变迁两个分隔的“领域”，而在于如何使两者互相渗透。我们需要有一种权威，但这种权威不同于它所活动的旧形式，而是能以指导和利用变迁的；我们也需要有一种个人自由，但这种个人自由不同于那种为个人无限制的经济自由，并为它作辩护的个人自由；我们所需要的这种个人自由是具有普遍性的和为大家所分享的，而且它是在社会上有组织的明智控制的支持与指导之下的。
过去的历史证明我们的问题还未曾得到解决。我们曾经有过有组织的社会权威，它限制着个人中各种可变化的因素使它们得不到表现，而有组织的和有意识的变迁却是从这些个人中可变化的因素出发的。我们也曾有过一个比较无拘无束的个人主义的时期，一个有着迅速而广泛的变化的时期。属于政治类型的制度权威所起的压制和障碍作用已经减轻了。但是在缺乏安全、合作、有条理、有秩序的变迁的情况之下，安全、合作、有条理、有秩序的变迁就更显得为人所注视。
承认我们现有还需要有个人主义的运动并且承认它的重要社会后果；但同时也看到：在它过去的活动方式中它已经走过了它在社会上正当而可贵的进程，这在我看来完全是可能的。我们不仅承认它在历史上所作的贡献，而且承认它在实际上和在理论上强调了人类所具有的可变化的倾向——这些倾向使人们彼此区别开来；它们在首创性、发明力和有力的进取心方面表现出来——而这些都是在将来任何社会秩序中所应该永久体现出来的价值，这样做是可能的。承认所有这一切可贵的特性和产物，而同时又主张：在它活动到现在为止，这个运动还有一个大缺陷，即它绝对地反对权威这个原则，我说，这样做也是可能的。
过去体现权威的制度形式是敌视变迁的，这一点用不着什么论据来证明。也许只要提醒这一点就够了，即那些活动着去改变权威力量所曾采取的各种形式的人们在过去被贬责为异端，为破坏社会秩序的因素。而且我几乎无需再附加地说明一点，即在今天，那些从事于类似工作的人们也遭到同样的谴责。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不管怎样具有权力而且不管怎样迫害异端和激进派，却从未有过任何制度有力量成功地阻止过巨大变迁的发生。制度在抵抗变迁的活动中所获得成功的只是把各种社会力量压制着，一直到最后终于不可避免地表现成为重大的，往往是暴力的和具有灾难性的变迁的爆发。
个人主义运动曾经是和一个有巨大而迅速变迁的时代联系在一起来的，而在这些巨大而迅速的变迁中有许多的变迁，如果一个一个地看来，是曾经对社会带来积极利益的，这一点也用不着论据来加以证明。事实十分明显，论据是不必要的了。在新个人主义和社会改变之间的密切联系可以在这个运动的一些标语中看得出来：“首创性”、“发明力”、“进取心”。因为所有这些字眼都表示着个人构造中的可变化的因素；它们指出了从现状离开的出发点；它们是指明革新的源泉的标记。正因为它们是这种标记，所以它们如此有效地被用来作为标语，作为激起个人努力奋斗的信号。的确，个人主义运动和变迁的联系是十分密切的，以致由于这个运动而颂扬变迁是可靠的和进步的，这标志着这个运动的影响的极盛时期。但是我还要大胆地说：正像权威这个原则过去的表现在它所最猛烈要求的方面显明地没有得到成功，即没有阻止着，或者至少指导着变迁，同样，个人主义的运动，从历史上和从总的方面看来，并没有在同样程度上（和在任何可靠的方法上）获得个人的自由——即使从那些临时享有自由的人们看来，情况也是如此。个人主义运动曾经试图把实行自由和不要任何有组织的控制等同起来，因此，它事实上把自由和仅仅在实际上占有经济权力等同起来了。结果，没有替那些缺乏物质财富的人们带来自由，反而强迫他们进一步服从那些占有物质生产与分配行动的人们。
目前这个世界所呈现在观察家面前的景象是一个一般地（既在国家之内，也在国家之间的）不稳定、不安全和不断增加冲突的景象。这一点十分明显，因而我不能理解会有任何人否认我们在自由与权威之间建立某种有机结合是值得想望的。虽然如此，但是否有可能建立一个实际体现这种结合的社会制度，这却存在着很大的怀疑。即使承认以上所提出的各个论点都是实质上确切的，这个问题仍然正是争端所在。人们可以公平地这样主张。事实上，人们甚至还可以这样主张：这个问题之所以是我们所遇到的最具有支配力和最具有决定性的问题，也正因为我们承认了上述论点的确切性。
过去事实的证据肯定与实现任何这样的可能性的情况都是强烈相反的。就有组织的权威这个观念讲来，人类在这个世界的集体生活的悲哀，就是它表现出人类万分地需要有权威；但是因为这种要求权威的需要却不断地被那种宣称满足这一需要的制度本身所破坏，所以这种悲剧便在不断地增长着。在另一方面，关于个人自由这个原则在它至今正在发生影响的那种形式中所表现出来的情况也不好。这一点在目前这个不协调和不安全的光景中已经为不只一件事实所指明了。这一点尤其被这一事实所说明：权威这一原则又以最极端和最原始的形式而出现了——即独裁的兴起。
有一个旧观念说，自然界非常讨厌真空。似乎是使这个旧观念得到实质的内容，人们可以争论说：经济竞争的个人主义，从社会控制中解放了出来，已经造成了一个道德上和社会上的真空，而这个真空正在为诉之于独裁的这种情况所填实了。在许多国家里，对于集体的和有组织的指导与支持的要求十分迫切，因而个人自由这个观念本身都被丢弃了，而且它已变成了一个不是受赞扬而是受轻视的观念。经济个人主义自由的制度被来自左右两方面的独裁所攻击。在一些没有公开承认独裁的国家里，自由与个人主义的概念似乎正在失去它的魔力；而安全、纪律、秩序与团结，通过社会的转移，代替了它们而正在获得魔力。至于产生这种诉之于独裁的实际情况在不同的国家是各不相同的。但是这个现象却散布得十分广阔，以致需要有一个概括性的解释。最明显的是：那种谋求私利而不受任何公认的集体权威所控制的、具有个人首创性的和进取心的制度，已经处于实际上破产和垂死的境地。
从过去和目前的情况看来，都没有理由希望经过旧的途径将会达到权威与自由、稳定与变迁之间的相互适应。在有些人看来，似乎这个可能解决的观念是浪漫主义和空想的。但是在一切观念中最空想而不现实的是这样一种广泛流行的信仰：我们能够通过运用或重新发掘过去所曾试行过的制度方法来获得永久稳定的权威；同样空想的是这样一种信仰：我们能够通过使个人在一个追求物质财富和经济权利的残酷斗争中彼此争斗来获得可靠的个人自由。根据我的判断，这个争端能够缩小成为这样一个问题：在人类关系的广大领域中，有没有一些从来尚未试行过的方法，它们是可以利用的，并且是潜伏着有成功地加以应用的希望的？
在提出这个问题时，我觉察到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当我说人类需要具有某一种集体权威，以便在个人彼此的关系之中给以指导，给以来自团结感的支持的时候，我似乎是想要回复到某种由外在的制度方法所产生和维持的社会控制。如果这样来看我所提的这个问题，那么我所作的关于在个人自由这个原则和经济事务中的私人首创性和进取心之间所发生的联系的那种批评，也似乎仅仅是主张通过集体计划经济的方法来进行社会控制——当然在措辞上有一些变化。然而，事实上这个论证是同时针对两方面的。它指出：在集体计划经济指导之下的运动可以挽救我们现在所正在忍受着的痛苦，但同时它终于会回复一切过去的尝试，产生权威权力的组织，除非我们大量地和系统地使用一些从来所未曾试用过的方法来在生活中产生我们所希望的有机协调。否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是在一个不同的水平上重复在社会组织与个人自由之间的这个旧的斗争，像过去的特点一样，在这两个原则间摇摆不定。
在人类社会关系的宽广领域中还未曾大量试用过的方法就是使用有组织的理智，其多种多样的好处与价值已在较狭的科学领域内有过实质的证明。
在一个有限的领域以内，在科学方法的成长与应用之中所表现出来的集体理智，已经变成了有权威性的东西。在关于自然的结构以及有关我们对于物理事件的理解的信仰领域中，它是有权威性的。在关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特别是那些离现在足够遥远的事情）的信仰领域中，同样这句话也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真实的。当我们转到实践方面时，我们看到同一方法在控制与指导我们对付物质事物与物理能量的主动行为中是至高无上的。在一个很大而重要的程度上，知识即控制的力量这个培根式的预言在这个特殊的、范围相当狭小的领域中已经实现了。当然，还不能说，通过科学方法而发挥作用的理智，即使在有限的物理领域以内在控制信仰方面已经完全获得了无可争辩的权利和权威。但是当我们考虑一下这种有组织的理智发挥作用的时间如此之短促，而阻碍它前进的敌人又如此之凶烈时，我们就知道这种有组织的理智所获得的进步是真正惊人的。这些敌人就是惯性的、旧的、长时期建立起来的传统和习惯；这种惯性、传统和习惯又都是受着制度生活形式的保护的，而这种制度生活的形式光辉灿烂，具有时代的威信；具有为诉之于理想的魅力；分别地和集合地冠有为人们所赞赏的价值所构成的晕轮。
所谓“科学与宗教之争”，或者你高兴的话说是“神学与科学之争”，实质上就是争取行使社会权威的冲突。它不仅是两组理论信仰之间的冲突，而是两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冲突。一种社会力量是旧的，并且具有随时准备使用的制度权力；而另一种社会力量是新的、进取的，它反对巨大的优势力量而渴望自己得到承认。
在这里，与这个把集体权威与自由两者关联起来的主题有关的，对于这个主题具有深刻意义的东西，就是说：理智的进步（如从这个概括的叙述中所例示出来的科学进展）已经表现出它们之间有机的、实际的结合。科学的前进是由于解放了而不是由于压制了个人中的变异的、发明和革新的、创新的因素。在绘画或音乐史上，绘画或音乐的进展是由于个人所开始发动的，这些个人当他们发现传统习惯的限制阻碍着他们自己的思考、观察和建设的能力时，便起而从这些限制中解放他们自己。现代的科学史也是这样的。
不管科学在它的发展方面是怎样依靠于个人研究者的首创性、发明力和进取心，科学的权威是从比较有合作组织的集体活动中产生出来的，并以它为根据。即使当个人所提出的观念暂时与已为人们所接受的信仰尖锐分裂的时候，科学中所运用的方法仍是一种公共的和公开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只有当在同一领域内工作的一切人们达到了共识，达到了信仰的统一的时候，才得到成功和才能够成功。每一个科学研究者，即使当他最大程度地脱离了当前流行的观念时，仍是依靠着为公共所占有的而不是为私人所占有的方法和结论的；虽然这一切的方法和结论有时也许在开始时是私人发明的产物，情况也是如此。科学研究者所作的贡献是在集体中得到检查和发展的。它根据它在合作中所得到的证实程度而变成了理智世界中公共财富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扩大我们的幻想到这样的程度，想象一位科学研究者采用了商业企业家的标准，我们就最容易看出在科学领域内自由个人的目的与活动和当前个人主义的经济企业的目的与活动之间是有差别的。设想：这位科学家会说他的结论是科学的，因而主张这是刺激着他去追求他私人利益的私人欲望和努力所产生的结果。这只是一个十分荒唐的讽示，然而，它却清楚地揭露出在人类活动的这两个领域之中，个人自由的表现是各不相同的。这个讽示突出地显示出来这样一种个人的自由，它既是为集体的、有机体的权威所支持的，而又转过来通过它自己的活动改变着和受促使改变着与发展着它所依赖的权威。
我们的主题是说：在科学中所表现出来的合作理智的活动，乃是自由与权威统一的可用模型。这个主题并未忽视这一事实，即这种方法到目前为止，还只是在一个有限制的和相当专门的领域中发生作用。反之，它是强调这个事实。如果理智的方法在社会生活与制度中人类彼此关系的广泛而基本的领域内被大范围地应用着，我们目前就没有争论的必要了。在有限范围内利用它的情况和在各种人类关系——政治的、经济的和道德的关系方面——应用它的可能范围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十分突出，使人感到有些沮丧。也正是这个差别，可以被用来明确我们当前的这个重大问题。
如果不顾及工业与商业现代个人主义运动发展这一事实，任何对于这个问题的考虑都是不恰当的。在个人主义学派的一切主张和推理中有一个隐蔽着的前提。所有已经产生的一切有利的变迁都被归功于个人基本上追求他们自己利益的自由活动，而他们乃是各自孤立的个人。但是事实上，整个现代的工业发展都是在技术上应用科学的结果。近世纪的经济变迁大部分从来就是依赖于自然科学的进展的。在物品的生产与分配中，没有一个简单的过程不是依赖于利用在数学、物理和化学中的集体的、有组织的理智的方法所产生的结果的。露骨地，那些为现存制度作辩护的人们指出，由于这些进展，它便有继续存在的理由，而这些进展仅仅是由于个人主义的首创性和进取心，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个人主义的首创性和进取心已经没收了和盗取了集体合作理智的果实。没有有组织的、理智的帮助和支持，个人的首创性和进取心是无能为力的——也许甚至在社会上首创性和进取心表现得最强有力的活动之中，情况也是如此。
总之，这个称为自由主义，并宣称以获得与保护个人自由为目的的历史运动的重大弱点——这个运动的重大弱点就是它没有承认变迁的、真正的和最后的来源一直是，现在仍然是体现于科学中的共同理智。如我所曾经说过的，这个原则是同时针对着两个方面的。只要现在正在倾向于有组织的社会控制和进行着计划经济的这些企图忽视了科学理智的作用；只要这些企图还依赖于和转过来支持着大部分由外力所造成的外在的制度上的变迁；只要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它们就是重新依靠着在过去已经遭到失败的那种外在权威的方法。由于需要安全和具有一种团结感，人们会暂时服从于这样的权威之下。但是如历史所指明的，个人中可变化的因素是不能永远被压抑或完全被根除的。表现在现代个人主义运动中的这个个人自由的原则，在人类的构成中是根深蒂固的。其中所体现的真理是不能消逝的，不管对它施加多少的压力。这个运动的悲剧在于它误解了和放错这个自由原则的来源和地位。但是为了保证安全和取得团结而用外在权威去取消这个原则的企图，不管它会怎样取得暂时的胜利，最后总是注定要失败的。
在把有组织的理智的控制从它有限的范围内扩充到人类关系的较大领域中去，发挥它解放个人力量和才能的作用的途中是有许多巨大的障碍的，这一点就毋庸详述了。至于完成这个人类所希望的和人类所必要的任务的可能性，过去的历史是偏向于悲观主义者的一边的。我并不预测这样的扩充终将会有效地实现。但是我却主张：关于权威与自由、关于稳定与变迁的问题如果能够解决的话，将会用这种方法来得到解决。别的方法失败了而目前情境又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这将会刺激一些人们尽其最大可能来使这样的扩充得到实现。他们知道，在尝试之前就说成功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要把人类贬于有权威的力量与无拘束的个人自由之间无用而有害地摇摆不定的地位，而这一点我们可以正确地说是过去大部分忧愁与失败的理由。他们觉察到缓慢的历史过程和摆在人类前面的无限时间。这是人类所决心尝试的一个最艰巨的任务；为了执行这个任务，他们不希望获得任何迅速的胜利。然而，他们却受到这样一种确信的支持，不管他们努力所得到的直接结果是多么的微小，他们在尝试中正在体现出科学理智方法这个最重要的原则。因为它们正在实验中通过各种方法把一个重大而比较广泛的观念运用到各种事体中去，而这许多方法纠正着在这个尝试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法和观念，并使它们成熟起来。情境的这种严重性，如上述情况所指出的那样，只是我们继续不断地和勇敢地努力奋斗的一个刺激而已。
（193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