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詹姆斯的哲学

第二章　威廉·詹姆斯的哲学

在我阅读关于威廉·詹姆斯的活动与交往的记录时得到一种印象，即从他的多方面看来他是合众国所产生的一位最重要的学术人物。有一些人在某些特点上超过他：例如杰斐逊在政治思想的深度与广度方面和爱默生在纯理智火焰的一贯性与集中性方面。但是詹姆斯在他多方面与重大事务的联结中又似乎完全是独特的。我们要感谢培里（Perry）〔1〕教授精密而有才智的艺术把詹姆斯的思想和性格汇集成为完全的和有系统的记录。当我回顾这部记录时，我只能想到有一个为人类所感到兴趣的方面未曾表达出来，即没有痕迹表示他关心到壮观的历史。然而这件事实似乎有其积极的意义——说明他对于人生，不顾它的年代而具有一种不满足的、但十分丰富的感觉。人们可以说他是高度地属于当代的，毋宁说他“是”（“is”）而不是“曾是”（“was”）。因为他的当代性并不是关心那些过眼浮云的偶然事件，而是产生于普天之下一切时代为人类所感觉到的困扰疑难。

只要简单地看一看他这个具有非常天才的家庭背景，我们就会对威廉·詹姆斯的历史有巨大的兴趣。培里博士曾以第一卷五分之一的篇幅详细叙述他父亲老亨利·詹姆斯。叙述者对于这位非常人物以及他同样非常的观念和联想能够有益地作一全面的评述。我们可以把遗传放在一边，但是如果我们对于这位父亲以及他那种忽视当时的学术风气和可敬人物的情况无所认识，我们就难以适当地描绘威廉·詹姆斯的天才：他的措辞生动流畅，他的思想无所拘束而富于创造性。我愿意停下来详述一下詹姆斯正在发育的才能赖以形成的家庭环境。情感的天然性把他的家庭环境永远团结在一起，这不仅完全驳斥了天才难以相处的说法，而且为一种美满的家庭生活作了一幅振奋人心的图画。家庭里每一成员对任何另一成员的人格表示尊敬，这是形成个人观念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而这种个人观念如我们将会见到的，是威廉·詹姆斯哲学中根本的东西。

在这些卷册中通篇都充满了威廉·詹姆斯和他弟弟小亨利·詹姆斯，一位小说家，两人之间彼此的亲情和钦佩。有时也瞥见其他的孩子们，其中每一个都远非平凡之辈。在关于威廉的篇幅中只有他姐姐爱丽斯对威廉的批评最为深刻，表达得最为生动了。“当他回答我问他在卓可劳（Chocorua）的那所房子时威廉对他自己和他的环境表达得十分完善。‘啊！那是您所见到的房屋中最可爱的一所房屋了；它有14扇门，都是向外开的。’也许不幸，他的脑门就并不只有14个。”当她说他“能够把一生和风韵消磨在单调工作之中”时，她明白地表达了当一个人接触到他对他的兴趣的不可遏制的快乐时所享有的那种感情；那种持续保持在他反复生病或精神上不健康的状态之中的生气。这位小说家的弟弟对他的哥哥经常地表示爱慕之情。虽然他对于哲学没有兴趣，而且公开承认他不理解哲学，但是他曾明白地指出了威廉哲学思想的精神。当他收到了《实用主义》一书时他热情地写道：本书作者史无前例地把哲学变得更有兴趣和更有生气，因为他所创造的一种哲学是“有关的、可以吸收的和可以参照的”。

培里著作的第二部分题为“教育与生平”，很受欢迎地代替了通常的所谓传记。因为培里大部分利用詹姆斯的来往信简使故事发展，而他自己只在质上和量上补充一些解释性的评述，使得故事前后一贯。和在家庭关系中一样，这里也有一些意义上的独特性。威廉·詹姆斯没有受过通常意义中的所谓学校教育。但是他有着非常广博的接触，而这些接触不像普通学校教育中的课题一样“卓有成效”。他父亲曾经强烈地反抗过自己父亲那种对加尔文主义（Calvinistic）的热忱，而这一点表现在他想按照自己的道德形象培养他的女儿们的愿望之中。他几乎带着一种卢梭的情绪写道：“人生从他的童年到成人的伟大价值就在于它是以无知为基础的一些天真的自然情绪与感情的贮藏所。的确，我的道德意识的早期发展无论如何对我的自然天真的状态是不幸的，而这种天真状态，从一个人精神特征的自由进化来讲是本质的。”结果他并不企图去影响他的孩子们的信仰和性格，而且从他的时代和从他的年岁来讲，这种情况都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初视之下，这样的节制行为看来和他个人信仰所具有的那种非常的深度是冲突的。实际上，这是表示忠诚于他生死与共的一个最深刻的信念：精神特征必须自由地进化。父亲是忠诚于对人性的信仰的，而且他是避免了传统习俗的歪曲和固定制度的麻痹作用的。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一点，我们就不能懂得他对子女教育的这种显然漫无目的而实际结果又有丰富成就的情况。

在一个乐观的时节，他曾一度写过：“我对人类惟一的希望是：人们将越来越多地完全服从于他们的自然本能，因而我们所有一切无益的、旧的统治者们，民政方面的和宗教方面的统治者们，将会变得手足无措以致废弃他们的宝座而把边疆向科学家们开放”——并不是说服从于自然本能是人们所想望的目标，而是说服从于自然本能是达到这个目标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在他女儿爱丽斯的评论中，已经很好地把现实的或实际的结果概括起来了。“我们应该多么感谢我们高贵的父母，他们已经扫除了一切可鄙的迷信，他们不感觉他们有责任用枯干无用的荚壳来充塞我们的心灵——他们让我们的心灵像一块白板一样接受我们个人经验所给予我们心灵的任何痕迹，因而我们并不疲于耗费精力去搜集废物，再将它扫除。”

威廉曾经暂时地和试验性地过一种画家的生活，而这一点在威廉的教育中并不是一个最不重要的因素。刚巧有这样一个事实，他为了要过科学家和哲学家的生活而放弃了艺术家的生活，与此同时，亨利却由于一种真纯的性情力量而进入了文学艺术家的生活。在这一点上培里曾经作过一个富有鉴别力的评论，而这是他所作的最富有鉴别力的许多评论中的一个。关于亨利，他说：

经验提供的模型或情景，使他对于条理和节奏有一种神秘的亲切感，由于这种亲切感，这种模型或情景便作为一些单元在感情中被把握到，变成了一种财富，贮藏起来以备它们在文学上的运用。威廉也分享有这种激情，虽然他坚持这是一个从属的动机。他自己正当的和深刻的激情是要在这些情景背后去寻找原因或者为了某些统治的目的而超越这些情景。……威廉有一位画家的眼光。他具有一种才能，能够抓住和揭露意识生活中变幻无常的某一些时刻和难以摸触的某些顺序。但是他从不纵情于这方面的兴趣而不骤急转变或反过来又反对它，这骤急的反动采取两种形式中的一种——或者是行动或者是解释。

亨利言及他［威廉］有一种“积习，对于事物‘费解的’或不可预计的后果发生兴趣。在他看来，显然没有任何可能的后果本身不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为人们所享有——说它本身是指除了仅仅认知它以外排除了它与一切其他事物的关系”。总之，这种积极的、普遍的兴趣（它对于奇特的东西具有爱好的偏向）包含有一种实验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和绘画这个职业是气味不投的，至少和早期60年代所从事的绘画事业是不相投的。

除了绘画不再吸引他以外，为什么他不再学画了，关于这一点似乎没有清楚的解释。他感觉到他只能做一个普通的画家。这种感觉在我看来只是说明艺术不再吸引他了。也似乎没有明确地指出，如宗教人士通常用的话，“被传唤”去从事于科学。他从童年起就对化学和电力方面的实验有兴趣，而当他的天平的艺术一端低下去的时候，科学的另一端升上来了。他的性情和他的教育使他自然地倾向于临时寻求职业而不预先注定将终身从事于某一种特殊的职业。他从艺术转移到化学；从化学转移到医学，到生理学，到生理心理学；从生理心理学到心理学，到哲学，到具有一种进步的“形而上学”特色的哲学，这是一个心灵和一个人格继续努力寻求它自己的记录。外在的身体条件，例如他的背部的衰弱，使他不能从事长期的实验室的工作，这对于他选择职业起一定的决定性作用，但同时我认为，在他经过许多曲折持续地寻找他自己和他觉得这个世界尚未完成和尚在继续发展的那种感觉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觉得这个世界尚未完成和尚在继续发展的那种感觉感染着他一切的哲学思考。

虽然如此，他所走的道路使他具有各式各样的兴趣，从事于各式各样的工作，而这样的道路确实丰富了他的知识宝库，积累了他的资源，使他不致过早凝固，而过早凝固也许是大多数从事于哲学职业的人们的毒害。他尤其是扩大了个人接触和交往的范围。他在学术界结交的朋友和彼此密切交往的人士很多；我想象恐怕仅仅列举一下姓名就需要用一整页的篇幅。这样广泛的交往表达了他交朋友的天才。如果一位读者偶尔各处浏览一下这几大卷册，他可能会怀疑是不是无关紧要的信件有时写得太多了。但是如果一位读者依次连续地读下去，我肯定他会得出结论，说没有一封信能够很好地省略。比如画一幅人像，许许多多的笔画，其中又有许许多多的细枝末节，构成了一幅完整的人像。我们应该感谢培里先生，因为他以技巧和耐心完成了这项任务。这种感激之情远超出了心理学界和哲学界。威廉·詹姆斯在学术界的联系范围十分广泛而他对待人们又十分热情，因而这些卷册惟一地刻画了在一个世纪的三分之二的时间中美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

于是叙述威廉·詹姆斯这位哲学家就不能与威廉·詹姆斯这个人的发展分隔开来，而他的发展又为他的家庭关系、他的非正式的但十分重要的教育，以及他与各行职业和各种人物的接触所影响的。这个事实使得我在阅读这些卷册时印象最为深刻。我心想，威廉·詹姆斯构成了美国哲学思想史中可纪念的一个转折点，显然因为一个人在他做职业哲学家之前首先总是一个人。他描写他自己说：“我原来是学医的，为了想做一个生理学家。但是我注定地转入了心理学和哲学。我过去从未受过任何哲学的教导。我所听到的心理学的第一讲就是我所讲的第一讲。”人们容易夸大“转入”这个因素。由于注定从一方面转入另一方面，这是由于内在的一种冲动，而不是外在地随波逐流。但是在詹姆斯本人内部的斗争，他迟迟地不承认他是一位真正的哲学思想家；他在为大部分美国哲学思想重新确定方向时发生着最后的、关键性的影响，所有这些事情在我看来，都与他从未曾受过学院式的和职业化的哲学教导这一事实紧密联系着的。

当然我不是说只要没有这种教导就保证在哲学上有独立性和首创性，或者甚至成为一个有贡献的因素。情况恰恰相反。自我教育出来的哲学“天才”通常表现出缺乏比例和配景，而且当他们笨拙地重新产生某些最熟悉的哲学概念时，他们对其首创性却表现着自负。无疑地，詹姆斯有时感到缺乏专门技巧，而这是一切形式的哲学教学所能给予他的。但是他的天才、他的家庭环境、他的广阔的交游以及他自己的学习，使得他缺乏专门技巧的缺点没有多大的重要性。在一般的教师手中，学术上的传统凝固成为无生命的惯例，而詹姆斯得以从这种学术传统狭小圈子内的影响中逃脱出来。这一点与他紧紧地抓住哲学问题的事实是有关系的，而且在我看来，是有着十分巨大的关系的。如我所已经指出的，这些哲学问题在他看来首先就是一切关于迫切的个人力量与生命力的问题；既然这些问题不是为第二手学来的事物所能掩盖的，它们就保持有那种为詹姆斯思想突出因素的新鲜性和直接性；而这一点在他的思想中是如此突出，以致使得他成为哲学家中最独特的哲学家了。我说这些话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不尊重专门技巧。如果我们要保持和发展首创的见地，我们就必须要有为合适的专门技巧所提供的资源。但是总有这样一种危险，精通学术专业的工具会代替了见地，而像詹姆斯经验中所具有的那种内在的诚恳性则可以为人们所信赖，它终于能够产生它自己有关的专门技巧。

根据这个理由，我感觉到我可以在他的“哲学”这个标题之下申述一下威廉·詹姆斯的环境和生平。詹姆斯的哲学著作具有它自己高度的光辉。但是他的通信和他的一些未曾刊出过的笔记使我们深入到那些已经刊出的文字的背后；它们使我们直接面临着刊出作品赖以产生的原始经验。我不知道还有其他的事例像这样把全部手头所有的关于学术根源和发展的记录发表出来，使我们深入情景的背后，导致哲学主张最后赖以产生的活生生的个人经验。对于创导性有兴趣的人们和感谢培里先生因为他使得人们可以看到这些材料的人们不仅限于专门研究哲学的人们。凡对美国学术生活史有兴趣的人们和凡对原始创造生产力背后那种神秘条件关心的人们也都是共同如此的。

似乎有一个根本问题深入于詹姆斯的经验之中，决定着他的哲学结构（甚至解释着那些从它们本身看来似乎是中心的因素）。在我论及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引用一些詹姆斯在不同的时候关于哲学和哲学的教学所说的话。詹姆斯在致霍奇森（Hodgson）一函中说道：每一位哲学家在他的背景中总有一些他所想要摧毁的妖魔鬼怪推动着他。这句话在我看来是深刻真实的；人们不明白哲学家所感觉到的压力是什么，有些什么东西他想要去掉，这是在哲学争论中显得那么贫乏的主要根源之一。詹姆斯附加地说：他的妖魔鬼怪是dessication[1]。我就是在这样的联系中引用下面的一段话的。这是詹姆斯致斯顿夫（Stumpf）函中谈到关于冯特（Wundt）的一段话。

的确，既然您必须承认世界上总是要有教授的，冯特就是教授中最值得称赞和最值得尊敬的了……一位教授，他的责任就是懂得一切事情而且对于与他书架上有联系的东西他都要有他的意见。关于每一个可能的题目，他说：“在这里我必须有一个意见。有多少可能的意见呢？三个？四个？对！正是四个。”因此，他获得了关于他自己意见的一个各色储备的配合，而且由于他的记忆力好，他很少忘记这些意见是什么。

我只能想到，这一段话可以帮助我们以对比的方式很好地说明詹姆斯本人的目的和程序，包括他自己最被别人批评的东西——例如人们发现他的表达前后不一致，因为当他讨论一个题目时，他却忘了在别的时候已经说了一些什么。他的通信对手，一位英国的思想家，霍奇森曾经写道：詹姆斯“使我们看到事物的实在，对争论中问题实在的共同的意义”。当霍奇森写这句话的时候，他是十分适度地表达了詹姆斯的这个特性。当华德（James Ward）在一篇评论中抱怨（总的来讲是带着恭维的口吻）说詹姆斯在心理学的题目上缺乏系统的研究时，詹姆斯在答复中承认他是太不系统了；但是附加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容许我自己始终有意识地保持这种状态，因为我强烈地厌恶在心理学文献中所流行的那种运用界说名字和描述事态的办法骗人假冒精确的情况。”这句话表达了他深刻的信念，而詹姆斯有时候之所以似乎不愿意把那些任意武断的东西构成系统，就是由于这个理由，而且这一点也确切地帮助我们说明了为什么他后来一般地对柏格森对逻辑与概念结构的攻击如此过分反应的道理。然而事实是这样的：詹姆斯被他的早期同代人所攻击，认为他对于逻辑的形式缺乏足够的尊敬，而实际上这是表示詹姆斯在学术上具有高超的良心感。他深深地感觉到超过事实所指明的东西之上勉强地把它们统一和系统起来这是危险的。

他接受了解剖学的讲师职位，而不以哲学作为终身事业；他所提出的理由反映了他这种根本的、在学术上的良心感——因为即使在当时，他也十分意识到他的主要兴趣还是在哲学的或一般性的问题上。他说，虽然他对哲学问题有着最深刻的兴趣，但是他不选择一个哲学教师的生活，因为他是具有这样性格的人：他需要某些稳定的实在，使他有所依靠，而“一位职业的哲学家公开地保证他自己对于这些［根本的］问题永不停止怀疑，但每天要准备着对昨天他信仰的根据提出批评和发生疑问”。我想，有许多占有哲学讲座的人们时常作为教育上的技巧，扮演着不断地重新提出问题的样子。但是我想很难找出这样一些事例，说明一位哲学家有这样强烈的责任感准备着诚诚实实地不断提出问题和疑问，以致使他怀疑他自己是否具有持久的精力来担负他的责任，因而使他脱离了哲学家的生活。在我看来，詹姆斯在学术上的责任感为一个人的严肃认真的态度提出了最好的证据——然而他早年的批评者们，也许由于他有时在语言表达方面不可抑制的轻率性的缘故，却不愿意说他具有这种责任感。

几年之后，当他仍然在教生理学的时候，他对于哲学及哲学的教学应该是什么曾经讲过一句名言：“哲学研究的意义是指总是寻找另一条道路的习惯；不把平常的东西视为理所当然的习惯；使积习再恢复生气的习惯；想象未曾见过的心理状态的习惯……如果学生不从老师那里抓住生动活泼的哲学的心理状态，独立地，个人地观察生活的资料和渴望地要求把它们协调起来，他们从老师那里所学得的主张是没有多少后果的。”虽然人们习惯上认为詹姆斯是反对原则上的统一性和系统性的，但是当他说：如果一个人缺乏伟大的哲学家所具有的那种个人的、统一的、浑然一气的观点，他就永久不是一位大哲学家时，他表达了他一生的主题之一。他所反对的是仅仅在辩证上的统一观点而不是个人的统一观点；是那种外在地由机械的逻辑把它的各部分结合起来的统一观点，而不是在情绪与意志的深信中和为情绪与意志的深信所混合起来的统一观点。后来当他达到在哲学上比较成熟的时候，他论及罗伊斯（Royce）的《世界与个人》时说，“这个题目对他来说并不是真正重要的，它只是雕虫小技。”当人们回想到他对于罗伊斯的天才较之大多数其他哲学老师的天才的真正钦佩时，他们就会看到他对于哲学是什么的观念和学院里平素所从事的实践是大不相同的。

我之所以引用这么长一些偶然的评论的理由，就是因为这些评论从对比中传达出詹姆斯自己的哲学思考的有生命的个人源泉。我不知道还有任何其他的思想家这样少地依靠于辩证和传统，一般地依靠于第二手的材料，而这样多地依靠于生活中所经验到的境遇，这些生活境遇（从这个字的一般的和正当的意义来讲）是属于道德性质的。在他看来，制订一个能够生存下去的哲学的需要就是需要为他，作为一个有生命的人，在他身上感到十分重要的问题求得解决。培里先生公正地把詹姆斯认为推动哲学思考的动机的重要性强调了出来。我说，培里先生应该推荐詹姆斯的《论理性的情操》一文（其中包括《论理性、活动与信仰》，附上现在手头有的詹姆斯自己的笔记）作为詹姆斯自己哲学的一篇自然的导言。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希望我没有不公正地对待培里先生。在理论方面还需要满足的要求是清晰与统一。这两方面的要求十分不同，以致使人绞尽了脑汁。因为清晰性转向不同的方向、转向于“多”；而单一性，结果片面地强调于“一”，则时常显得外表美观。一元论的系统既不能从事实的观点，也不能从逻辑的观点来抵制分析。这是詹姆斯得意的主题之一。但是即使当统一性和清晰性的联合需要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还只是到达一个适当的哲学系统的门槛。还必须去满足人、情绪和意志方面的实际需要。詹姆斯深刻地感觉到后者这种需要的迫切性，这使他不同于他的当代人士，而且如我所已经暗示出来的，这既说明了他早年所经验到的那种不为人所理解、有时为人所轻视的拒绝，而且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后来他的思想显示出这么大的启示力量。

有一封信是詹姆斯早在1869年写的；这一年他获得他的医学博士学位；这时候大概自然科学对他的影响最大；在这封信里，我们找到了形成他自己哲学中心问题的线索。他说，曾经一度有过一个时期，自然的观念和人类命运的观念结合在了一起。然后他又说，在它们后来的发展中，“关于自然的学问和关于个人命运的学问或宗教分化开来，以致成为敌对的了”。

既然关于自然的学问显然就是科学的另一名称，那么这一申述可以用习俗认为科学与宗教的冲突的意义去加以解释。但是这种解释没有击中要点。重要的事情是他把宗教和个人命运的学问等同起来；他感觉到科学的结果就是要淹没、否认个性的重要性，否认发生于个人之中和个人所遇到的一切事物的重要性。它既在消极方面重要，也在积极方面重要。詹姆斯早年的环境和教育使他不可能用任何历史的宗教，即使用最纯粹和最高贵形式的基督教的意义去理解宗教。在他的大量关于宗教的著作中没有一句话论及任何基督教的特别主张，或它的有名的创始者。当他谈到教会的信条和实践时，在他看来，他是在一种不同情的情调中这样做的。他是在如下的心情中谈到它们的：

我在自然科学方面的训练使我完全没有资格以一种同情的态度去对待教会的宇宙。我们不可能相信：同一个上帝，他建立了自然，但又以他直接为牧师所代表较之他为俗人所代表会感觉到特别骄傲一些；他会发现教会的词句和声调听起来好听一些，或者在执事、副执事和主教之间的区别中尝到甜蜜的滋味。他不是属于那样一种端正的性情的。

有时说，新基督教的本质就是断言上帝和个人灵魂之间的直接关系。以这个概念为基础，我们可以说詹姆斯把新教的精神推广到这样一个极端，以致认为任何与基督教的联系都是没有意义的了。他所感到兴趣的是关于个人命运的学问，是普遍的。在他看来，一切个人，就他的个性与宇宙的关系而论，看起来都是一样的。所以他在宗教方面的特别研究，如在他的《宗教经验之种种》一书中所表现出来的，只是他的一般哲学的一部分，而且不能脱离了后者而可以得到公正的领会。在那本书的许多页数的表面上，他选择了一些十分极端的事例，这些事例他自己称为病态的。但是他相信在这些事例中，在个人本身与宇宙的关系中的一般特性是高度突出的，因而通过这些事例能够最好地研究这些特性，于是他的选择便是以这个信仰为根据的。根本观念是：在宗教经验中，本质上的个人（称为他的灵魂）是在较之有意识的和理性的观察和思想的水平上更为原始，同时更为根本，在某种程度上更为真实的水平上去和宇宙互相沟通。结果便成为“一种经验，在这种经验中，理智、意志和感情，一切我们的意识和我们的潜意识都融合成为一种化学的统一体了”。所以每一种真正的宗教经验由于缺乏一个较好的名称，便被我们称为神秘的了。在这种经验中，“我们自然中不那么清晰、明白而比较深刻的部分突出出来，以反对一种比较肤浅而喧嚷不休的部分想去压制它的企图”。詹姆斯觉察到，对宗教经验这种本质上非理性的和本能性的来源的概念，也可以用来作为反对宗教的有效性和效用性的论证。他自己有意识地再给予这个观念另一个更为有利的解释。他选择了这个解释，一部分是根据在性情上感觉到生命本能的重要性，根据它们较之理性思维更为有效地表现生命的过程；而一部分是产生于他的哲学主张：认为无论如何直接经验总比建筑在它上面的观念结构要更加根本一些。我应该说，这个根本的概念是认为：个人终究必须要和他所生活的这个宇宙发生某种有生命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最后只能是属于两类的：它或者是抑制个人的，或者是支持和激励个人的。从道德上来讲，我们有权为了行动的目的采纳后一种态度，虽然对于它的有效性我们还缺乏理性上的证明。既然也不存在着证明这种信仰无效的、压倒优势的证据，我们就可以假定宇宙间有某种东西滋润着我们理想的愿望，而且它在积极地支持着这些愿望的实现，从而我们可以在这种假定的基础上勇敢地生活下去，行动下去。

我这样详细地叙述了詹姆斯对于宗教的关心以及他对于宗教性质的理解，这正是因为后者十分不同于我们通常所谓宗教的东西。整个问题的核心就是个人和宇宙的真正关系问题，而这是哲学本身最终的问题。詹姆斯继续对一切形式的一元论，无论是唯心主义的或唯物主义的一元论的反对；他对一切种类的绝对主义，无论是形而上学的、伦理学的、政治学的绝对主义的斗争；他的多元主义；他的不确定主义——这一切在他的哲学中具有决定作用的主题都产生于他对于个人价值的那种非常浓厚的、个人的感觉，虽然他也同样深刻地明白（他所忠心致力的）自然科学中的各种发现，又似乎反对在理性上去证明：个性本身在普遍事物体系中具有任何特别证明价值的这个观念。在这些卷册中，生动地刻画出他长期研究他的同事罗伊斯的哲学，而这种研究就是记载他不满意根据一元论的唯心主义去给予个人以价值的努力的情况。像他有一次写道：“把世界当作一个单元，则崇拜与厌恶都同样是片面的，也同样是合法的反应。”把世界当做是多元的，而好与坏的差别便有了意义，而且因为有了这种差别，选择、忠诚、崇拜也就有了意义。他的多元论者的主要伙伴戴维森（Davidson）和豪伊森（Howison）企图找到严格地理性上的理由来支持个人本身是最初的和最后的这种主张。但是詹姆斯对于这样的企图也同样地并不信服。在他看来，他们的见解一方面似乎是抽象辩证的，而另一方面缺乏适当的经验的和科学的知识作根据，或者根本是对于这种知识并不适当地尊重（大概这两方面都有）。在他看来，解决的办法就是采取一定信仰的行动，所谓信仰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把一定的主张当做是真的，决心按照它生活下去，一直到有证据证明它是错误的时候为止。目前信仰的行动在我们本能情绪的生活中和在作为一种“熟识知识”方式的直接经验的流露中得到了理性上一定程度的支持。

詹姆斯这个基本的哲学态度似乎特别在他自己生活困难之中找到了它传记上的根源；而这种困难是和他在1870年由于生病而极端郁闷的状态联系在一起的。他所发现的惟一有前途的希望就是采取一定坚决行动的态度。在这种态度中所包含着的哲学含义奇怪地预兆着他后来哲学的一些最根本的观念。在他的日记中他曾问道：“一个人能够具有充分的知识真诚地使他自己这样同情于整个宇宙的过程，因而对它的细节中似乎内在的罪恶都全心全意地予以同意吗？……如果是这样的，乐观主义便是可能的。”但是个人独特的兴趣和同情在他看来十分重要，因而它们拒绝被淹没在这个“整个过程的感觉”之中。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结果所产生的态度一定是十分敌视宇宙结构的，因而悲观主义成了惟一的出路。然而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还有一条可以选择的道路。“如果一个分开的宇宙是他的理智所可能依靠的一个概念，而同时他又具有足够的意志力量，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具有普遍性的死亡，他就能够导向一种道德主义的生活。”乐观主义的一元论和悲观主义的二元论把自我及其兴趣和整个宇宙完全对立起来了，但是詹姆斯看出在这两种主张背后一定意志的和情绪的态度是重要的前提。这一点又强化了他认为在一个“分开的”（多元论的）宇宙和这一段话所涉及的那种坚决选择与行动的态度是有内在联系的这个概念。

詹姆斯在困难时期写日记和亲密的朋友通信时所特有的那种感情的浓度随着时日的消逝而消失。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完全误解他发展的进程（在我面前这些卷册中所如此巧妙地和丰富地刻画出来的发展进程），我们适才所涉及的这个问题的意义基本上始终是他全部哲学的泉源。它是他所感觉到的、在作为自然学问的科学与作为个人命运学问的宗教之间是有冲突的那种感觉的根源。它不仅是他的多元论和他的不确定论的根源，而且是他的一些比较特殊的主张（如在没有客观证据之前根据真诚的信仰采取行动，以及强调毋宁说是后果而不是来源，是意义和有效性的最后检验和标准的这一部分的实用主义等）的根源。

这部卷册的第六和最后一部分题曰：“最后的哲学系统。”研究詹姆斯形而上学主张，特别研究他的纯经验意义的人们将在这些篇幅中获得很大的教益。如果我不再论及它们了，这不仅是因为篇幅有限，而且因为我相信前面关于詹姆斯活生生的性情和经验的阐述是理解他比较专门的主张的根本东西。这两者的联系逐渐地变得淡薄和间接了。但是它永未消失。个人经验的真诚与深刻是詹姆斯取得哲学问题真正意义的钥匙，而这种个人经验的真诚与深刻始终是他的教训的基础。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永不消失的泉源，我们仍然甚至于要从他的思想的专门部分去学习这一方面的东西。当他企图发展他的公式陈述时，他遇到了任何独立的思想家都会遇到的限制。事实上，一个人能表达具有首创性的洞察的惟一语言就是他所反对的那种主张所形成的语言。而一个人的思想越是具有首创性，它就越为这一事实所牵累。所以研究詹姆斯哲学的人们永远不要失去这个有生命的泉源，这是有着加倍重要的意义的。

（194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