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社会研究？

当我们新近重视社会研究的时候，在我看来，首要的问题就是要确定所谓“社会的”题材的范围和限度。比较确切些说，这个问题是：在什么程度上社会的东西能把它自己分隔开来，单独对待；而在什么程度上这种“社会的”东西对一切研究题材具有一种有限制性的功能——即哲学家们所谓范畴的功能，它能用以解释一切学习材料。当然在一种限定的意义之内，把社会的材料分隔开来，是十分正确的。家庭生活、政治与经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显然都是社会问题。我现在所提出的问题是：如果对于那些在这样限制之下的社会材料以外的材料未曾加以研究，那么，在什么程度上能够全面地理解这些社会材料，以及这些社会材料能有多大的教育意义。

我相信，没有人会否认目前许多的政治问题是有经济原因的。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财富的集中与分配、经济安全与失业等方面的问题都引起了我们的立法团体的注意。它们基本上是经济问题，但是它们进入了政治活动的境地，因为它们对人类关系的影响以及它们的公众后果是严重的和广泛的。当一个研究者把这些政治上的主题追溯到它们的经济根源时，他就可以停止不前了吗？或者说，对于经济情境的理解是否还要求进一步的研究呢？

从各方面来讲，人们大概会承认：目前的经济情境乃是一种历史的发展，而且在堆集大量目前事实的同时，如果要把这种所获得的知识加以明智地掌握和利用的话，就需要把这种知识放在一种历史背景之中。大多数的，也许全部的经济问题也有明确的地理的原因。例如，农民所想到的问题和把铁路当做分配产品的工具的问题。同样，还有水土保持和重新植树的问题。人口分布和工商业中心拥塞的问题是同一个一般性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仔细地研究指出了：近几年来有几次大的区域移民，它使得某些大的区域处于一种比较荒芜的状态，而在那些迁徙去的地区又大大地增加了救济、医护等等的负担。矿工们在有矿产的地方生活着和工作着；伐木工是在寂静的森林中生活着和工作着的；农民是靠土地生活的；而有些中心之所以成为中心是因为交通便利和需要转运物产，这些都是明显的事实。但是这些事实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什么程度上社会研究将借助于地理学的和地文学的知识来进行工作呢？

前一段已经论及经济问题的历史背景，这又转过来指出了科学的背景。在上一世纪、在近四十年内，世界上已经发生了工业上和商业上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乃是物理、化学和比较晚近的生物科学中所发生的重大变化的结果。在这个时期中，经济和政治史中的根本因素就是大家知道的工业革命。而这个革命的故事又是在生产和分配物资的过程中应用新技术的故事，而新技术的本身又是科学革命的结果。任何对既存经济的和政治问题的有力理解，都要求我们去洞察那些仅仅由于我们理解了根本的物理、化学活动与法则之后才能掌握的过程和活动。虽然我的论点还可以推广到文学、美术和数学等科目上去，但是我将不把这个论点进一步讲述下去了。对以上所述可能遭到这样的明显反对：如果我们接受了它，它就扩大了社会研究的范围，使它超过了一切的限制；社会研究有这许多的分支，它们吸取了这样多的其他的研究，以致师生双方都面对着这样一大堆难以使用和不易处理的东西。当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反对意见的时候，我们又被引到了教育问题的另一个方面。

当我问道：从教育的观点看来，所谓社会的东西在什么程度上对一切的研究具有一种限制性的功能时，我的意思是问：例如以上所述的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这一类的科目能否被分隔开来，当做一门独立的学科；或者是问：是否应当从一开始起并经常地从它们的社会影响和社会后果方面（这些社会后果一方面是说它们产生了什么问题，而另一方面是说它们提供了什么机会）去研究这些科目。人文的和文化的东西毕竟具有一个包罗其他一切事物的范围。在学校教育的较高阶段中，当然必须准备训练专家和专门工作者。在他们方面，把他们所研究的学科在一定程度上从它们的社会联系与社会功能相对地分隔开来，这是合适的。但是即使在这里也还有一个合理的问题，即怀疑社会是否正在遭受着一定的损害，因为这些有专长的专门工作者们缺乏这样一种教育背景，使他们能以从社会条件、运动和问题方面来看待他们的特殊技巧和知识。

但有一点我要特别提出的，我们从教育的尺度上看，无论如何，我们把学科与其社会影响与可能分隔开来的情况是太趋于极端了。从心理学的和道德的观点看来，可以说：学科材料对男孩和女孩来讲都失去了生命力，变成了相当死的东西，这是因为它与情境分隔开了；因而目前感觉到有这个需要，设计一些外在的办法去使得这些学科有兴趣，否则强迫注意便是这种分隔的必然后果。自然的驯服导致人们的接受。但是在这背后却有一个下意识的问题：“这一切是什么意思？这是为了什么？这些学科在课堂以外有什么意义？或者说，它们仅仅是属于课堂以内的事情吗？”

学科充斥、目的分散，以及结果所产生的肤浅现象，这是今天教育的一个迫切问题。进步的人士和反动的人士都从反面同意这一个事情。两方都坚持说，缺乏目的的统一性，散漫而混乱。据我所能见到的，获得这种所想望的统一性的惟一希望就是以上所建议的办法。各种不同的学科的自然焦点、集合点就是它们的社会根源和社会功能。一切其他统一和相互关联的办法在我看来都似乎是不自然的和注定只能暂时成功的。进步教育已经达到了一点，从这一点出发，它正在寻找一条通道，使得它的努力得到统一和方向。我相信它将在这里找到这条通道，但是我也相信结果它将会把社会研究当做一条分开的研究路线而加以重视，而这又会增加现在所存在的这种混乱和分散现象。并不是因为这些社会研究不重要，显然因为它们是十分重要，以致它们应该给予一切研究支流以方向与组织。

总之，我想说，根据我的判断，以上所述对于在准备一个不同的社会秩序方面进行宣传教义的工作，或者（如果愿意的话）进行教育的工作是具有明确的影响的。当把社会研究当做一件孤立的事件时，这些社会研究就可能会变成一堆特殊事实资料的积累，否则，就会在热心的教师们手里成为宣传教义的工具，这就是说，成为为他们也许是热忱的接受但仍然是教条主义的、一种特别的社会目的进行宣传的工具。曾在一切学科中受过训练去寻求社会后果的青年们也将受到寻求现在罪恶原因的教育。他们已经学会了去寻求可能性，以及实现这些可能性的手段；他们能为这种真正的力量所武装起来。他们也将受到教义宣传（不过他们在较深的意义上是如此的），而没有任何强迫他们去接受的教义。

（193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