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灌输教义包含着一个基本的争论点，这在我看来似乎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在这一点上，我想就公共报刊的功能问题讲几句话。争论之点是关于方法问题。我们不妨承认：学校必须有某种社会方向。我们不妨承认：这种必要性“是含蓄在教育的性质之中的……是含蓄在教师的人格之中、在学校的生活之中、在学生与学生和学生与教师的关系之中、在行政组织和安排之中、在学校房屋的建筑之中”——并且含蓄在所教的科目之中。当我说“承认”的时候我并不是说为了论证的关系姑且承认下来，而是承认这是事实，而这一事实是不可回避的。

我们由于同样的理由也不妨承认：广义讲来，教师职业现在面临着在两个社会方向之间的选择。关于这两个方向，一个是回顾着过去，另一个是瞻望着将来。而这还仅仅是故事的一部分。这个回顾到过去的方向也是由于情境的必然，顾及去维护那个牺牲了群众利益而使自己享有高度特权地位的少数阶级的利益。那个瞻望着将来的方向则是符合当前科学的、技术的和工业力量的发展的；而且更多的，它是为了群众的自由、安全和文化发展的利益。以上所述关于这两个对立的集体和利益之间的竞赛情况，我相信也是真实的。教师作为一个团体和作为个人都是而且必然要在这两个相反的社会方向，以及它们所实际意味着的一切之间在某种方式下选择一条道路。

但是愈是承认这些事情，关于方法的问题就愈变得很迫切。而方法并不简单地指课堂教学的问题。它包含着上面已经讲到过的一切项目：房屋的建筑和设备；校董会的组成及其控制和被控制；行政人员与班级教师的关系；当前流行的“训练”方式以及实际的训练与利用；关于教科书和科目内容等。这些事情的倾向从全体来看是朝着不民主的社会后果发展的，而且几乎是自动地维护着少数阶级的特权的。

当我们面临着与一个新的社会方向有关的方法问题时，理智的地位就突出为争论的中心了。有人认为，使理智在教育中占有中心的地位就意味着在社会冲突中采取一种中立的、超然的和“纯理智的”（如果不是说机械的）态度。我不能同意这些人的这种想法。在我们当中有些人相信：科学与技术的进展正在产生一种新的社会生活方式，而且在有特权和无特权的人们之间正在产生一种新型的社会冲突。我们是怎样达到那个信念的呢？我们是通过一种灌输教育而达到，还是通过我们认为对历史的、现存的力量与条件的明智研究而达到的呢？如果是后者，如果理智的方法在我们本身行得通，我们又怎样能够假定这个方法在我们的学生当中行不通并不能在他们当中产生热情和实际的能力呢？明白了学校具有必有的社会方向，这对于如何达到某些社会方向的方法只是提出了问题，而并没有解决问题。如果后面这个争论不解决，灌输教义的整个问题仍然是模糊不清的。

我说这个问题和报刊的教育力量是有联系的。在一个谋求利润的商业企业的经济体系中，报刊是其中的一部分，它本身也应该是一个谋取利润的企业，所以也就为这个经济体系进行广泛而坚定的灌输教义，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但是在这种环境之下对现实的情况如实地作许多明智的报导，这倒勿宁说我们是更有理由觉得颇为奇怪的。报纸对于真正的公共教育，即为公共所享有的教育的关系问题，以及职业教育家们对它能做一些什么事情的问题过于宽泛，在一篇文章里难以讨论。我只限于两个几乎是偶然的但重要的申述上。第一，教师出于职业的自尊心一定不能颠倒黑白而在威胁面前躺下来。这一类对教育的攻击在过去曾经引起过强烈而勇敢的反抗，这是一种健康的标志。它们和理智方法的联系是明显的。如果教师不在前线为了理智的自由而坚定地进行战斗，争取理智自由的事业几乎是无望的，而我们正困陷于那个威胁、虐待和压迫的法西斯的时代。

我的另一点申述是：目前学校的一个大的任务就是培养免疫性，使其不受报纸和无线电的宣传影响。赫胥黎（Julian Huxley）在他的《科学研究与社会需要》（Scientific Research and Social Needs）（这本书是每一位教师所应该读的）一书中说：“教育的目的之一应该是教导人民忽视由他们的社会环境所强加在他们身上的那些无意识的偏见。”报纸和无线电是灌输群众偏见的两种最有力的手段。战争宣传和希特勒化德国的情境证明：如果学校不创造一种有批判性的鉴别能力的大众智慧，那么将会无限制地产生偏见和燃烧的情绪。我们主要的保障就是由学校对各种社会力量给予一种明智的理解。根据我的判断，对于情况与力量的明智的理解必然会支持一种新的、一般的社会方向。在学校获得力量以增进这种理解的途中存在着许多的困难。集中在这个任务上面，这是与公共教育所公认的功能一致的，而且也只有它才赋予关心新社会方向的教育家们以英勇无比的任务。

（193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