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为一个有意识的积极的运动，自由主义发生于大不列颠，起初分为两个不同的潮流，其后汇合为一。
这些潮流之一是人道主义和慈善主义的热诚。这种热诚在18世纪末变得很活跃有力，并在各种形式下仍是一个大潮流。它所表现的情感是：人应友爱如兄弟，而世界则由于不认识这个道理而充满了苦难和灾祸。因此，政治的和社会的种种制度对于大众的男人、妇女和儿童，都是可怖的和悲惨的。
这个人道主义运动本身即代表许多的个别支流的汇合。例如其中有卢梭——关于被忘记的人和被忘记的大众的学说的真正创始人——所产生的惊人的影响。他的影响在文学上和在政治上是同样伟大的。他帮助创作18世纪英国描写平民的小说，其文学上的影响在19世纪狄更斯的小说中获得生动的表现。
离卢梭而独立的但为他的影响所加强的运动，是反对最大多数的18世纪思想体系侧重“理性”的运动。有些人虽然未曾明说，但感觉理性是经过选择的少数人的特权。大众是为情感和本能所影响的，世界的希望在让同情的自由发挥作用，而不再依赖逻辑和理性。
这个新态度也表现在某一时期的英国思想界把“情操的人”奉之为神明的运动。这个态度的另一表现是一般人对于“高贵的野蛮人”的兴趣。除掉假定他在一个完全幻想的情况下是独立的和自由的，而没有习惯风俗的束缚以外，还把他理想化，作为本能的和情感的人。
最后汇入人道主义潮流的另一影响是宗教的影响。在英国，它为特别表同情于“下层的”和被忘记的阶级的韦斯利（Wesley）运动所鼓舞。但它亦影响了英国圣公会。为了拯救人们（特别是贫贱的人们）灵魂的热烈的、积极的传教热诚，使传教者努力去改进贫贱人的境况并废除粗暴的和残酷的不平等待遇。
由宗教发动的运动亦积极攻击奴隶制度、监狱生活的虐待、执行赈济的粗暴的和机械的方法，并通过工厂法攻击矿场和工厂中女工和童工的不人道的劳动条件。在这些运动中，宣传福音的热诚是其原动力。
在自由主义形成中的另一大潮流导源于蒸汽应用在工业上所引起的对工商业的刺激。这个运动的伟大的、理智的领袖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他的学说得到工商业家的赞同，因为他们企图争取自由，要废除那些限制工人行动自由，强使市价服从决定价格，阻碍交易自由，特别是对国外市场的交易自由的一大堆的法律和习惯。
从农业的封建主义遗留下来的、倾向于扼杀新工业于其诞生时的一大堆限制，为地主的利益所支持而继续有效。因为限制的和压制的种种条件都体现在法律中，因为法律是政府控制人类行为的手段，所以政府被认为是自由的大敌人；对于从事满足人类需要的工业之干涉，被认为是进步为什么受到阻碍，利益的调和与和平为什么不能实现之原因。
生产的自由将给人们的努力以最大的刺激，并机械地引导人们到某些道路上，使人们自己得着最大的报酬，同时对于社会又最有益。交易自由将产生互相依赖的情况，从而机械地使利益得以调和。这个学说的消极方面，其反对政府在生产和商业中的行动发展成为放任政策：政府撒开手，去给生产者和商人最多的自由行动，以发展其自己的福利。
这个历史的简述之价值不限于敷陈往事而已。对于那作为一个社会的和政治的运动的自由主义之了解，它是不可缺少的。因为这两个大潮流虽然曾会合在一起，但并不曾融合为一。
虽然人道主义的运动在私人的和自愿的努力上表现得最积极，但它并不反对利用政府机关以完成其改革。事实上，没有政府的干涉，则最大多数的改革如废除奴隶买卖，实行监狱改革，祛除对女工和童工的虐待都不能实现。
走向以社会正义为口号的所谓社会政策的整个运动滥觞于这个根源，并牵涉到政府行动的逐日增多的援助。所以从最初起，在自由主义中即有内部的鸿沟。在这两派学说中，用其中任何一派的说法去为自由主义下定义，将为属于另一派学说的人们所猛烈反驳。
从历史方面来说，这个鸿沟体现于19世纪自由主义主要代表之一，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人格中。不管他自己意识到与否，他的主要原则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渊源于慈善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运动。但是在实现这个目标时，除掉些例外，如公共卫生和公共教育等，他自居于放任政策的自由主义之行列。
在革除司法程序、立法程序、立法者的选举法的种种弊端上，他赞成采取政治行动，但是他认为这些要改正的弊端是过去政府不遵守其正当范围之结果。在政府行动的弊端被祛除以后，他相信个人创造性和努力的自由发挥，将提供那达到进步和产生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可靠道路。
我在上面已指出，自由主义的内部鸿沟从未湮没过。在欧洲大陆，所谓自由党差不多全是大工业、银行和商业的政治代表。在大不列颠，因为在英国事务中传统的和调和的精神是如此强有力，所以自由主义是两派学说的一个混合体，有时偏于这一方向，有时偏于另一方向。
在美国，所谓自由主义即是用政府机关的力量去补救那些更不幸的阶级所遭受的祸害之观念。它是进步运动中的“向前看”的观念；它至少在名义上是罗斯福的新政之基础。它赞成雇主责任法案，规定劳动时间和条件的法律，反对榨取工人血汗的工厂法，用公共救济费和公共事业费去补助私人慈善事业的办法，对公共学校的慷慨拨款，对大宗收入和遗产征收更高的累进税等；在大体上说，当雇主和工人发生冲突时，它常站在工人一方。
它的哲学面貌不大清楚。如果它有一种哲学的话，它的哲学是：政府应时常出来干涉，促使富人和贫人、权利过多者和权利不足者的情况趋于平等。由于这个原因，另一学派的放任政策的自由主义常攻击它是淡红色的社会主义，是伪装的过激主义，而目前流行的攻击是，全世界各地的骚动都是由莫斯科煽动的。
事实上直到目前，在这个国家内，政治的自由主义并未试图改变经济制度的基本情况，或是做了比改良大众生活情况更多的事情。因此，现在的自由主义受过激主义者的攻击比受保守主义者的攻击更厉害。在过激主义者的语言中，自由主义是叱骂和谴责的名词。
自由主义的两个学派尽管有极端的冲突，但它们都宣称效忠于同一的、最后的理想和目标。两个学派的口号是个人的最大可能的自由。它们中间的差别是，关于自由和个性的最重要的范围和关于实现自由与个性的工具。
只要阅读放任政策的自由主义的党徒所出的刊物，便知道他们所珍视的是商业中投机者的自由，而且他们认为这种自由差不多是一切自由的中心。
关于“自由同盟”的代言人，对于提倡强硬的个人主义的前总统胡佛，干涉上述那种自由的任何政府行动是对自由本身的一种攻击。他们所重视的个人的倔强性、独立性、创造性和毅力等，是那些在现存的金融资本主义制度中已爬到最高地位的人们的倔强性、独立性、创造性和毅力等。他们将受到批评，因为他们把自由和倔强的个人主义与他们对在其中发财的制度的维持等同起来。
这种批评是有力的，因为他们在绝大多数的事例中曾支持真正放任政策的自由主义者所猛烈攻击的关税的保护政策。“强硬的个人主义”的创始人曾利用政府的“金融改造公司”去帮助在经济困难中的工业，但据我所知道的，那些反对政府干涉的人们对于这个罪恶昭彰的政府干涉私人工业的事件并未提出抗议。
这种形式的自由的代言人并未攻击土地垄断政策。如果他们想到亨利·乔治（Henry George），他们认为他是从事颠覆活动的和危险的过激主义者之一。他们自己建立的金融和工业系统是如此集中，以致成为半垄断事业或真正的垄断事业。
另一学派的自由主义者指出，那些专谋私人利润而不顾社会结果的工业制度，在事实上对于大多数人的真正自由有最不利的效果。
他们关于我所谓自由和个性的范围之概念，比较那些自封为自由的战士们关于自由和个性的范围之概念更广泛、更丰富。他们认为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文化机会自由——是影响着生活各个方面的东西。没有某种程度的安全性，即便在经济范围内亦不能有自由；而在目前经济制度之下，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的安全都被否定了。
他们指出：工业、银行和商业已集中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目前已无所谓仅仅私人的创造性和企业了。因为私人的工商企业影响着这么多的人，其影响又是如此深远与悠久，所以一切工商企业都牵涉到公共利益。因为工商企业的结果是社会的，所以社会应通过与日俱增的、有组织的支配，去控制造成这些结果的工业的和金融的原因。
我所以毫不怀疑放任政策的自由主义的衰弱，主要由于其自己政策的结果。凡是不能给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以基本的安全的任何制度，都不配称为拥护个人自由和发展的有组织的制度。凡是对这些目标有真正兴趣而不是以其为私人利益和权力的掩盖物的个人和运动，必须在思想和行动上把主要重点放在达到这些目标的工具之上。
现在这些工具便是增加社会支配，增加努力的集体主义。人道的自由主义为了拯救其自身，不应仅对付表面的症候如不平等和压迫现象等，而更应探究不平等和压迫现象的原因。自由主义为了能继续存在于目前情况之下，必须采取过激态度，就是说，不要用社会力量去改良现存制度的有害的结果，而要用社会力量改变制度的本身。
但是过激主义，在许多人看起来，在其忠实信徒与其死敌看起来，是与改变制度的某种特殊方法相同的。在他们看起来，过激主义是用暴力的、颠覆的办法去改变制度的一种主义，这种过激主义是与自由主义相反的。因为自由主义在其历史上和本质上是主张用民主的方法去实现社会改革的。
强迫人们自由的观念是古老的，且它在本质上是与自由相反的。自由不是可以从外面授予人的恩物，不管是开明专制的王朝授予的，或是新型独裁政府授予的。自由是从个人的参与中争取得来的，这个事实是民主的自由之本质，而某种特殊的政治机构却不是其本质。
反对用民主的方法去实现社会支配的一个原因，是大家性急并渴望走捷径，殊不知所谓捷径并不能达到目的地。另一原因是俄罗斯革命的榜样。殊不知俄罗斯在其全部历史中从来未曾有过任何民主的传统，其人民是惯于受独裁统治的，而独裁统治是与一切西方国家的精神相反的。另一原因是，占优势的经济权力，所谓财阀或“特殊利益”，夺取了民主的立法和行政的机构，不容许用民主的方法去实现社会改革。
对在特殊利益的剥削下的民主主义的实施情况表示不满，这是正当的。但若以暴力或阶级间的内战作为补救办法，那是令人绝望的建议。
如果采取暴力或内战的办法，其结果必是公开的和露骨的法西斯主义，或者是斗争的双方同归于尽。社会改变的民主方法是缓慢的，它要在非民主的许多困难情形下辛勤操作。但这是自由主义的方法，其信仰是：自由不仅是目的，而且是方法；只有通过个人自愿的合作，个性的发展才是安全的和持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