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科学的反抗

目前我们面临着对科学广泛的反抗。如果对这一点还进行争辩，那就是浪费时间了，因为这样的反抗几乎在一切领域里都显然发生着。在教育中，它所采取的形式是把人文学科和科学对立起来，并且大喊大叫地断言说，一切现在学校系统的失调和失败——而这种失调和失败无疑是大量的和严重的——都是由于把“人文学科”屈从于科学的结果。如果我在“人文学科”一词上加上引号，那是因为从这个领域内所提出的攻击来自担任文艺学科的教师们；而且是因为它把人文的学科和语言和文学的学科等同起来了。

在理论或伪哲学的一边，这种攻击的根据是把科学的东西叫做“唯物主义的”，而把文艺的学科和在我们传统和制度中的一切“唯心主义的”和“精神的”东西等同起来了。这种主张是以人与自然分隔的信仰为根据的。人不仅被看做是控制自然的主宰，而且是在最陈旧的和最不名誉的意义上被看做是主宰的——是单纯靠命令进行统治的专制君主。这种区别、这个在一切孤立主义形式中最根本的形式，完全忽视了广大人类群众的日常兴趣和关怀，而这种兴趣和关怀是和他们所面对的自然条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些条件对于人类的福利和命运是有着重大影响的。人们只要观察一下广大的人类群众在谋求生存和维持一个相对好的生计的事务中所呈现出来的这幅景象，就会觉察到把人文学科和语言与文学等同起来的做法是荒谬无理的。

把这两者等同起来而且据以对科学提起控诉，这一事实是可以十分说明问题的。它使得反抗科学的背景显著起来；它勾画出了真正人类的价值与目的在危难之中；它指出了导致人文主义真正而不是虚伪的进步的惟一途径。在背景方面，在这种反抗的来源方面，它直接指出了有些人具有“权威”，反对一个以引入新的、更广泛的和更人道的秩序的办法来威胁到他们优越地位的运动。从根本上来看，这种攻击来自于那些由于政治、宗教和经济制度的现有结构而享有控制和管理别人权力的人们的代表们。从表面上来看，更多地从口头上听来，这种攻击是来自教师们；他们发现他们在教育系统中的地位和声望正在遭受损害，而且他们天真地，即无知地做了非战斗的随军人员所做的工作。

把当前对科学的反抗和早些时期称为“科学与宗教的冲突”的运动作一比较，这将是有意义的和有趣的。在早些时期的那场战斗中，对科学的攻击是和科学中——首先是在天文学中而最后是在生物学中所得到的某些一般的结论联系在一起的。这些攻击集中在这些新结论对人类历史在原始时期所建立起来的信仰在理论上所产生的具有破坏性的效果上；这些信仰在相隔几千万年过程之中已经在理智上、制度上和情绪上赋有了制裁的性质。

还很难说科学的主张已获全胜。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在罗马天主教和新教两者之中仍然盛行。但是总的来讲，舆论的一般趋势已经适应于这些新的观点。现在对于这些观点的攻击毋宁说是具有宗派性的，而不具有一般社会的重要性。当前对科学的反抗却比早期的攻击要深刻些——虽然在这段时间内科学家们已经获得了许多胜利。这已经不是一场在特别事务中的一堆新信仰和为人类所心爱的一堆旧信仰之间的战斗。这种攻击是对科学这种态度、观点和方法的攻击，特别是涉及它们对人类制度方面的意义，集中在这个最高的争论点上：即谁和什么将有权威来影响和指导人生。

由于有人敢于把科学方法与科学结果用于它份内的专门“材料”以外——当然，假定它还不敢侵犯人事关系的道德领域——而使科学受到攻击，这时，攻击科学的人就利用某种哲学来为他攻击科学作辩护。在这里，我并不企图批评背后的这种哲学。但是我只想指出一些因素，它们似乎为攻击所谓“唯物主义”的科学提出了理由，认为科学与这种唯物主义和人文价值是敌对的。通常在“纯科学”和“实用科学”之间加以区别，这是我们所熟悉的。在这里，我不想重复我在别处已经重复过的论点——所作的这种严格区分乃是理智上的一种历史遗物，因为在过去，用亚里士多德的术语，有人认为因为有的东西是神圣的和永恒的，所以是高贵的，而“理论”则是和这些高贵的东西有关系的；有的东西仅仅是世俗的、最坏的、是卑贱的，最好的也不过是过眼浮云的，而“实践”则是和这些世俗的东西有关系的。

我还想请大家注意这个事实：不管少数知识分子阶级把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区分开来有多好的理由，广大人民群众却只有在应用科学的时候才和科学发生接触。科学在他们看来就是对他们日常生活所发生的意义；它对他们的日常职业，对他们在家庭、邻居和工厂的生活中所特有的利用、享有以及对利用与享有所加的限制等等所产生的后果；以及它对他们的工作或没有工作的后果。

于是，“应用”科学对这些人的意义同它对那种从事于区分的哲学家的意义就十分不同了。发明家把数学物理的公式转变成为机器和其他力的设备，因而它对发明家的意义又十分不同。因为在他看来，它不是抽象的技术；它是在现存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之下发生作用的技术。与人文相敌对的唯物主义就在这里而不在纯粹的或抽象的科学之中，而攻击也应该指向这里而不是任何其他的地方。

有些骄傲地自称为人文主义者、人类道德的和理想兴趣的保护者的人，攻击一些习惯和制度，因为它们使得科学在技术上的应用对大部分的人民发生了严重的影响，既限制了他们的教育，也限制了他们追求一个豁达人生的其他机会，把潜伏的安全工具变成了产生大量不安全的设施。当这些人士开始攻击这些习惯与制度时，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对于人类价值的关怀是真诚的，而不是为了维持某种制度化的阶级利益而有意无意地一种设计。人做了什么，他就是什么。

（194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