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由思想的挑战

第一章　对自由思想的挑战

如果要明白：当哲学是活的而不是老古董的时候它是研究什么的，那么最好的方法大概就是询问我们自己：应该用什么标准和什么目的与理想来控制我们的教育政策和计划。如果把这个问题系统地追索下去，它就会揭露出来那些在指导人类事务中从道德上和从理智上来讲是基本的东西。它将揭露当前这个社会中的一些基本的区别和冲突。一些问题和原理，当它们脱离了人类需要和人类斗争，用哲学系统表达出来的时候，是遥远的和抽象的。但上述这个问题将给予这些问题和原理以具体而明确的意义。为了这个理由，目前攻击教育中所谓现代的和新的东西的这个运动，即使在那些认为这个运动的倾向是彻底反动的人们看来，也是受欢迎的。我们不得不对付这个问题，而对付这个问题就将把那些长期以来不为人所注意的信仰揭露出来。“最大的坏事”是把一些互相对立和互相反对的事情混杂起来。这在其他方面是如此，在教育方面也是如此。目前所进行的划分界线的工作不仅将有助于澄清我们教育领域中的混乱现象，而且将使哲学死尸恢复生命。

有人告诉我们说，科学的科目已经在侵犯着文艺的科目，而只有后者才是真正人文的。有人告诉我们说，由于单纯的职业教育，由于把整个人的活动仅限于谋生的教育代替了自由的教育，所以产生了一种讲求实效和功利主义的热忱。有人告诉我们说，整个的倾向是从人文的转向唯物主义的；是从永久理性的转向暂时有效的——如此等等。现在十分奇怪的是：在我们当中，有些人根本不同意批评我们现在系统的那些理由，而且也同样根本不同意所提出的那种补救方法，但是我们却都同意现在的这个系统（如果可以把它称为系统的话）缺乏统一的目的、内容和方法，因而只是一堆拼凑物而已。我们都同意：一个负担过重而杂乱无章的课程内容需要简单化。我们也都同意：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将往何处去和想往何处去；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做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

我们对于教育的现状有许多的批评，而还有一些批评家们，虽然他们的根本前提和目的和我们的根本前提和目的是完全相反的，也对于教育的现状有许多的批评，而这两方面的批评从许多具体内容中看来是没有多大的区别的。然而，提出这些批评的立足点和所要建议改革的方向则是完全不同的。争端正在形成之中。我们同意缺乏统一性。但是我们却深深地不同于这样的信仰，以为我们系统的过错和缺点是由于过分地注意了人类文明中现代的东西——科学、技术，当代的社会争端和问题。毋宁说，我们对于目前教育情境的批判性的估价是根据于这样一种信仰：与现在社会中活生生的东西相适应的因素，亦即正在形成现代文化的因素，或者是由于人们过分地注意于古旧的东西而被混乱地压制着了，或者是由于没有把它放在中心的位置而被导入一种比较专门化而非自由的道路中去了。

于是我便从这一事实开始，即有人现在告诉我们说：一个真正的自由教育要求回复到大约在二千五百年前在希腊所奠定的，而在六七世纪以前封建中世纪时期的最好时代重新复活和付诸实现的那些模型、式样和标准。不错，在希腊曾经陈述过一个教育理论，它把“自由的”一词应用到完全与“实用的”东西无关的东西上。我们从希腊继承了这样一个传统，把“自由的”和“机械的”教育彼此完全对立起来，而且，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它把“机械的”和一切有关工业、日用品和服务性的东西都等同起来了。

这个哲学是忠实于它所出现的那个社会生活的事实的。它把雅典当时盛行的制度、习俗和道德态度都翻译成为理智的言辞了。自由教育就是雅典社会中自由人的教育。这在当时是恰当的。但是与此并列的还有另一事实：即这些自由人是在数量上占少数的，而他们的自由是建筑在一个广大的奴隶阶级的基础之上的。从现代民主社会的立场看来，这是完全不恰当的。享有自由特权和享受自由教育的阶级，显然是以为现代解放事业应坚决避免以那种思想为根据。因为为出生、性别和经济条件所固定下来的地位正是民主社会所认为“不自由的”东西。在希腊的哲学家看来，这些区别是必然的；它们是“自然”固定下来的。它们已经在社会制度中固定下来了，因而任何其他的观点都被视为不合理的，即使在当时最聪敏的人们看来也是如此。

如果在今天还有一种教育哲学用与真正自由相反的言词来说明自由教育，这个事实就会使我们对这种教育哲学发生怀疑。职业教育和实用教育在希腊是不自由的，因为它是对于奴隶阶级的一种训练。自由教育在希腊是自由的，因为它是一小群自由地致力于一些高尚事物的人们所享有的一种生活方式。他们有这样做的自由，因为他们是依靠一个工业奴隶阶级的劳动果实为生活的。而工业是在照常规的习俗中从父到子继承下来的。

工匠们所仿效的模型和式样已经达到了高度的美术发展水平，这也不容许我们看不见这一事实。因为它与现代工业的情况大不相同。现在的工作方法是继续应用科学的结果。发明本身也是应用科学的结果，它在不断地侵入常规的、惯例的生产方式之中去。希腊人在表现理性地洞察或科学的活动和表现非理性的常规活动之间加以区别，他是可以在当时存在的情况之中找到理由的。但是到今天却没有任何理由来坚持这样一种看法。现在有较多的自然科学包含在我们的工业管理之中，但在指导我们政治的和社会的事务中，还没有类似这种科学的东西。

向前进而不是向后退的问题于是便成为使我们的技术教育与职业教育自由化的问题了。一般的工人很少或者完全不认识到在他所从事的工作中所体现出来的科学过程。他所做的工作时常在他看来是常规的和机械的。在这个范围以内，评论家们对目前职业教育所作的诊断绝大多数是正确的。但是他的反动的补救办法却正是把现在系统中的坏东西固定了下来。他们并不寻求一种教育使得一切进了学校的人觉察到工业过程的科学基础，而是在受着职业教育、有意继续保留在不自由状态之下的人们和按照希腊的模样享有自由教育的少数人之间更加深刻地划上一道鸿沟。一种真正自由的和起着解放作用的教育今天拒绝把职业教育在任何水平上同与社会的、道德的和科学的事务相联系的补习教育区别开来，因为在这样的联系中，在良善管理下的职业和专业教育才必然发挥它的功能。

不把发挥这种作用的教育的内容和方法根据于对现在正在成长而有生命力的东西所进行的明智的选择与整理，有意识地删除掉那些已经过时的东西，这就肯定会把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中的混乱和冲突的情况继续下来。要有明智的勇气使教育达到它可以成就的结果，这既能产生信心，又能产生支持这种信心的智慧。

当我们转向中世纪对希腊自由教育理论的翻版时，情境也并不比较好些。在农奴与地主之间的鸿沟在中世纪的社会中是太固定了，以致未能引起最有自由思想的哲学家们的注意。它被视为当然之事或“自然之事”。再者，在希腊的城邦里，从市民的意义上所理解的政治公民身份和公共社会生活是至高无上的，但在中世纪社会里却没有这样的政治公民身份和公共社会生活。虽然从希腊哲学中所借用来的关于自由文艺和自由教育的字眼在随便地被应用着，然而它们的意义和在希腊生活中运用这些字眼的意义却毫无共同之处。重要的机构是教会而不是城邦。结果，在中世纪的思想上，僧侣与俗人之间的差别便代替了在希腊哲学著作中自由人与工匠之间的差别。“公民”一词表示着雅典生活的主要动向，而“教士”一词则表示着中世纪文化的主要动向。

从教育哲学的角度来看，这个结果说明了为什么目前这种反动的运动比较接近于中世纪的模式而不接近于希腊的。自由的雅典公民的活动是直接有关于一个城市社会的事务与问题的，而在这种城邦社会的事务和问题中，理论兴趣与宗教仪式只是世俗的和暂时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常例和从属的部分而已。亚里士多德也曾教导说，即使自由的政治生活也不是完全得免于实用的、污染的。惟一完全自由的生活乃是专心一致追求科学与哲学的生活。自然而不是超自然，是古代希腊哲学的核心。

在希腊的科学哲学家看来，对自然（如果不是通过感觉的，就是通过“理智”的）第一手的知觉乃是真理的泉源。过去遗传下来的著作乃是用来寻找其中所包括的暗示，当做设置各种选择的可能性的材料。它们从未被认为是最后的权威。有一件事情是禁止的，那就是不允许别人的意见去疏远认识与自然事实之间的关系，但是在中世纪的文化中，那些世世代代以来通过文字的手段所述说的、记载的和传递下来的东西就变成了最后的权威。只要提一提所谓《圣经》所起的作用就够了。我并不是说其中没有理智敏锐的伟大思想。但是人类的智慧已被用来研究、解释、采用从过去学问用文字所传递下来的东西，以及用来进行组织文字的工作。总的来讲，这些著作代替了希腊哲学与科学中自然本身所占有的地位。这些著作构成了所要研究的世界。

然而，从欧洲当时的条件看来，这种依靠文字，把它当做是沟通过去知识的媒介的情况，在实际上是必要的。要自由就要求得解放，结果就是使人的力量得到解放。我们的新经院学派认为，自由教育的教材本身是固定不变的，他们的重大错误之一的根源就是由于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过去文字上的艺术和著作材料在古代曾经起过任何其他东西所不能起的解放作用。因为整个北欧刚刚从野蛮状态之下解脱出来。从历史上来讲，如果不去熟悉几百年前在地中海盆地所发展起来的那种较高的文化结果，这个运动就实际上不可能得到有效的引导。语言、文字是和这些结果发生接触的惟一媒介。教士们是既精通文字工具又具有道德权威的惟一阶级，这使他们成为教育的中心。

自从中古时期以来社会的和文化的条件已经起了一个重大的、革命的变化。在精神上我们比较接近于古代文化而不是接近于中世纪的文化。在社会关系的组织方面，从奴隶制的基础到自由人的基础，这是一个巨大的变迁，因此如果我们说这个变迁是和雅典所陈述的原理一致的，这种说法是具有相当大的真实性的。这些原理的全部意义由于社会制度所施加的实际压力，是它们的创始人所不能认识到的。有些评论家们主张回复到“希腊一中古”时期的观念上去，似乎这两个时代的观念是一样的，因为中世纪的哲学家们曾经利用过一些为早期哲学家们所提出的文字上的公式。这些评论家的突出特点就是他们在历史方面的无知。

语言在教育中仍然具有根本的重要性。沟通是明确地区别人与其他动物的特征；它是文化存在的先决条件。但是认为语言、文字的技巧和研究在当代条件之下和在希望、亚历山大里亚或中古时期一样，能够为了同一目的和运用同一方法来利用，这种见解在原则上是荒唐可笑的；而且如果采用了这个原则，在实际上又是十分有害的。这种试想重新把文字技巧和材料建立起来作为教育中心的尝试，在“争取自由的教育”或“自由的”教育的伪装之下进行的这种尝试，和一切民主国家所培植起来的自由的东西是直接相反的。有人认为，可以通过五花八门，各色诸全地凑满100本书（多一点或者少一点）的办法来求得一种适当的教育。当从实际对于这个观念考察一下时，这个观念就是可笑的。为成年人设置一个五尺高的书橱，使他们在一生的闲暇之中阅读、重新阅读而加以消化，这是一回事。把它们安排在四年学制内而且定量地加以灌输，这是完全另一回事。然而，在理论上和在基本目的上，这并不是可笑的。因为它标志着和希腊人把知识当做第一手使用智慧的结果的见解脱离开了。它标志着回复到中世纪依靠别人所已经发现的（或被认为已经发现的）最后权威的见解上去，但是它却没有中世纪学者们之所以这样做的历史背景。

这个反动的运动是危险的（或者说，如果它认真进行的话，它会是危险的），因为它忽视了并事实上否认了科学探究和第一手观察的原理，而这是科学全部进展所必需的生命血液——科学的这个进展是惊人的，它使得过去千百年来所积累的知识进步比较起来成为微不足道的了。经院学派反动运动的主要拥护者乃是一些缺乏科学教育的文人，否则就是一些神学家们，他们预先就深信存在着一种超自然的制度，它的官方发言就是固定的和最后的真理，因为它们是超越于任何人类探究与批评之上的。

哈钦斯（Hutchins）先生写道：〔1〕

“我们知道有一个自然的道德法则，而且我们能够懂得它是什么，因为人是有本性的，而我们能够懂得人的本性。人性到处都是一样的，它为不同文化的不同习俗所隐蔽，但不为它们所磨灭。人性的特殊性质是：人是一个有理性的和有精神的动物……”

于是由于人类具有这种内在的和必然的本质，所以他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气候和不同的文化之中都是一样的。任何东西不能使他发生变化，或者说，在物理的、生物的和社会的世界中（人是其中的一部分）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他的本性发生差异。所以能够指导一个人的行为和信仰的原理乃是固定不变的。而且它们是通过一个独立于和超然于科学方法之上的特殊官能所感知到的，而耐心的探究则凭借科学方法，借助于实验观察，来发现关于自我、社会以及这个物理世界的自然事实的。

这种见解里面并没有什么新东西。我们从早期童年起就熟悉它了。它是我们大部分在家庭里和星期日学校里所受训练中的一个习俗的和既存的部分。虽然如此，它却表达了一种粗野的和习俗的文化观点；它表达了一种在我们今日所谓科学的意义之下的先科学期的文化。至少具有同等洞察力的人们（例如亚里士多德本人）以及那些在今天还断言人性与道德是具有绝对齐一性的人们，对于自然对象都讲授过同样的东西。天文学和生物科学曾经一度坚定地以永恒的齐一性为根据，正如现在的道德科学与哲学所断言的那样。在天文学里曾经主张过：这些较高的天球，带着其中所有的一切东西，从来就总是而且将来仍总是沿着一个不歪不斜的圆圈运动着的。于是当前天文科学所传授的东西看起来就似乎是一团混乱的东西。在生物学里面，认为植物和动物的种类是完全固定的和齐一的，这曾被当做是一切科学知识合理的和必然的根本真理。

总之，这个为人所深信的关于道德的看法，曾经一度在自然科学中流行过。这两者的基础就是：齐一的和不变的东西在它的圆满性上和真实性上较之从属于变迁的任何事物都是内在地高级一些。从社会方面来看，这种看法的兴起是容易理解的。它是适合于在习俗统治之下的社会的——这些社会惧怕变迁，把它当做是不稳定和无秩序的根源。当观察缺乏仪器而受到局限的时候，这也是一种很自然的看法。在没有使用望远镜的时候，这些“恒星”的位置变化是不能觉察出来的。植物与动物中类或种的变化也只有在畸形动植物出现的时候才可以观察得出来。因此，对人性永恒齐一的这种信仰，乃是过去曾经一度对于天文以及一切生物普遍相信的一种信仰所遗留下来的残余。科学方法和结论对于那些主要是受着文献教育的人们还没有发生多大的影响。否则，他们就不会在一个领域内继续相信科学在其他一切地方都已经废弃了的这样一种理论。

然而这里所论及的这一群人却并不反对教授科学。远非如此，他们的主张是把自然科学的科目置于次要的地位，而结果是把它从属于这样一类的科目，其价值是在技术、功利和实用方面的。因而他们赞成并且倾向于把可靠认识的自然手段和一切具有道德上、理想上和“精神上”重要性的东西分裂开来。

任何一个有思想的人怎能泰然自若地来对待这样的分裂，这是难以设想的。在希腊和在中世纪的“科学”中没有这样的分隔。在他们的科学中，一切关于自然世界和自然对象的根本真理所涉及的，同道德的目的和原理一样，都是一些永恒不变的东西。事实上，亚里士多德，这位中世纪时期在自然与世俗事务方面的权威，在完备的恒常性方面曾经给予天文学与生物学等学科较之道德知识更高的地位。因为他观察到了这样一个无可怀疑的事实：道德实践与目的随时随地都在变化。

实际上，今天在那些诉之于希腊哲学的人们和那些诉之于中世纪哲学的人们之间的联盟并不是根本性的而是战术性的。他们是由于有共同所不喜欢的东西而联合起来的，他们是在一个阿达兰姆洞穴（a Caveof Adullam）[1]中的同居者。他们有共同所不喜欢的东西，但是却没有共同的忠诚和目标。希腊科学，从现在自然科学的观点看来，的确，是具有超自然的特点的。虽然如此，但是按照希腊科学的讲法，这些科学的内容是具有深深的自然的和内在的合理性的。按照中世纪神学哲学的讲法，一切最后的道德原则的基础是超自然的——不仅超越于自然与理性之上，而且它是远超越于自然与理性的范围以外的，因而它们必然是神启的。

哈钦斯先生在神学方面的有些追随者们把这点弄清楚了。因为他们特别地把政治方面、公民方面、社会方面的道德和个人方面的道德完全分隔开了。前者是“自然的”；它的美德是指向“文明的善”。后者则不得不考虑到人的“超时间的命运”。关于“自然道德”的教导仅仅好像是受“所谓政治生活与文明的美德”所影响的。它倾向于忽视或轻视个人道德，而个人道德是“一切道德的根源——要记住：这种道德在来源上和目的上都是超自然的”。

这个学派的自由作家们发现他们处于一个进退维谷的境地；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为这样一个事实说明了：即他们求助于一种“完整的人本主义”并要求避免分裂。然后，他们又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设置了一系列完全的分裂。有人与超自然之间的分裂；有暂时与永恒之间的分裂；有人类与神灵之间的分裂；有内在的与外在的之间的分裂；最后有公民的、社会的事务（一般地来讲，即这个世界的一些事物）和人类的所谓超时间的命运之间的分裂——当然需要有一个特别的、超自然的和必然的教会来作为这道鸿沟的桥梁。

从一种观点看来，这些作家们只是表现了我们目前文化所特有的分裂与冲突。不过他们所附加的是要把这种分裂有系统地固定下来，并以此为拯救由这种分裂所产生的罪过的办法。在这一点上，从这两个学派的共同点上看来，由我们的神学哲学家所代表的这一派，和它的临时伙伴比较起来，是处于有利的地位。因为他们要求为一个为神圣所创立的教会说话，而这个教会永远是受着上天所指导的。所以，当可能犯错误的人类的理性所说的话发生变化时，并且当不同人民在公民的各种道德方面彼此冲突的时候，教会就能权威地指出惟一的真理。

因此，在教育哲学中所产生的争端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它表现了现在为哲学的各方面所特有的裂痕。它表现了两种观点之间的区别：一种观点是回顾过去去寻找教训与指导；而另一种观点则主张，如果要使哲学有利于目前的情境，它必须对显然现代的运动、需要、问题和资源予以高度的注意。后面这一观点，人们常以一种讽刺的方式来加以对待。说它是以对新奇与变化的无知爱好为根据的；说它爱好现代的东西仅仅是因为它在时间上发生得晚一些。然而实际的情况却是：在当代生活中有许多正在发生作用的因素，它们在前途希望上（如果尚未在实际成就上）具有卓越的价值。这些因素就是在知识领域内的实验科学和实验方法。这个领域既包括有关于人与世界的明确结论，又包括有一种明确的道德和伦理。第二个现代的因素是人类关系中的民主精神。第三个因素是为了人的目的在技术上对自然能力所加的控制。这三个因素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自然科学的革命是发明仪器与过程之母，而仪器与过程又为现代工业技术提供了实质的内容。事实十分明显，它是无可否认的——不过还有一些十分肤浅的人们，他们把工业中的大进展不归功于现代科学的方法与结论，而归功于人们对金钱力量的爱好。还有一件事实：即在自然科学中这种惊人的进展，乃是由于打破了存在于古代和中古时期属于纯理智与“精神”性质的“高级”事物和属于“实用”和“物质”性质的“低级”事物之间的围墙。而这件事实却也许不是同样明显的。

因为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只要大家愿意看一看这个历史事实，它是十分明白的。这就是：当研究者利用了为社会所轻视的工业中的仪器与过程，而把它作为认识自然的手段时，在科学中便开始了从比较贫乏与停滞的状况到一个有丰富结果的和不断进步的生活的转变。然后，由于商品和服务所产生的变化便成为打破封建制度的一个重大的因素。用便利的交通代替了人民、集团和阶级之间的孤立现象，这便成为产生民主运动的一种行动。

再回到我们是生活于一个混杂而分裂的世界之中的这个事实上来。我们被拉向各个相反的方向。我们还没有一个并非从年代上来讲是现代的现代哲学。我们还没有一个教育制度或社会制度已经不是各种相反的因素的混合物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来，在自然科学中的方法与结论和在道德与宗教中所流行的那些方法与结论之间的分别是一件严重的事情。它意味着：在至关重要的问题上，这个社会还不是统一的。

我不懂得那些主张在道德与社会制度方面要回复到古代去的人们是不是想要在自然科学方面也回复到它早年的情况；是不是想要废弃掉为科学的实验推广所产生的一切现代的发明和仪器。但是他们的主张在逻辑上和在实际上的含意却是要把这种区分固定下来，要把我们所忍受的这种分裂固定下来。先科学时期的精神和方法在比较高级的领域里保留下来，而同时，科学和技术则被贬黜到生活中内在地低级一些的和被分隔开来的那一隔室中去。用宣道的方法，否则就是用一种外在的制度权威，使得科学与技术不致逾越它们的范围。

于是，与此有关的一个突出的争端便是我们行动的方向问题。我们将被迫地主张：在自然科学中通行一种方法，而在道德问题方面我们将用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方法吗？科学方法已经正在进入心理学的领域；它已经在人类学的研究中安家落户。当这些研究领域内所达到的结论为一般人所广泛接受时，是不是要以科学与道德信仰之间的冲突来代替科学与被作为宗教的东西之间的旧冲突？而这个问题是比较恰当的，因为这里所论及的宗教也是先科学期文化的一种表现。

在教育领域内所提出的这个争端又以一种生动而明显的方式恢复到哲学中所要采取的方向问题上了。但我不是说哲学中的问题和在我们的实际事务中——在教育中、工业中和政治中——所要采取的方向是同样重要的。但是这两者是密切联系着的。旧的形而上学的和神学的哲学反映了它们形成时的社会条件。把这些条件变成理性的名词时，这些条件又得到了支持。传统哲学按照社会运动所采取的方向发挥着指导作用。这些传统哲学也力图在今天发挥这些功能。然而，当它们这样做的时候，它们只产生了混乱和冲突。

我希望我已经弄清楚了，我对于我适才所考虑的这些看法背后的哲学是不同情的。但是它在场面上的积极出现是受欢迎的。有些人把哲学当做是纯理智的体操锻炼和纯字句上的分析。哲学需要从这些人手里夺取过来。把哲学恢复到人的方面来，这也许要遭到反动的严重冲击。无论如何，如果哲学在现在的危机中要有所作为，那么此地所讨论的教育哲学便引起了现在需要引起人们注意的一切哲学问题。

在不变与变化之争中就包括有这样一个问题：在某一个领域内做出了惊人成就的探究与试验的方法，是否可以应用来推广和发展在道德的和社会的事务方面的知识。在科学与道德之间是否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在道德中的原理和一般真理与在科学中的是不是一样的——即这些暂行假设是不是一样的：它们一方面把过去不断的经验与探究的结果集中起来，而另一方面指导着进一步有效果的探究，而这种探究的结论又转过来检验和发展已用的暂行原理，以便进一步加以运用？假定说，如他们所说的，在抽象中道德原理真是固定的和永远齐一的，那么是否有人曾经指出（即使用一种最粗浅的方法指出）如何去应用它们呢？归根到底，这就是武断的教条（这些教条十分顽固，因而最后它们便必然诉之于武力）和在我们所已有的最好智慧所指导之下诉之于明智的观察（这就是科学方法的核心）之间的争端。

我们不妨用一个事例来说明，如何在过去认为不可变迁的、绝对的东西上面运用科学的思想。这个事例是从皮尔斯（Charles Peirce）那里引用来的。皮尔斯，远超过别人，是道地的美国哲学的创始人。这个事例是从其在道德上十分重要的一论著中（即真理的意义）采用过来的。根据传统对真理的看法，真理是我们所已经掌握的一些永恒不变的原理的一个固定的结构，并要求一切其他的东西去遵从它。与此相反，皮尔斯说：真理“就是一个抽象的陈述和那无尽的研究要使科学信仰所趋向的一个理想限度之间的一致”。即使“坦白承认某一种科学信仰是不正确的和有片面性的”，它在此时此地也可以达到这样的一致性，因为“这种坦白承认就是真理中的一个本质的成分”。我们在这里极简单地陈述了，在一个重要的事例中，在相信固定与相信变化之间所作的深刻区别。在这里，也明确地意味着：变化是指不断地生长、发展、解放和协作。而固定是指教条主义，而教条主义在历史上表现为不协调和对反对者和探究者的凶残迫害。相信不断地去寻求探究和相信对已有东西的非教条主义的友好态度（这是不断持续努力的一种刺激），这种信仰在那些没有受过包括有科学精神的教育的人们看来，乃是一种系统的、漠不关心和漫不经心的态度，乃至到了不道德的程度。

政治民主的核心是用讨论和交换意见的办法来裁决社会上的差别。这个方法大致接近于用实验探究与检验的手段来影响变化的方法：即科学的方法。民主程序的基础就是使社会改变依赖于实验的结果；它是一种实验程序，它受暂行的原理所指导，而这种暂行的原理又在这种行动的尝试过程中得到检验与发展。不过它的实际活动由于受到有人怂恿我们退守的那种哲学的顽固影响而有所妥协。

欧洲大陆是现在世界上最骚乱的部分，也是其他一切地方可悲的骚乱的来源。正是这一部分的人们最执着地忠于那种要我们所退回的教育哲学。从文化上来讲，美国必须被看做是欧洲的一个支脉，否则就被看做不是属于地理意义的一个新世界。采取后一种看法既不是一种轻率的爱国民族主义，也不是一种孤立主义。它是承认要做的工作。欧洲在科学成就方面在世界上一直是领先的，或者说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如此。在经过了一段长时间以后，美国在造型艺术和文学方面才赶上“旧世界”的成就。但是一般地来讲，欧洲，而特别来讲德国是这样一种实践和哲学的家乡。这种实践和哲学的基础就是在技术的和变异的科学和坚持固定不变原理的道德之间加以严格的分隔。如果把“新世界”这个名字用之于美国，那就是因为我们要担负起任务，把为人们要求我们所退守的哲学和教育所严格分开的东西加以协调统一。

总之，推迟与阻碍民主运动有意识地实现统一性和稳定性的主要影响，显然就是坚持教条主义的固定性和齐一性的哲学。因此，那些自称为哲学家们的主要的行动机会和主要的责任，就是要弄清楚在民主和那种使科学革命化了的引导变化的方法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样，而且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标准上、目的上和方法上的二元论——即我们现在所正在忍受的这种分隔的情况。技术工业是科学的产物。它也是在实际决定社会条件中最广泛和最深刻的影响因素。在我们当代，最直接的人类问题就是如何把新技术所交给我们手里的无限资源转变成为人类的积极工具。反动哲学所作的贡献就是主张：技术与科学是内在地属于一种下等的和不自由的性质的！

当前，社会哲学所存在的问题大部分乃是在一种所谓“个人主义”的东西和所谓“社会主义”的东西之间进行抽象的争论。但是问题却是具体的。各个工厂和田间的作业能怎样像它在生产大量的合理、廉价供应的物质物品一样，在具有教育性质地解放和促进人类的才能方面作出贡献？用它自己的专门名词来讲，这个问题只能用不断地实验观察与检验方法来加以解决。如果有人感觉需要有一个特别的例子来说明科学与道德之间、“自然”事实与人类价值之间的联系，他们将在这里找到这个例子。

颂扬“物质的”与“精神的”之间、不变原理与迅速变化的社会条件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的那种哲学，阻碍着我们有效地去解决这个主要的争端。当然，这个争端的解决将不会在哲学中。但是哲学的机会却是帮助我们扫除我们现在解决问题途中在理智习惯上的障碍。

只要学校教育是这种实际需要的手段的一部分，教育理论或教育哲学就有任务和机会，去帮助我们打倒坚持固定性的哲学。这种哲学支持外在权威而反对自由协作。它必然要对这个见解进行战斗：即道德是完全离开科学与科学方法而在它之上的一种东西。它必然要废弃这样一种见解：即人类的日常工作和职业，跟文学研究比较起来是可以忽视的；此时此地人类的命运和某种超自然的命运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它必然要全心全意地不仅接受技术的科学方法，而且接受人生的科学方法，以达到现代民主理想的希望。

（194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