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院的问题

在近来关于自由教育的讨论中，有一件最突出的事情就是广泛地而且似乎自动地把“解放”（liberating）和“自由”（liberal）当做同义语用。因为这标志着与传统观念的分裂，传统观念认为有某一类的学科是自由的，其所以自由是由于在它们之中有某些内在的东西——属于它们的一种内在的本质或本性——就好像曾经一度有人说过的，鸦片使人睡觉是因为它本身具有一种催眠的本性。对于自由艺术的这种观点在某些作家和教育家们看来是有好处的，因为这样就可以无需乎密切地去研究：这些学科对那些学习这些学科的人们讲来实际上得到了什么结果。如果有一类特殊的学科它本身本来就是“自由的”，那么这种研究便是无关紧要的了。在一定的情况下没有发挥一种具有解放作用的教育影响，这不是由于这些学科的过失，而是由于一些外在的条件，例如有些学生天生不能上升到真正“理智的”水平。把“自由的”东西说成是“具有解放作用的”的东西，这就把自由教育和自由文艺学院（目前中文简称“文学院”——译者注）的问题置于探究的领域之内了，而在这个探研的领域之内是用实际所达成的结果来解决争端的。所提出的要求是否合理，这要在可观察到的后果中而不是在先验的教条中去发现。

以上概括性的陈述在于明确目前自由文艺学院（或文学院）的问题中的具体意义，我们可以突出地在历史方面的考虑中看出来。有一种理论主张某些学科之所以是自由的，是因为在它们自己的本性中有一些永远固定不变的东西。这个理论是早在科学方法尚未兴起之前所形成的。这和曾经主张一切认识的形式也都是如此的哲学理论是一致的。因为按照这个主张，如果任何东西是可知的，那就是由于它具有内在的本性、形式或实质，因此，认识就是用纯“理智”去直接掌握这种本性。这个主张已为构成科学革命的实践所全部否定了。

第二，这个传统的主张是在一个前科学和前技术的时代中体现在教育制度之中的。自由文艺和实用工艺形成尖锐的对比。这个对比在社会和文化条件方面是有它的根据的。实用艺术或工艺是单纯在一定的固定常规之中通过学徒的方式获得的，在这里面，对原理的洞察是不起多大作用的。几百年以来的工业革命乃是科学革命的结果。现在只有最落后的“实用”艺术才仅仅是属于经验常规之事了。它们现在是有技术性的，这一事实意味着它们是以对最后原理的科学理解为根据的。

第三，而且是最重要的一点，社会组织也经过了一场革命。在“自由艺术”和“实用艺术”之间的区别乃是一种时代的产物，那时候从事于工业生产的人们是机匠和工匠，他们占有奴隶的社会地位。当时社会上事实上划分成为自由人和奴隶、农奴，而只有前者接受“智力的”教育，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它必然意味着是受着文学的和语言的训练。如果不跟这些事实联系起来看，我们就不能懂得传统的、关于自由艺术的主张所具有的意义。在科学革命激烈地改变了认识、理解和学习的性质与方法的时代，在工业革命彻底破坏了手脑之间的攀篱的时代，新兴民主的政治革命正在给予那些过去曾为农奴的人们以社会上自由的地位。因此，它也破坏了传统在适用于“绅士”的艺术和适合于那些从事实用工艺物品生产的人们的艺术之间划分鸿沟的基础：即破坏了在“自由艺术”和“实用艺术”之间加以分隔的基础。

我们不可能掌握和陈述当前文学院（自由文艺学院）的两难处境，以及它在社会中所应担负的职责，除非我们把它们放在不可倒退的历史运动中去，把它们同这个不可倒退的历史运动这样联系起来看。有人把当代我国文学院的问题归因于一些搞错方向的教育理论家们的活动，而不归因于现在正在不断得势的社会力量的影响，这是最愚蠢可笑的事情。还有一些人重用把“自由的”和文字的、文学的和形而上学的东西等同起来的陈腐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他们断言说他们的反对者们是完全满意于目前这种情况的。这种断言也同样是愚蠢可笑的。因为事实上，后者许多年以来就与前者一起指出当前大学教育所特有的混乱、冲突和不稳定性。

当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观看这个情境的时候（这种观点对那些完全只受文学和形而上学训练的受害者们和赞同者们来说是十分陌生的），那么我们就看到科学研究已经不顾那种壁垒森严的正统派的反对进入了学院，这不是因为人们内在地爱好科学知识——更不是因为人们广泛地专心致力于科学方法，——而是因为这些科学研究在指导社会事务中有着不断增长着的重要性。当拉丁文丧失了它作为学者间相互交流的普遍语言的垄断地位的时候，一些活的语言加入到课程之中。不仅在旧的文学士的学位以外还增添了科学士和哲学士的学位（或者扩大文学士的范围而把这些新的学科包括在内），而且课程也充实了，它的目的也变得不确定了。

新方式的社会压力并不到此为止，它产生了大量新的职业和工作。它们和三种传统的“学问”专业进行激烈的竞争，而这种竞争的影响也进入了学院。同时在两个有学问的专业中，在医学和法律的专业中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化学和生理学方面的新发现使医学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以致实际上不可能在原来分配的时间以内学完一切所应该准备的功课。有一些如果不是在名义上，而是在实际上应该在学医以前学习的学科也进入了学院。在工业和商业中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它们的社会效果影响了法律的实践。在大学教育方面的后果虽然没有像在医学方面那样明显，但是它们却实际存在的。

这里简述的这些社会变化所产生的变迁的实际结果，使得“自由艺术学院”这个名称成为回忆性质的而不是描述性质的了，因为它已被用来作为许多大学学院的名称了。在这样的环境之下，那些采取旧的文艺观点和形而上学观点的代表们改守为攻，这一点就并不奇怪了。他们认为有些学科是内在自由的，和这个观点一致，他们宣称其他的学科，尤其是属于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学科，除非被限于严格的隶属地位，否则，它们就是内在地不自由的、唯物的、屈从于功利主义的。社会革命，不管发生怎样的反动，是极少（如果有的话）会完全回头的。我不相信美国的大学在大多数情况之下会回复到传统的自由文艺学院的那种文艺的和形而上学的课程方面去的。我似乎看到那些在口头上积极这样主张的人们却在踊跃地接受捐款，在一个已经陈腐的课程中再更多地增添一些新的、科学的和半职业性质的课程。

我认为危险是在别的地方。有可能会冻结现存的这些不自由的倾向而加大现存的这种不希望有的分裂和区分。有一个时期，技术教育在许多情况之下阻止了人们明智地去熟悉与利用过去伟大的人文主义的产物。这时候我们发觉，“古典作品”的阅读和研究被孤立起来了，并把它置于与其他一切东西尖锐对立的地位。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保证文学院（自由文艺学院）发挥其应有的功能的问题就是留心使现在社会所必需的技术科目具有一个人文的方向。在这些科目里面没有任何“内在地”排外性的东西；但是如果把它们同它们的人文的来源与启发割裂开来，它们就不能发挥解放的作用。在另一方面，如果把书本同当代生活的需要和争论的活生生的关系割裂开来，这些书本本身也就变成过分技术性的了。

显明的需要是把关于人和自然的知识、关于准备从事职业的知识混合起来，深刻地意识到工业和工业职业在当代社会中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后果。从这种需要的表面看来，我们是在竭力主张必须有一个系统地区分它们的政策。我最近接到一位在公共生活中有声望的、但不是职业教育家的人士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他写道：“我们上百万的军队由于他们缺乏文化教育，以致不能赞赏他们的环境和正在发生的变化，回家时都成了反动的人们。”我还要加上一句：在国内，还有好几百万人受着漂泊不定的生活的影响和受着一些预定的“领袖们”的支配，由于缺乏使他们能够赞赏他们的环境和事态之进展的教育而迷惘惶惑。我相信，文学院（自由艺术学院）目前的功能就是利用我们手头所掌握的资源，不管人文文学也好，科学也好，具有职业意义的学科也好，以保证人们有能力赞赏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中的需要和争端。这样的教育虽然远离中世纪时期的七种自由艺术，但将会具有解放的作用，正因为它会像七艺在它们形成的时代中所试图发生的作用那样，在当代世界上发挥它的作用。

（194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