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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自由主义给予个性和自由的重视，确定为今日自由主义的哲学讨论之焦点。这个早期自由主义本身就是那反对寡头政治的1688年“光荣的革命”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所产生的结果。所谓“光荣的革命”主要是纳税者的一种要求，即要求政府对于新教提出的信仰自由的要求不要采取专横独断的行动。在所谓自由主义中，对于自由和个人自由行动的要求主要来自新兴工商业阶级；这种要求反对政府通过立法、公法、司法和其他国家制度加在经济企业自由上的种种限制在上述两种事例中，都把政府行动和欲得的自由看成互相对立的东西。关于自由的这种概念持续了很久；它在这个国家内，由于殖民地的革命和开拓新地的情况而增强了。

19世纪的哲学自由主义，或多或少的由于最显著的经济兴趣，在英国自由党运动的天赋人权的概念以外，又加上了自然律的概念。它认为在社会事务中，如同在物质事务中一样，亦有自然律；这些自然律在本质上是经济的。相反的，政治的法律是人制造的，所以在那种意义上是不自然的。因此，认为政府在工业和交易上的干涉不仅是违反固有的个人自由，而且是违反自然律——供应与要求的规律即是一例。政府行动的正当范围仅是防止和补救个人在行使其自由权时，侵犯他人的类似的或同一的自由。

但是早期的自由主义的内容并不限于工商企业上创造和经营的自由。在其主要的宣传家的内心中，还有关于心灵自由、思想自由与表达思想自由的言论、写作、印刷、集会等自由的同样热烈的要求。关于信仰自由的更早的兴趣被概念化了，所以不仅是更广泛的，而且是更深刻的了。这个要求是18世纪理性的启蒙运动和科学的兴起之结果。在拿破仑失败后，反动的高潮要求秩序和纪律时，思想与其表现的自由之运动有很充分的根据和机会。

早期的自由主义的哲学已完成其英勇的职责。它最后成功地扫除了（特别是在其发祥地大不列颠）无数的弊端和限制。19世纪的社会改革史差不多就是自由主义的社会思想史。我并非由于忘恩负义而将要强调它的种种缺点，因为承认这些缺点对于陈述现在和将来的自由主义的哲学之因素是很重要的。它的基本缺点是不能认识历史的相对性。这种缺点的表现是：把个人看成为既定的、完全自足的东西，并把自由看成为个人的现成的财富，它只需要除去外部的束缚即可充分表现出来。早期的自由主义的个人是牛顿式的原子，对于其他个人只有外在的时间和空间的关系，不过在每一社会的原子中蕴藏着内在的自由。如果这些观念仅是实际运动的集合的呐喊而已，其祸害并不特别大。但是它们构成一种哲学，在这种哲学中，关于个性和自由的观念变为绝对的和最后的真理；而这些真理在一切时间和空间内都是真的。

这种绝对主义，这种忽视和否定时间的相对性之理论，是早期的自由主义容易堕落为假自由主义的主要原因。直截了当地说，我所谓假自由主义即是“自由同盟”和前总统胡佛所代表的观念。我称之为假自由主义，因为它使博大的观念和理想坚硬化与狭隘化了。字眼虽依然相同，但其涵义则大异；当少数人用以反对压迫的措施时，这些字有一种意义，当一个团体已获得了权力并运用从前作为解放武器的观念以维持其既得权力和财富时，这些字有另一种意义。当从前作为引起社会改变的工具之观念被用做阻止社会改变的工具时，这些观念的面貌已改变了。这个事实的本身即是历史的相对性之例证，并足以证明早期的自由主义关于其观念的不变性和永恒性的学说是有害的。由于自由主义相信其观念的不变性和永恒性的这个事实，自由主义的衰落的学派认为，放任政策的学说表现自然秩序本身。结果是个性观念堕落下去，直等到在许多力求个性的更广泛、更丰富的发展的人们的心目中，个人主义变成为叱骂和谴责的名词，同时，许多人发现除了用暴力去加以改变外，没有补救方法足以祛除在工商企业中利用社会的无限制的自由所带来的祸害。把整个自由问题看成个人和政府的对立问题的历史倾向产生了痛苦的结果。它是在专制政府时代诞生的，但是在政府已变为民主的并在理论上已是人民的公仆以后，它仍继续影响着思想和行动。

我现在要讨论，如果把绝对主义的遗毒肃清了，自由主义的哲学将是什么？第一，这样的自由主义知道个人不是确定的、给予的、现成的东西。它是培养出来的东西；它不是孤立地培养出来的东西，而是通过物质的和文化情况的协助与支援而培养出来的东西；所谓“文化的”，不仅包括科学和艺术，而且包括经济的、法律的和政治的制度。这种自由主义知道社会情况可能限制、歪曲和阻止个性的发展。所以它关心于那些对于个人的生长有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之社会制度，其目的在使个人不仅在抽象理论上，而且在事实上将是倔强的人格。它不仅关心于消除虐待和公然的压迫，而且关心于积极改造那些有利的法律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制度。

第二，自由主义有历史的相对性的观念。它知道个人和自由的内容是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的；不仅个人从婴儿时期到成年时期的发展是如此的，而且社会的改变亦是如此的。和教条的绝对主义正相反的哲学是实验主义。历史的相对性和实验方法的关系是内在的、本质的。时代意味着改变。个性在社会政策的关系上之意义，是随着个人在其中生活着的情况的改变而改变的。因为早期的自由主义是绝对的，所以它是“非历史”的。它以一种历史哲学为基础；这种历史哲学假定如同牛顿系统中的时间一样，历史只意味着外在关系的改变；而这种改变是数量的，不是质的和内在的。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亦是如此的，因为它假定：在社会中的时间的改变是不可避免的——即是说，这种改变是为一个法则所支配的，而这个法则的本身又是“非历史”的。在事实上，19世纪的历史主义和进化论的学说是不彻底的学说。这些学说假定历史的和发展的过程，是为时间过程外的法则或公式所支配的。

如果自由主义接受实验的程序，它同时亦要接受个性和自由的观念随着社会关系的改变而不断改造的观念。我们只需指出从早期的自由主义产生的那时起直到现在，由科学和技术引起的生产上和分配上的种种改变和这些改变对于人生关系的种种条件上的影响。实验方法承认在观念和政策中的时间的变化，所以观念和政策应与事实相协调，而不应与事实相背离。任何其他观点都坚持一种严格的观念论，都假定事实应符合于观念，而观念是离开时间或历史变化而独立形成的。

所以，对于彻底的、社会的自由主义有两种重要的要求：第一是关于在动荡中的现存情况的真实研究；第二是主导的观念，即是为了发展个性和自由而应付这些情况的种种政策。第一种要求是如此明显的假定，我不必再加以说明。第二点则需要补充说明。实验方法并不仅仅是乱搞一阵而已，亦不是做点这个事情又做点那个事情，而希望事情因此得到改进。如同在自然科学上一样，实验方法意味着努力地指导一套连贯、体系的观念或理论。与绝对主义的一切形式相反，它主张应把观念和理论看成为行动的方法，并且这些观念和理论应为其在实际社会情况中产生的效果所考验并不断修改。因为观念和理论是行动性的，所以它们改变社会情况，同时，以社会情况的真实研究为基础的第一个要求，使它们获得不断的改造。

最后，如果过激主义意味着采取的政策所产生的社会改变是激烈的，不是片段的，那么，在作为社会哲学的自由主义和过激主义之间并无原则上的矛盾。主要的问题是：关于改变着的情况的研究，揭发出什么程序。在过去一个世纪中，特别是在过去40年来，这些改变是如此惊人的，我想过激方法在目前是必要的。但是，这里所要求的一切论证是承认这个事实：在自由主义的本质中，并无使其成为提倡调和或较小的“改革”的软弱理论之因素。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的自由主义者在当时亦被认为是有颠覆作用的过激主义者。

上面说的话应可说明：自由主义的中心问题是形成和执行政策的方法问题。已指示出来的方法是对于智慧给予最大信赖的方法。这个事实使它反对过激主义的那些形式；那些过激主义主要地信赖实力，并把用实力彻底推翻现存制度作为实现社会改革的方法。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将强调所用工具和所产生结果的完全相关的重要性。这个原则使他知道假自由主义所用的工具只能维持和增加现存情况的祸害，同一原则亦可使他知道：单纯依赖实力作为社会改变的工具，决定着实际产生的结果之性质。有些学说，不管是来自墨索里尼的或是来自马克思的，作出这样的假定：因为某些目的是可欲的，所以利用实力必能达到这些目的而并无其他后果；这些学说都绝对是理论限制智慧作用的另一例证。如果采取单纯实力政策，实际结果本身将起一种对消作用，使所要达到的目的后来在事实上仍须用实验智慧的方法达到之。

我并非说，上述的那种过激主义者独占了利用实力的政策。事情恰恰相反。反动派都拥有实力，不仅有陆军和警察的实力，而且有出版事业和学校的实力。他们不公开主张用实力的惟一理由是他们已拥有实力，所以他们的政策是用理想主义的词句去隐蔽其实力政策；他们目前滥用个人创造性和自由等名词，即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这些事实说明单独信赖实力的基本祸害。作用与反作用的力量是相等的，虽然其方向是相反的；实力本身是物质的。信赖实力迟早将引起对方实力的反抗。在这里，我不想讨论智慧和实力的关系问题。我只能说，当拥有的实力是如此盲目的和顽固的，以致用全力去反对那利用研究的、交通的、组织的自由以实现社会改革的办法时，这些实力不仅鼓励那些要求社会改革者亦利用实力，而且使他们有正当理由去利用实力。自由主义强调智慧的方法，这并不是无条件的和平主义，而是要在情况容许的条件下不断利用智慧的方法，并要探究一切可能的事物。

在作结束语时，我要强调在本文前一部分提到的一个论点。自由的实际意义的问题比较政府和个人的关系问题是更广泛的；更不必说，那假定政府行动和个人自由在一切情况下都是在隔离的和独立的范围内之学说是荒谬的。政府是一个因素，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它出现在社会场面上是与其他事物有关联的。在目前，这些其他事物是经济的和文化的。关于第一点，把自由看成为企业投机者的自由而忽略广大劳动者（脑力的和体力的）所受的束缚，这是荒谬绝伦的。关于第二点，只是当人们有有效的机会去参与文明的一切活动时，他们才能获得人类精神和个性的完全自由。没有经济事务是单纯经济的，它对于文化自由的存在与否有深刻的影响。凡是不重视文化自由并不能看出它跟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工业自由的关系之自由主义，都是退化的和欺骗的自由主义。

（1935年）